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了那么多养老中的‘疑难杂症’，感觉自己的心也被逐渐‘撑大’了，也更有底气地告诉那些需要帮助的老人——您的问题有解，生活有希望。”天津市和平区安心社会监护服务中心理事长周立莹说。
从事社会监护这件事后，她才充分认识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这八个字背后的含义。
安心社会监护服务中心（下文简称“安心监护”）是京津冀地区首家专业从事社会监护服务的社会组织。
冬日的一天，和平区荣业大街上的“和悦家”综合养老服务基地二楼，数米见方的几个房间，就是安心监护的办公区。不时有工作人员拿着各色的老年人档案和文件穿梭进出，走廊的一面墙壁上挂满了天津的多位老人送来的感谢锦旗。
用周立莹自己的话来说，这里是一家专门收集天津“疑难杂症类养老案例”的地方。从事养老相关工作多年的周立莹，快人快语地列举了自己遇到过的棘手难题——
没有子女或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遇到紧急医疗的情况，急诊检查、手术方案无人签字，该怎么办？发生紧急医疗时，老人无法取钱，需要支付医疗费用时，谁替他启动这笔钱？老人遗产无人继承，又该怎么办……
在老龄化日益加剧的今天，上面这些问题不再是个案，而是大中型城市很可能发生在每个人身边的真实情况。今时今日，在全国范围内，围绕特殊老人“余生可以托付给谁”这一重要议题，全国很多老龄化严重的地区都在尝试老年人社会监护体系的本地化实施。周立莹和安心监护的工作，就由此开始。
“我们重点解决的，是空巢、失独、孤寡、丁克、孤独症及精神残障等群体的养老及监护问题，围绕生、老、病、死、葬、传（财产传承），搭建了一整套事务性管理的服务体系。”周立莹说。
所谓的“社会监护”，从法律依据上来说，源于《民法典》颁布后对“意定监护人”概念的进一步延伸——
《民法典》第三十三条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意定监护的核心是意思自治，尊重自我决定权，因为本人的意愿是具有决定性的。”周立莹介绍说。
对独居老人来说，寻找监护人并非易事——亲朋好友大多年龄相仿，往往自顾不暇；相熟的晚辈未必愿意承担重任；监护条款如何拟定，也是个问题……周立莹表示，社会监护是意定监护的一种延伸服务。
养老领域一句常见的话是：“真正的老年，是从半失智开始。”意定监护所规定的“监护期”生效时间，正是从老人限制行为能力开始。因此，周立莹表示，选择意定监护人，某种程度上是老人在选择自己人生尾声阶段时，那值得自己托付、能替自己作出合适选择的监护人选。
“我们经常和来咨询的老人说，每位老人都是自助者。所谓‘社会监护人’，其实是老人做好自主托付余生的准备后，那有缘出现在老人身边、有能力帮助老人解决问题的专业机构。”周立莹说。
今年4月23日，安心监护正式成立。在此之前，周立莹已从事为老服务的法律工作多年，她和同事陆续接手来自天津各区的“疑难杂症养老案例”，截至目前，安心监护已成为多位老人的意定监护人。
成为意定监护人，绝非仅仅签署几份法律文件那么简单。这样一份处理“疑难杂症”的工作，让周立莹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老人和他们的家庭，也见识到了围绕养老问题的世间百态。
“来求助的老人，一定是老年生活中存在某种实际困难，他们大多已经无法走通传统的、家庭监护的养老之路。因为家庭监护的缺失，求助社会，社会监护人几乎是他们‘最后的那根稻草’。”周立莹说。
安心监护服务的第一位老人，是天津一位71岁的失独老人孙阿姨（化名）。
“我的愿望很简单，就是我入住养老院时，有人能帮我签字入住；我生病时，能有人帮我手术签字。”孙阿姨对周立莹如是说。
孙阿姨没有子女，她说，其他亲属不仅疏于对她的照看，多年以来更是以一种“言必称钱”的态度对待她，这让孙阿姨心中的芥蒂很深。思量再三，孙阿姨决定寻求社会监护的帮助。
周立莹与孙阿姨攀谈
如今，孙阿姨已与安心监护签订意定监护协议并完成公证。她还表示，自己有捐赠的意愿，“希望‘百年之后，’可以用所剩遗产帮助像自己这样境遇的其他老人。”
随着与老人接触越来越多，周立莹惊讶地发现，与传统认知不同，很多老人养老难问题的症结，往往并非金钱，而是关怀、温暖，以及关键时刻可以依靠的对象。
另一位老人刘爷爷（化名）同样是在安心监护的帮助下，重新寻回了“没有被抛弃”的感觉。
刘爷爷觉得指望孩子养老无望，自己考察了十几家养老院后，最终选定一家。试住期过后，等待女儿签字即可入住，但是女儿不同意、不签字。后来，刘爷爷指定安心监护作为意定监护人，由安心监护签署养老院入院协议，老人得以安心入住。
周立莹回忆，和刘爷爷顺利签署意定监护人协议的那一刻，她向对方说：“爷爷，从现在起，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没想到，听到这话后这位八旬老人一下子流下了眼泪。
“我至今记得刘爷爷当时对我说，这下我终于能睡个踏实觉了！”周立莹说。如今，安心监护每月都会去探望刘爷爷，遇到有糖尿病等需要住院的情况，作为意定监护人的他们，还可以住院签字或联系陪诊人员。
“像孙阿姨、刘爷爷这样的老人，我们的作用是清楚地告诉他们，别失去希望，他们遇到的这些难题，有解！”周立莹说。
为什么安心监护这家社会组织能够屡屡成为老人们的“自己人”？周立莹认为，归根结底，是解决养老的“疑难杂症”，不仅要“愿为”，更要“智为”。
“见得多了，一颗心难免不知不觉间被撑大了，或者说难过的阈值变大了。”这是周立莹的真实感受。正因见得多了，她比一般人更了解特殊人群的养老在法律层面可能存在哪些风险、隐患，也更能懂得老人在担心、操心什么。
在和社工、志愿者们的攀谈中，周立莹听到过很多当老人发生紧急医疗时，街道工作人员出人、出力救助社区内独居老人的案例。所以安心监护围绕社区独居老人紧急医疗救助面临的问题，搭建了法律框架下的服务体系，减轻社区工作人员的负担，规避社区救助的法律风险，更好地在法律框架下落实好为老服务的救助工作。
周立莹在讲座中
周立莹觉得，想真正服务好老人，光靠一腔热血可不成，要有可持续的机制，不仅要保护好老人，也要保护好那些“保护老人的人”。
例如，安心监护成为意定监护人后的做法，是将管人、管事、管钱三权分离，作为意定监护人的他们，并不管理老人的钱，而是协助老人事先将紧急医疗备用金预存入公证处的监管账户，确保老人的每一分钱都用在老人自己身上，避免出现他人挪用或者侵占的情况。遇到紧急医疗时，意定监护人做好证据保全，及时提交公证处，公证处核查后，从该账户拨付款项给医院，支付医疗费用。
在老人清醒的“代理期”阶段，安心监护会安排人定期上门，或是检查住家保姆的工作是否让老人满意，或是检查养老院的卫生情况、餐食水平等等。用周立莹的话来说，就是用团队的眼和腿，为老人们“撑腰”。
这样的举措，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很多老人对“我找了意定监护人，可意定监护人不认真履职又该怎么办”的疑虑，从而取得了老人的信任。
周立莹表示，相比于由街道、社区或养老院直接担任老人的意定监护人，安心监护这样的社会监护组织，既具备更专业的法律知识，在沟通协调等方面也具备更丰富的经验。同时，由于术业有专攻，他们也能提前预判到一些可能的风险，保护好老人利益的同时，也不让热心人“寒了心”。
“这就是由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由专业的机构来专门处理‘疑难’养老案例，收效往往会更好。同时，愿意担任监护监督人的街道或社区，可以监督安心监护的履职情况，定期接受《履职报告》。”周立莹说。
“这项工作越做下去，我越觉得它是需要做一辈子的事，也越觉得我们的路还非常长。”周立莹说。
周立莹表示，社会监护在我国尚属养老领域的新探索，虽然安心监护已经做了很多初步工作，但这一领域要解决的问题仍有很多。周立莹直言，在安心监护的探索中，也遇到了很多委屈和无用功。
有时，老人的子女、家人会找上门来，质疑意定监护人的概念是否影响了传统自然人监护的权益；有时，围绕医疗账单支出和财产分配，老人的家属会提出质疑；有时，是大量的案牍工作和多部门的协同。
为了让老人完整表达意愿，安心监护会将法律文件在公证处做好公证，出具公证书并备案登记；为了面对家属质疑，安心监护在日常中留痕、留票据，并在公证处做好证据保全；为了打通某一个沟通上的堵点，往往要连着打很多电话，跑无数的路……
周立莹为老人解答问题
在可预见的未来，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剧，类似的社会监护组织势必将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周立莹表示，社会监护组织的准入门槛、资质标准和服务水平，都需要制度化、规范化。
比如，如前文所述，面对当下社会中保姆、养老院素质参差不齐的现状，意定监护人于情于理应履行对老人所聘保姆、所居养老院的监督职责，但意定监护人本身的履职情况又由谁来监督？这就是一个问题。
“我们的优势，在于相关法律知识、在于为老服务的经验、在于口碑，更在于和民政部门、司法机构、街道、社区的信任和协作。正如社会监护这个名称，它意味着事情需要社会一起做，无论怎么辛苦，大伙儿一起使劲儿。”周立莹说。
让她选择坚持的理由，是那些成为“自己人”的老人们感激的眼神，更是对自己所做工作“于人有益”的信心和由此带来的欣慰。
“姐，我看咱们这套体系越做越好，等我老了，说不定就指着咱们这套服务老人的架构来养老了！”有一天，安心监护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文文对周立莹说。这句话让周立莹既有沉甸甸的责任感，又感到荣幸。
“老人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到那时希望我们做得比现在更好。”周立莹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