鸳鸯是美丽的水鸟，常在水中相伴嬉戏。雄鸟为鸳，色彩艳丽，雌鸟为鸯，色彩不如鸳漂亮，白色贯眼纹，喙呈灰色。
西晋崔豹在《古今注·鸟兽》中描述:“鸳鸯，水鸟，凫类也。雌雄未尝相离，人得其一，则一思而至死。故曰疋（pǐ）鸟。”鸳鸯不仅被古人视为爱情和婚姻的象征，比喻夫妻之间不离不弃，也用来形容朋友之间的友谊，比喻为朋友之间互相帮助，像鸳鸯在水中彼此扶持一样。因此，李商隐用“南塘渐暖蒲堪结，两两鸳鸯护水纹”表达想与爱人永不分离的心愿，李白用“鸳鸯双双去，翩翩万里情”诉说对汪伦的依依不舍之情。
我的主人也对鸳鸯情有独钟，他原本想用金银玉器打造我，但我们那个时代朝廷明令禁止用这些贵重物品为明器，为了让我能够与他生死相伴，主人只好降低成本将我塑成辽三彩釉陶壶。不料此举却歪打正着，斑斓的辽三彩将我刻画得活灵活现。
辽三彩，顾名思义就是辽代烧制的三彩瓷器，主要色彩为黄、白、绿。工匠塑造我时，先用一个印模做出壶腹的两面，然后黏合在一起。因为出自同一个印模，所以壶腹两面完全相同。
我的整体造型是一只浮在水面的鸳鸯，高20.1厘米，陶胎为浅褐色，身体上黄、白、绿釉色鲜亮明艳。工匠把注水口设计在了我的背上，口呈五瓣花形，直径8.3厘米，周围环绕流云纹。注水口与尾部用弧形水花纹柄与提梁相连，壶口的下部与尾部相接。工匠巧妙地把我的嘴巴设计成壶嘴。从正面看，我的嘴巴圆圆张开，给人以酒水呼之欲出的感觉。
远观，我昂着头，羽冠高耸呈弧线形，双目炯炯，神采奕奕。近看，我的羽翼隆起，线条刻画生动，显得特别饱满，视觉栩栩如生。工匠还用细小的羽毛为底衬，托以披羽和翅膀，形成三层相叠的立体浮雕图案。他又在我的腹下设计了一片莲叶，让我看上去更有浮在水面的意境。我的底部是高2.3厘米、直径9厘米的假圈足，无釉。俊俏秀丽的我出窑后很得主人欢心，一直陪伴着他，直到去了另一个世界。
三彩鸳鸯护水纹
□高玉璞 通讯员 贾秀梅
鸳鸯不仅善于在水中嬉戏，还可以在空中飞翔，聪慧机敏，因经常成双出入，被誉为“爱情鸟”，常作为题材出现在器具上。辽代受中原文化影响，金银器、陶瓷器、丝织品上常见有鸳鸯图案。
鸳鸯的嘴巴被巧妙地设计成壶嘴。从正面看，嘴巴圆圆张开，给人以酒水呼之欲出的感觉。
注水口与尾部用弧形水花纹柄与提梁相连，壶口的下部与尾部相接。
辽三彩鸳鸯壶的壶体采用陶瓷范模压印工艺而成，形成了立体半浮雕的艺术效果。黄白两色交互使用，以白色为地，黄色突出部位的手法是中原金银器制作工艺中常使用的锤揲手法。
赤峰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有着丰富的历史遗存。1977年，在松山区王家店乡辽墓出土的文物中，一件非常精美雅致的辽三彩鸳鸯壶让人们惊叹工匠的技艺。
辽三彩鸳鸯壶灰白色胎，外施一层化妆粉，三彩施釉至腹与圈足接合部，彩釉鲜艳肥润，施釉精细周密，入驻赤峰博物馆的“契丹华韵”展厅以来，一直稳居“C”位。
辽瓷在我国古代丰富多彩的瓷系中颇具特色，仿定瓷、辽白瓷、辽三彩器等器型，工艺独特，自成体系，是我国古代制瓷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辽三彩是辽代独有品种，继承了唐三彩的传统。唐三彩为淋釉，施釉交融，釉面自然流动，高温中流动形成斑斓色彩。辽三彩则根据印花纹饰的内容施彩，施釉不交融，釉面少流淌。黄、白、绿是辽三彩主要色彩，装饰手法有印花、刻花和贴塑等。
赤峰博物馆副馆长贾秀梅介绍，辽瓷最早烧制年代始于何时，目前尚无确切证据可考。但从有确切年代的墓葬出土的器物中发现，在辽穆宗应历年(951年—969年)以前就已有了黄、绿单色釉陶器，可以断定这时已经有三彩陶器。辽三彩在承袭唐三彩传统手法的基础上，有了自己特色的发展，在我国陶瓷发展史上具有一定地位。
辽瓷大体分为四类：第一类为高温细胎瓷，包括辽白瓷、仿定瓷、仿磁州窑瓷等，主要是受中原汉文化影响，按照中原地区原有器型烧造而成。第二类为高温缸胎瓷，产品多为大器型。第三类为普通的陶器，有灰陶和黑陶器，一般多作为日用器皿。第四类为低温釉陶器，烧制温度在摄氏800度左右，产品包括单色釉器、三彩器等，多作为明器，三彩鸳鸯壶便属于这类。
贾秀梅说：“虽然目前出土的辽三彩器众多且造型多样，但鸳鸯造型的三彩器在正式考古发掘资料中数量却不多，鸳鸯壶可谓是辽三彩中的精品之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辽三彩鸳鸯壶的壶体采用陶瓷范模压印工艺而成，形成了立体半浮雕的艺术效果。这种工艺主要仿自于中原金银器的锤揲技术。锤揲是根据錾刻工艺手法扩展的一门手艺。辽三彩中黄白两色交互使用，以白色为地，黄色突出的部位用的就是锤揲手法。
辽代多以动物造型作为壶类器物，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唐三彩的启发。辽三彩鸳鸯壶在吸收借鉴中原文化因素的同时，又保留了传统皮囊壶的形制，器物造型设计成为小口扁腹的样式，更适宜游牧部族。作为一件精美别致的明器，是工匠在精湛陶器制作工艺基础上充分发挥想象力制作而成的。
鸳鸯不仅善于在水中嬉戏，还可以在空中飞翔，聪慧机敏，因经常成双出入，被誉为“爱情鸟”，常作为题材出现在器具上。辽代受中原文化影响，金银器、陶瓷器、丝织品上常见有鸳鸯图案。
辽三彩是契丹人在与中原汉族频繁的接触中学习中原文化、接受中原地区生产生活方式背景下产生的。辽三彩集中出土于辽代晚期遗址中，这时正是辽代陶瓷器繁荣发展的时期，也是中原地区与辽地交往最为频繁的时期。
辽三彩为高温素烧胎体、低温烧釉的二次工艺烧制而成。在烧制时需要在胎体表面涂抹一层质细色白的粘土作为化妆土，作用是填补坯体不平、遮蔽有色坯体，增强釉彩色度。
烧制辽三彩鸳鸯壶的窑厂是当时在松山州境内的官窑（今赤峰市松山区城子乡缸瓦窑村），始烧年代在辽代晚期，金代续烧，是当时辽代规模最大的窑厂。它烧造的陶瓷器品种有白釉瓷器、黑釉瓷器、茶叶末釉瓷器、黄釉陶器、三彩釉陶器。其中，三彩釉陶器是一个重要品种，烧造时间主要在辽代晚期，成形多采用模印成形，模印花纹为半浮雕花纹，纹饰主要为植物纹、动物纹、人物纹。
辽三彩鸳鸯壶是工匠以细腻之心制作的巧夺天工的艺术品，希冀美好的爱情与真挚的友情生死永恒，体现出辽瓷的韵味之妙。
三彩瓷是中国特有的瓷器，辽三彩是三彩瓷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辽三彩中可以看到三彩瓷的绚丽，在三彩瓷中可以看到中国彩瓷的精美。辽三彩为中华陶瓷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对金元三彩乃至明清素三彩的发展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贾秀梅
辽三彩是契丹人与中原汉族在频繁接触中学习中原文化、接受中原地区生产生活方式的背景下产生的。
辽三彩以仿照唐三彩烧制为主，但又体现出自己的特色。在釉色方面，唐三彩虽称为三彩，其实质为多彩，颜色一般有深绿、浅绿、翠绿、黄、白、蓝、茄紫、褐等釉色，且在一个器物上釉色相互浸润，烧成后色彩斑斓，变化丰富。辽三彩主要由黄、白、绿三种颜色组合而成，其他颜色较为少见，且各种釉色之间浸润很少，因釉色素雅、端庄，所以有人称其为“草原色”，这在辽三彩鸳鸯壶上体现较为明显。
在胎土方面，唐三彩的胎一般使用白色或红色粘土，质地细密坚实，烧制的火候比辽三彩高。辽三彩的胎一般为黄沙胎，呈现红褐色、淡红色、黄色或土黄色，质地较细软。在装饰手法方面，唐三彩主要是在无色釉的白地胎土上使用黄、绿、青、蓝、紫等色描绘花纹图案，造型丰富，几乎囊括了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如瓶、罐、盘、壶、灯、枕、床、箱等日常生活用品以及建筑模型、牲畜、人物俑等。辽三彩的装饰手法主要有印花、划花、贴花、雕花、堆塑等，陶塑作品和大型器物不多见，小型器物居多，造型颇具特色。辽三彩鸳鸯壶的花形注水口部位，使用的就是堆塑手法，鸳鸯壶模范成型后，塑造花形口黏结到壶体上。
辽三彩属于低温釉陶器，多为明器。根据考古发掘，辽三彩器主要集中出土于辽代中晚期的遗址，这一时期正是辽代陶瓷器繁荣发展时期，也是中原地区和辽地交往最为频繁的时期。
鸳鸯壶作为辽三彩中的精品之作，无论器物造型还是装饰技法，均体现出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两者间的吸收借鉴与交流融合。
在我国悠久的陶瓷史上，唐三彩以其色彩斑斓、造型生动、工艺精湛而著称。其釉色交融自然，器物形象栩栩如生，展现了唐代陶瓷艺术的巅峰。唐之后，制作工艺与烧制方法承袭了唐三彩的辽三彩，以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陶瓷发展史上的一颗明珠。
辽三彩的产生与辽朝廷学习唐朝禁止贵重金银器陪葬的禁令有关。唐朝开国初期，社会上充斥着厚葬的不良风气，为此，唐太宗李世民专门颁布了诏书《戒厚葬诏》，要求所有臣民崇尚节俭丧葬。诏书说：“死者终也，欲物之反于真也；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富者越法度以相高，贫者破资产以不逮。徒伤教义，无益泉壤。为害既深，宜有惩革。其公以下，爰及黎庶，送终之具有乖令式者，明加检察，随状科罪。在京五品以上及勋戚之家，录状闻奏。”大意是：所谓死，就是生命的终结，也就是让事物返璞归真；葬，就是藏起来，让人不能看到。人们认为厚葬才是送终，修建高坟才是行孝，随葬的衣被、棺椁极度奢华，殉葬用品多为金银珠玉。富贵之家超越法度互相攀比铺张，贫穷人家倾家荡产也赶不上。这种厚葬的现象为害很深，应该革除。凡是公以下的官员以及平民百姓，从今以后，送葬的器物如有违令规定的，必须严查，依据情节的轻重给以治罪。在京的五品以上官员以及皇亲国戚、元勋功臣之家，要写成书面报告，呈奏上来。
由于唐太宗提倡节俭，限制铺张奢靡的消费，使得贞观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由此可见，《戒厚葬诏》的颁布和推行，对当时社会风气的扭转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辽圣宗效仿唐朝,四次诏令“禁止葬礼杀马及藏甲胄、金银器玩。”兴宗朝明确各等级殉葬所用器物，规定宰相、节度等可用银器随葬，其他等级的贵族不能随葬金银器。为了满足需求，人们只好找其他替代品。陶瓷类产品生产工期短、数量容易满足，成为首要考虑的对象，再加上唐三彩有作为明器的传统，辽三彩器自然而然成为辽代中后期随葬器皿的首选。（雷焕 供稿）
来源：内蒙古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