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清”的前半句
“黄河清”这句话前面还有半句话：“圣人出，黄河清”──黄河中下游的老百姓，是表达了一种缥缈的愿望？还是用反话来断言黄河根本不可能清呢？
1952年，毛泽东在郑州登上邙山眺望黄河，问：“‘黄河涨上天’怎么办？”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答曰：“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坝挡不住。自从大禹以来，古人治水只讲‘疏导’二字，治了几千年黄河还是条害河。如今咱共产党要搞建设，那就不仅要免除水患，还得让黄河做点贡献。所以，我产生一个思想，叫做‘蓄水拦沙’，用大水库斩断黄河，叫它除害兴利！”
从这一年开始，中国向苏联聘请专家帮助规划黄河治理。1955年，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的“黄河规划”完成了：选定在三门峡筑坝，修建“可以防洪、发电、灌溉的综合性工程”。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向全国人大代表宣布了政府的宏伟计划：“我国人民从古以来就希望治好黄河和利用黄河。他们的理想只有到我们今天的时代，人民民主的毛泽东时代，才有可能实现。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之后，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就可以去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
邓子恢《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是由有名的“笔杆子”胡乔木修改的。1955年，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一千多位代表雷鸣般的掌声中通过。
当然，三门峡水库的经济目标还是有的：以发电为主，三门峡一个大坝的装机容量相当于1949年全中国的发电机装机容量，列宁说过：“苏维埃加电气化就等于共产主义”，有了电，中国就可以三步并作两步地跨进共产主义了。
那是工人高唱“左手搬来上海市，右手送走重庆城”的岁月，那是农民宣告“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的岁月。这是中国人历史命运的宿命：三门峡工程既然是最高领袖定的，委托“苏联老大哥”来设计大坝，参加工程规划设计的几百名中国科技人员，谁敢说个“不”字呢？水利专家张光斗担任了工程的技术负责人。三门峡大坝的上马势不可挡。
说“不”的只有一个人
势不可挡，还是有人挡，还是有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三门峡工程说“不”。
当时在怎么建坝的问题上，有不同的声音，有所谓“高坝派”，“低坝派”。多数人都同意苏联专家的设计，认为三门峡应该建三百多米高坝；少数人，例如当时的一位技术员温善章，坚决反对苏联专家的高坝方案，认为权衡利弊，应建低坝；三门峡水库位于河南，修好后利在河南，害在陕西，陕西省自然不情愿，也要求降低水库高程。而压根儿反对建坝，不管高坝低坝的，只有一个人──黄万里。
黄河的命运与黄万里的命运扭结在一起难以分开。
黄万里并不是个无名布衣。他的学历，在当时的中国水利界无人能出其右：三十多岁时担任过国民政府时期的甘肃省水利厅长，随后，又担任过东北水利总局顾问。尽管在三门峡之争时，他的头衔只是“清华大学教授”，可他是中国著名民主人士、官拜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的第三个儿子；他还是国民党元老、中常委丁惟汾的女婿。
关于黄河《规划》的第一次讨论会，周恩来亲自主持，与会专家交口称赞苏联专家提出的规划，只有黄万里摇头。他当面对周恩来说：“你们说‘圣人出，黄河清’，我说黄河不能清。黄河清，不是功，而是罪。”他认为，黄河泥沙量虽是世界第一，但她造的陆地也是最大的。
再次举行七十多人的三门峡讨论会时，工地施工实际上已经开始，“反右”也已风声鹤唳。说是“征求专家意见”，但谁都心中有数，这是要大家为苏联专家的方案背书。即便对工程心存疑虑，也闭上了嘴。黄万里却不识相，舌战群儒，坚持“不可上”，和苏联与中国专家激烈争辩七天。
黄万里的女儿黄肖路说：“我在什么时候知道我父亲是个水利专家呢？就是在他去参加了七天辩论会的日子。三门峡大坝要定案，确定到底三百米还是多少米高，召集了一批专家开会。那时我哥上高中住校，家里就我爸我妈和我三个人，我还记得我父亲对我妈和我说：他们这样是要闯祸的！我跟他们说了，不能修坝，黄河的水不能变清，他们这是对子孙万代不负责任！”
高坝派代表再次把下游河道形势描述得岌岌可危，说如果等着中上游在支流水土保持见效后再建三门峡大坝，下游就可能改道，因此主张立即修建360米高程大坝，拦洪蓄沙，让清水出库。
黄万里发言说：三门峡大坝建成后，黄河潼关以上流域会被淤积，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到时候不但不能发电，还要淹掉大片土地；既然大家不同意淤积在三门峡以下的河道，为什么同意淤积在三门峡以上呢？他还指出，“黄河清”只是一个虚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学上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不要说河水必然夹带一定泥沙的自然规律不能违背，就是从水库流出的清水，由于清水的冲刷力要比夹带泥沙的浊水强大，将猛烈冲刷河床，河床必然要大片崩塌，清水也必将重新变成浊水。
对于不从事水利的外行来说，对以上道理或许难以判定是非；但提一个简单的问题，是连中学生都不难回答的：过去，黄河每年将黄土高原的16亿吨泥沙冲到了下游和海里；高坝一修，泥沙不再会被冲到下游与海里了──可泥沙哪儿去了呢？
“物质不灭定律”，泥沙不会消失，只不过挪了位置：泥沙不就全被拦在水库里了吗？
一年16亿吨，三门峡到底有多大的库容，能经起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这么淤积？
黄河不能清，违背自然规律非要它清，就一定会导致灾难！
紧跟喜报而来的灾难
灾难果然来临，报复得又快又狠，没等到三年五年，更没等到十年八年。
1960年三门峡大坝竣工蓄水的喜报传遍全国之后仅仅一年半，黄万里所警告的“下游的洪水危害将移到上游，出库清水将危害下游堤防”恶果，就一一应验。1961年10月，水库蓄水尚未达到正常水位，渭河口即形成“拦门沙”，渭河下游两岸及黄河朝邑滩区5000人受洪水包围，淹没耕地25万亩。
从这一年起，潼关以上的黄河、渭河就大淤成灾。水壅高后横向冲击，使两岸农田不断倒塌，有的县城被迫迁走。建库前本是地下河的渭河变成了“地上河”，河口淤积4米多高，威胁西安。渭河平原（即“八百里秦川”）地下水位上升，土地盐碱化……三门峡水库内更是泥沙淤积，六年之后即“文革”开始那一年，就淤积了34亿立方米，占库容44.4%。三门峡水库成了“死库”。
为建三门峡水库而从渭河平原移出的28万农民，40年后已增加到45万。他们离开家园，迁到土地贫瘠缺水的甘肃、渭北高原，无法维持最低生存条件，掀起了十七次返乡风波，痛苦万分；而库区的土地盐碱化严重，也无法再进行耕种。返库移民与当地国营农场拉锯式地争夺本属于他们的故园土地，造成双方人员受伤，矛盾不断升级激化。
建造三门峡大坝的原料是从国外进口的，用两袋小麦换一袋水泥，两吨猪肉换一吨钢筋。王维洛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一文中说：工程预算为13亿元，总结算时实际耗资40亿元──这是在“三年困难时期”的40亿元！如果用来购买救灾粮食，至少可以买来800亿斤，能够拯救多少中国人的生命？
还不仅如此。黄万里切勿修坝的意见在七天辩论会上被否决之后，他看到胳膊扭不过大腿，退而建议说：“若一定要修此坝，则建议勿堵塞6个排水洞（即导流廊道），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得到与会者全体同意和国务院的批准。但后来现场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还是全部堵死了。
1962年以后，中央几次召开会议商讨三门峡工程危机。1964年12月，周恩来总结讲话提出：改建刻不容缓，要做到确保西安，确保下游。于是在黄河两岸凿挖两条隧洞，铺设四条管道，泄水排沙，同时，8台发电机组炸掉4台，剩余4台机组，发电量只是原设计发电量120万千瓦的零头。改建后仍然不行，五年后的1969年，第二次改建，将黄万里力主不要堵死、却依然被堵死的原坝底6个排水孔，以每个一千万元的代价重新炸开……
第二次改建还是没能挽救黄河。上游日益恶化，从1972年起下游开始断流，20世纪90年代平均每年断流100多天，1997年高达222天。
据了解，当时中方向苏联提供的黄河勘察数据，有很多并不真实。例如，黄河年泥沙量为16亿吨，而中国方面告诉苏联是13亿吨，还乐观地预测说，由于上游采取水土保持措施，泥沙量将每年减少3%，20年内将共减少60%。这就使苏联在三门峡工程失败后有了理由不承担任何责任。
黄河三门峡水库，是世界水库史上最失败的一项工程。
有谁想起早就预言、早就警告过这一切的黄万里呢？
拯救黄河不死心
看到三门峡决策错误致使黄河灾难日益深重，黄万里的心在滴血，但滴血的心没死。
1958年，清华校党委正式向黄万里宣布：他被划为“右派”。黄万里回答：“伽利略虽被投进监狱，但地球仍在绕著太阳转！”
黄万里工资从教授二级降至四级，大部分时间在家中赋闲，既不准讲课，也不准发表文章，不能被称作“教授”……一年后，他被送到密云水库劳改，住在干打垒的半地窖里，饥饿难熬。可就是这样，黄万里一直没有忘记三门峡，他做不到冷眼旁观，顶着“右派”帽子，在工地劳动的业余时间，完成《论治理黄河方略》等论文。
1964年，他再次向国家领导人上书，希望自己的意见能引起当局的重视。这一次他上书的对象选择了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建议改建三门峡大坝，考虑到董必武爱好吟诗，他的信是用四六韵文写的，并附有两首七言古诗《念黄河》与《哀黄河》。信送出之后，果有反应，水利部有关领导嘱其提出改建计划。
黄万里用两个月时间写就了《改修黄河三门峡坝的原理与方法》，主张为开洞排沙，以灯泡式水轮机加速底流，“期救秦川于陆沉，复蓄水以调洪兴利”。
他的建议仍然未能被采用。黄万里晚年记述说：“这个建议未得批复，因为对于黄河输沙下来的看法，我和大家有原则上的分歧．我的主张是必须让泥沙排出水库，以挽救渭河南岸；而一般的主张是拦沙上游，以减免下游河床淤高。但是，人们也怕泥沙继续淤在库内，于是把坝下泄水洞逐年一个个地打开来，弄得大坝千孔百疮，果然能排出很多沙来。而实际上排出的是潼关以下库内历年的积沙，每年随著水流下来的泥沙仍然淤在潼关以上黄渭河槽里。人们却误认为这样开洞排沙改建三门峡坝之后，冲淤可以从此平衡了。这样做好比把可以治好的急性肝炎拖延不治，而转成了慢性肝炎。”
1966年，“文革”开始后，黄万里被赶到江西鄱阳湖鲤鱼洲劳动改造，因劳累过度昏倒田头。1971年回到北京不久，又被下放到清华大学水利系的基地——三门峡水库，在那里打扫厕所，接受批判。这倒是正中黄万里下怀：靠近他所希望治理的黄河。
黄万里初到基地时，上面有个禁令：禁止参加治黄研究及接受校外技术咨询。但1972年春，他突然接到一项任务，清华水利系领导让他在40天里，就三门峡改建、黄河、海河的治理提供意见。
这件事高度保密，少有人知。在黄万里的遗稿中，发现了1972年5月给周恩来、1973年3月给黄委会主任王化云的信函草稿。据此推测，让黄万里开展这项研究，很可能是周恩来的意思。从这时起，除了受批判，打扫卫生，他把所有时间都用在治黄研究上，一直持续到1976年。
“四人帮”垮台时，黄万里已经年过花甲。1977年，政治气候出现变化，黄万里虽然“右派”帽子还没摘，却急着就治黄问题，向陈云和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上书进言：“（黄）万里研究黄河治理问题四十年了，这一治理方法也拟具有些年了。我认为黄河是可以在三五年内（基本上）治好的，包括安全防洪，下游广泛浇水治碱，增沃田五千万亩以上，三门峡实现原计划发电100万千瓦等等。”
黄万里去世后，又发生了一场令人痛心的灾难：2003年夏秋之交持续一个多月的渭河洪水，按流量来说只是三、五年一遇，却造成了50年一遇的损失：全陕西省27.5万间房屋倒塌，225万亩庄稼绝收，515万群众受灾，直接经济损失高达82.9亿元。
这再次撕开了三门峡的旧伤疤。《西安日报》发表王新民的文章《谁应向库区移民道歉》，直指这就是三门峡大坝造的孽：渭南地处八百里秦川最宽阔的地带，地势平坦，交通发达，应该有著最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处在三门峡的淹没区而限制了发展，“水位日益抬高的黄河、渭河和洛河，这三条曾经养育了祖祖辈辈的母亲河，自从三门峡水库修建蓄水发电后，像进入了更年期，几乎每年夏秋之季都要轮番发作，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居住低洼的库区人民。”为了修建三门峡水库，为了黄河下游的安宁，渭南“舍小家，保大家”，整整牺牲了45年，各县洪灾几乎没有间断过。这还不包括延续40多年至今仍在困扰著的移民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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