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暗花明，受到援助
让刘新年没想到的是，木材上火车时又遇到了难题
刘新年说，当地同志告诉他，按照规定，江南木料想过江北，不仅需要原农林部的批文，还需要原国家计委的批文。“好说歹说都不行，可如果去北京拿批文，来回折腾几个月，不光人受不了，厂里也等不起啊！”
“当地铁路系统的同志了解到我们的情况后，提出可以在运输的货物单上填‘成品模具转让’，让货物先发出，以解我们的燃眉之急。”刘新年表示。就这样，100m³模具木料顺利装车，“装了3个车皮，1977年正月初一开始装车，正月初三发出，正月十六就运到了厂里”。木料顺利发走后，刘新年也乘火车返回了鹤壁。
为了表示对当地铁路系统同志的感谢，刘新年和厂里值守的同志取得了联系。“让他们打报告，从我市肉联厂批点儿猪油出来。”刘新年说，“云南当地海拔比较高，和咱中原地区的生活习俗不太一样，当地人喜欢吃大油（猪油）、辣椒。”值守同志了解情况后，火速发去了5桶50斤装的猪油和100箱肥皂，还有十几盒大包装的清凉油。“云南蚊虫多啊，那边蚊子有半个手指头那么大，当地有句俗话叫‘三个蚊子一盘菜’。”
为了重型机械厂，刘新年在云南忙活了大概一年时间。又经过近两年的艰苦奋斗，重型机械厂的发展终于步入正轨。“最红火的时候，天津等地十几个厂子的业务员常年住在厂里，就等着产品下线。产品一下线，就被他们拉走了。”
▲祁殿臣（受访者供图）
进入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冲击逐渐显现。“原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工厂生产啥产品、生产多少，都是国家定的。”祁殿臣还记得每年年底就会召开订货会，“国家根据需求制订生产指标，厂里只要完成这些生产指标就行，至于销售给谁，那都是订货会上定好了的。”
祁殿臣还提到了一个带有浓重时代烙印的有趣现象：“咱鹤壁这么多煤矿，却基本没有用过矿山机械厂的产品。矿山机械厂的产品，都由国家根据需求统一分配。”这一切，随着市场经济的开放，逐渐发生了变化。“最明显的变化就是订单没有以前多了，开工不足，工资也就跟着降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明显感觉厂里的效益一年不如一年。”
面对剧烈的变革，矿山机械厂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开始了艰难的转型，并一度看到了重新焕发生机的希望。“矿山机械厂很多产品是有色金属设计院（隶属原冶金工业部）设计的，关系一向不错。”祁殿臣说，“当时，厂里派人到北京去拜访有色金属设计院，跟人家商量，看能不能设计点儿产品，让我们能跟上时代。”
没多久，北京就传回了好消息。“有色金属设计院给我们设计了两款产品，旋转木马和大型户外自控飞机游乐设备。”不少鹤壁市民对这两款产品有印象，很多80后一定还记得小时候坐过公园里的飞机游乐设备。当时，山城区枫岭公园还引进了两台。“我们生产的就是那种飞机和旋转木马。”祁殿臣说。
拿到有色金属设计院出的图纸后，矿山机械厂立即组织了生产，并携带样品参加了当年儿童节前夕在北京举行的儿童游艺展。“当时我在厂里负责劳保用品这方面的工作，一开始并没有跟着去北京。”祁殿臣回忆，从北京传回的信息表明，产品展出后大受欢迎，“当场就订出去3台”。展会期间，“坐飞机”一度成为人们逛展必玩的项目。
6月中旬，祁殿臣受厂里委派带队前往北京，“把之前去的那批人换回来，他们出差也有几个月了，都很想家。”祁殿臣清楚地记得，初夏的北京非常热，“天气特别干燥，我动不动就流鼻血”。安排好每日值班的人手后，祁殿臣外出采购了一批劳保用品。“东西买回来后，我也跟着值了几天班。票价一毛钱一次，等着玩儿的人是真多啊，一天到晚都有人排队。”
“我们本来还发愁样机怎么往回运，没想到展会还没结束，地坛公园就要了。”展会结束后，祁殿臣立即组织工人把样机拆卸后拉到地坛公园，并再次组装。
有了新产品，矿山机械厂的生产一度有所起色。可惜的是，随着改革的深入，矿山机械厂逐渐难以跟上时代的步伐。
▲杨松之（受访者供图）
1980年5月，44岁的杨松之由通用机械厂调至市阀门厂担任党委副书记。“严格来说，我是调回阀门厂的，我原本就是阀门厂的员工。”11月5日，杨松之告诉记者。
阀门厂面临着和矿山机械厂一样的问题，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阀门厂的效益出现了下滑。“过去的国营企业，摊子铺得都很大。你想，阀门厂有自己的食堂、澡堂，甚至还有厂属卫生所，开支很大。效益一旦跟不上，很容易出问题。经市里同意，我们决定上马玻璃制造项目。”杨松之说，“这是厂党委当时研究的结果，感觉玻璃业比较红火，做好了会是一条出路。”
1982年，阀门厂成立了一个由30人组成的学习组，由杨松之带队前往济源学习玻璃制造技术，“在济源待了3个多月，学到了基本的技术。”
学习组回来后，阀门厂以这30人为班底新成立了一个玻璃车间，试烧制了一炉玻璃。虽然成功烧制出了玻璃，但问题也冒了出来。“咱学到的只是基本制作工艺，里面的门道还不熟，生产的玻璃有气泡，两边厚、中间薄，还特别容易碎。”
为了解决技术上的难题，杨松之又专程赶往济源、洛阳等地。“为了这个事儿，我五去济源、三下洛阳，最后从洛阳玻璃厂请了一位老师傅。”杨松之为了打动老师傅，“给人家开的工资是一天5块钱，普通工人一天也就1块多钱，这在当时算了不得的工资了。”
老师傅跟随杨松之回到鹤壁后马上开始了工作，“石英砂、硼砂、碱的配比和炉温等，老师傅手把手地教”。老师傅还提出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造玻璃用的燃料是煤，老师傅说要用发热量为6000大卡的煤。咱鹤壁也产煤，品质相当不错，但咱鹤壁产的煤不适合造玻璃，之前我们都不知道。”
为了保证玻璃顺利出炉，杨松之又专程赶往北京。“那时候，知道山西的煤符合要求，我就到市里去请求帮助，一位副市长专门写了一封信，让我带上去北京求助。北京的同志又协调山西省人民政府，从大同给我们批了一火车皮的煤。”拿到批文后，杨松之又坐火车前往山西太原。“当时机械厅作了批复，我又拿着批复文件去了山西大同，总算调拨了一车皮煤。”满载原煤的火车出发后，杨松之坐火车回到了鹤壁，“前前后后跑了一个多月。”
原料、燃料就位后，在老师傅的指导下，合格的玻璃很快出炉。“老师傅前前后后待了差不多有一星期，他走之后，我们就能独立制造玻璃了。后来，我们经过不断探索，将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区的煤和咱本地产的煤掺起来，不仅能达到要求，还能节约成本。”
生产玻璃的同时，阀门厂也没有落下本业。“原来的生产线该造啥还造啥，技术上也有一定的改进。”杨松之说，玻璃车间上马后，阀门厂一度有了起色。
▲刘新年（受访者供图）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重型机械厂的发展也遇到了困境，与矿山机械厂不同的是，重型机械厂的危机来自内部——管理上出了问题。
“1989年底，我因为身体不舒服，不当厂长了，安心治病。从别的地方调来了一个厂长。”刘新年告诉记者，“我离开时，厂子运转一切正常。”
然而，让刘新年没想到的是，仅仅一年半之后，重型机械厂就陷入了严重的危机。
“不到两年，厂子就垮了。”刘新年说，“当时厂里的账面上只剩下28块钱，连工人工资都发不出来了。几个中层干部合伙来家找我，希望我能出面。”几个分厂厂长联合起来上门请刘新年，希望他能凭借之前的业务关系，再拉几个订单。
“我大半辈子的心血都倾注在了重型机械厂，不能看着厂子垮了不伸手。”刘新年病情刚有好转，就外出跑业务去了。
▲刘新年（左二）接待来重型机械厂参观学习的客人（受访者供图）
在外奔波了几个月后，刘新年终于和之前的一个厂家签下了一个近百万元的大单子。“跟人家谈了七八次，终于让人家同意预支一部分货款。”之所以谈这个条件，是因为当时已经临近春节，刘新年考虑的是全厂工人的生计问题。“工人眼巴巴地等着开支过年了，咱拿啥开工资？只能用货款。拿到货款后，第一件事给全厂在职工人发了俩月工资，给退休工人发了一个月工资，先让大家过了年。”这一措施带来了奇效，原本死气沉沉的工厂瞬间有了生气，“人心稳了，事情就好办了”。
春节假期很快结束了，虽然人心稳了，生产资金却还是个大问题。“账上一分钱没有，拿什么去买原材料，没有原材料怎么生产，不生产拿啥交货。这一单如果交不了货，信誉就没了，以后别想接到单子了。”刘新年和几位干部商量了一下，决定召开党委会，“党委会上大家一致同意，集资”。
“根据会议决定，重型机械厂中层干部每人集资2000元，我个人拿出来5000元，职工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出资。愿意出资的工人，会按一定比例给付利息。”刘新年说，出于对他的信任，再加上条件较为优厚，工人们的积极性很高，“决定发布之后仅3个小时就集资50多万元，顺利完成了这批订单”。
▲鹤壁重型机械厂原貌（受访者供图）
此后几年间，重型机械厂勉强维持运营。可惜的是，内部管理混乱最终拖累了工厂的正常运营，在多方因素影响下，上世纪90年代后期，重型机械厂生产陷入停顿。2003年，重型机械厂宣告破产。
“破产时，我们优先安置了员工。”刘新年言语中流露出了难以掩盖的惋惜，“区里也想再努力一把，因为我在厂里威信比较高，就想让我出面，重新组织生产。我心里知道不行了，工人人心已经散了，带不起来了。”
几乎在同一时期，矿山机械厂也濒临倒闭。“咱也不清楚为啥，效益一年不如一年。”祁殿臣回忆，雪上加霜的是，由于缺乏经验，矿山机械厂还遭遇了几次重大打击。“我们生产的一批设备卖给了东北一家水泥厂，产品拉过去了，尾款却要不回来。对方耍赖皮，只说没钱，还想用水泥抵货款，我们要水泥干啥啊，可不要水泥损失更大。对方还抵给了我们两辆不知道开了多少年的车，其中一辆开到半路大梁就断了。
”连续的打击加上经营不善，矿山机械厂的生产也难以为继，陷入了停顿。2008年，在矿山机械厂干了大半辈子的祁殿臣退休了。谈起矿山机械厂，祁殿臣言语里满是不舍，“多好的一个厂子，如果能撑到现在，一定是个大国企”。
1997年，杨松之从市阀门厂退休，此时的阀门厂也在走下坡路，“玻璃车间停工了，其他车间虽然还在生产，销量却比不上从前了”。最终，阀门厂也停止了生产。“不生产很久了，我退休后也不清楚具体情况，撂那儿好几年了。”
从上世纪60年代至本世纪初，40余年的时间里，几家工厂的兴衰浮沉见证了鹤壁的历史变迁，也留下了市民无尽的回忆和感慨。随着它们的没落，我市辉煌一时的重工业就此陷入暂时的沉寂。
来 源：鹤壁日报社记者 岳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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