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希堂：故宫西北面的养心殿，是清朝各代皇帝起居的地方，养心殿西侧的西暖阁有一间小屋，屋子正墙上挂着《三希堂》的匾额，这是乾隆写的。
在乾隆收藏的所有历代书法中，有三件是他最喜欢的，一件是晋朝书法家王羲之写的《快雪时晴帖》，第二件是王献之写的《中秋帖》，第三件是王珣写的《伯远帖》。
乾隆十分喜欢这三件宝贝，专门在自己住的养心殿西暖阁专门隔出一间小屋，命名为三希堂，像是供奉圣物一样将这三件宝贝收藏在这里。
一、王羲之《快晴时雪帖》
王羲之《快雪时晴帖》(台北故宫所藏)
王羲之是晋朝山东临沂人，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探索书法艺术，他的行书和楷书成就之大影响之深几乎到了让人顶礼膜拜的程度。这幅快雪时晴帖，行书，楷书交替书写，行笔自如流畅，神采飞扬，表现出一种平和简静，遒丽天成的意境。
乾隆皇帝在这幅快雪时晴帖上题字题诗达70多次，称帖上的28个字为二十八骊珠，是上上真迹，千古妙迹。但是，王羲之的真迹能保存至今的没有一件，这件《快雪时晴帖》是唐代书法家临摹复制的，由于是直接从王羲之的真迹上临摹复制，而且年代距王羲之最近，又是唯一的一件，所以后人一直把这个当做真迹一样看待，成为了解王羲之书法的直接来源。
这幅《快雪时晴帖》是采用双钩填廓法，即用一张透明的薄纸或是涂了蜡的纸铺在原作上描出轮廓，再将它描在要复制的纸上，然后按原样用墨填写，这样的复制品几乎与原迹一样，保持了原作的神韵。因此，在真迹失传的情况下，这件距今1300多年的复制品能流传下来已是非常珍贵了。这幅宝帖如今存放在台北故宫。
二、王献之《中秋贴》和王珣《伯远帖》
王献之《中秋贴》(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
郭葆昌，是权倾一时的北洋军阀袁世凯的账房先生，此人酷爱收藏，家财万贯。机缘巧合，他在一家叫品古斋的古董铺子里买到了三希宝帖中的《中秋帖》和《伯远帖》。
三希宝帖本是被乾隆皇帝收藏在宫里的，又怎么会流落到品古斋呢？原来，光绪帝继位之后，光绪帝的妃子瑾妃早就盯上了三希宝帖，但因这三件宝贝名气太大，尤其是《快雪时晴帖》，光乾隆皇帝在上面的提款印章就有70多处，如果一下子都拿出去卖掉，会太显眼惹出麻烦。最后，瑾妃决定将《中秋帖》和《伯远帖》卖掉，为了掩人耳目，她没敢找大古董商，而是就近卖给了品古斋。
袁世凯的账房先生郭葆昌意外得到《中秋帖》和《伯远帖》后，便将它们深藏家中，秘而不宣，因为他深知这两件宝贝的名气之大，如果走漏了风声会招来灾祸。
王珣《伯远帖》(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
到了1932年，郭葆昌请当时的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在家中吃饭，也许是酒后炫耀，也许是谈到故宫的文物动了真情，他将《中秋帖》和《伯远帖》两幅宝帖取出来，展示在马衡面前。
马衡心中十分震惊，因为，在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以前，紫禁城里的大批文物珍宝被偷盗变卖，流散丢失，而他正在为整理和寻找这些文物珍宝而奔波，如今三希宝帖中的两帖就出现在他面前，他是多想马上把它们带回故宫，让这三希宝帖重新团聚啊。
那么，这两个宝帖究竟下落如何呢？
1932年，袁世凯的账房先生郭葆昌，在自己的家中将《中秋帖》和《伯远帖》给马衡院长看过以后，就将两幅宝帖深藏了起来，再也没有拿出来过。
1949年，有人找到刚刚从大陆迁台组建的台湾故宫博物院，要将手中的两幅书法卖给他们，这两幅书法就是《中秋帖》和《伯远帖》。此时，《快雪时晴帖》已经随着大批故宫文物带到了台湾，现在就存在台湾故宫博物院，缺的就是《中秋帖》和《伯远帖》，但是当时的台湾故宫博物馆拿不出钱来收购。
时隔不久，1951年，两幅宝帖出现在香港的一家英国银行，持有者是郭葆昌的儿子郭昭俊，两年前那个要把宝帖卖给台湾故宫博物馆的人正是他。因为急需用钱，郭昭俊转到香港将两幅宝帖抵押给了一家英国银行，赎宝期限定在了1951年的年底，如今抵押期限快到了，可是他却没有赎宝的钱，英国银行早就盯上了这两幅宝帖，在催款的同时，极力诱使郭昭俊把宝帖卖给银行。
时任广东省银行香港分行的经理徐伯郊得知了此事十分着急，他一面力劝郭昭俊将国宝卖给祖国，一面迅速将此事报告了时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父亲徐森玉和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很快又报告了周总理。为了确保国宝真实可靠，国家派出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和上海文管会主任徐森玉等人前去鉴宝，地点安排在了澳门，经鉴定，两件宝帖确是真迹无疑。最终以当时的天价35万元重金买下。从此以后，《中秋帖》和《伯远帖》这三希宝帖中的两帖又回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