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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想搞“狡兔三窟”这一套
但为尽可能提高存活率
不得不又开了个号
万一别的号“挂”了
好歹还有备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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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正文 -----------
跨省履新、央地交流，已成为政坛普遍现象。
作为干部管理工作的一项长期战略规划，干部交流在干部锻炼培养、领导班子结构优化、党风廉政建设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其中，省级党委“一把手”，即省委书记（直辖市市委书记、自治区党委书记）的交流任职情况尤为明显。
例如，全国31个省市区现任省级党委书记中，有10人为中央或国务院机构“空降”、有10人由外地省委书记跨省转任、有7人由外地省长跨省晋升，充分印证了中央选人用人“五湖四海”的明显特征。
自十八大以来，本地籍贯或长期在家乡工作的省级党委书记屈指可数。
“星宇知事”梳理发现，近些年也曾出现过主政家乡的省委书记。例如：
吴政隆是江苏南京人，1980年考入太原机械学院机械工程系，毕业后前往兵器工业部（后改组为机械电子工业部）工作，此后，他长期在国务院部门任职，也曾在重庆、山西工作多年。直到2016年，吴政隆时隔36年才回到家乡任职，先后任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书记等职。2022年12月，吴政隆不再担任江苏省委书记，他在离任感言中说，江苏是我的故乡，十分珍惜为家乡人民服务的宝贵机遇，努力交出让家乡人民满意的答卷。他还说，“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特别是勤劳善良淳朴的父老乡亲，是我永远的眷恋和牵挂。今后我无论身在何处、工作在什么岗位，我都会心系江苏、关注江苏、支持江苏，为家乡的发展鼓与呼、为家乡的进步高兴而自豪。”不同于吴政隆阔别多年回到家乡，谌贻琴是土生土长的贵州干部。
谌贻琴是贵州织金人，1978年，她考入贵州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进入贵州省委党校工作，此后仕途从未离开过贵州。2018年1月，谌贻琴当选贵州省省长。2020年11月，她正式出任贵州省委书记，当时，她是全国31个省份中唯一一位女性省级党委书记。2022年12月，谌贻琴不再担任贵州省委书记，在当时的全省领导干部会议上，谌贻琴深情告别，“我是土生土长的贵州人，贵州的父老乡亲、好山好水养育了我。”与吴政隆、谌贻琴相比，许达哲的情况又有些特殊之处。虽然履历显示，许达哲是湖南浏阳人，但他的父母早年从湖南浏阳迁到江西南昌，在南昌洪都飞机制造厂工作，许达哲在南昌出生、成长。1984年，许达哲自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毕业后，进入当时的航天部任职，从此开启了他长达32年的航天生涯。2016年8月，许达哲“空降”湖南，后成为湖南省省长。2020年11月，任湖南省委书记，次年10月，他因为年龄原因，不再担任湖南省委书记。许达哲在离任感言中说，湖南“十步之内、必有芳草”，是一块具有悠久历史和光荣传统的红色土地。在这里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把报效祖国和建设家乡统一起来，是我毕生的荣耀。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任官回避制度的国家。这一制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汉时期，并在后续的朝代中逐渐完善。任官回避制度主要是为了防止裙带关系滋生、抑制地方势力的盘根错节，并确保官员在任职期间能够公正地履行职责，不受人际关系的干扰。在中国古代，由于路途遥远，交通通信不便，官员去异地任职，确实会使得给家里人办事变得困难。所以，回避制度在古代是有一定效果的。但现在交通和通信都极为方便，无论是两地往来还是运用现代通信技术“打招呼”都是比较容易的。有的官员就是通过“打招呼”这种方式来互相提拔、重用对方的人，所以即使回避，也可能满足官员的私利。进入新时代，根据2019年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明确了一些“成长地”的回避原则，比如：“领导干部不得在本人成长地担任县（市）党委和政府以及纪委监委、组织部门、法院、检察院、公安部门主要领导成员，一般不得在本人成长地担任市（地、盟）党委和政府以及纪委监委、组织部门、法院、检察院、公安部门主要领导成员。”
“星宇知事”观察到，《条例》未对省一级党政主要领导作出明确的交流回避规定。或许，省级领导并不完全排斥“本地”。例如，现任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凯（河南洛阳人），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三位河南籍的河南省长，前两位是吴芝圃（1949-1962年）和段君毅（1978-1979年）。值得提及的是，根据《条例》，“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是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的重要原则。“五湖四海”有助于打破地区界限和权力界限，但执行的最重要的标准应该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因此，在省级常委班子尤其是“一把手”的配备上，只要“德才”突出的，也可以不拘一格。此外，领导干部对待职务调整时，经常听到的是“完全拥护、坚决服从”。作为党员干部，服从组织安排是最基本的要求。强化组织观念、严守组织纪律，是每一名党员干部应有的政治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