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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孔子成《春秋》，授於子夏，所謂「以《春秋》屬商」是也。子夏口説以授公羊高，高五傳至漢景帝時，乃與齊人胡毋生，始著竹帛。其後有嚴彭祖、顔安樂兩家之學，宣帝爲之立博士。故公羊之學，兩漢最勝。雖劉歆、鄭眾、賈逵謂「《公羊》可奪，《左氏》可興」，而終不能廢也。然説者既多，至有倍經任意者。任城何君起而修之，覃精竭思，閉門十有七年，乃有成書，略依胡毋生條例而作《解詁》，學者稱精奥焉。六朝時，何休之學猶盛行於河北，厥後《左氏》大行，《公羊》幾成絶學矣。我朝經術昌明，超軼前代，諸儒振興，皆能表章六經，修復古學。而曲阜聖裔孔顨軒先生思述祖志，則從事於《公羊春秋》者也。先生幼秉異資，長通絶學。凡漢、晉以來之治《春秋》者不下數百家，靡不綜覽，嘗謂「《左氏》舊學湮於征南，《穀梁》本義汩於武子」。王祖游謂「何休志通《公羊》，往往爲《公羊》疚病」。其餘啖助、趙匡之徒，又横生義例，無當於經。唯趙汸最爲近正。何氏體大思精，然不無承訛率臆。於是旁通諸家，兼采《左》、《穀》，擇善而從，撰《春秋公羊通義》十一卷、《序》一卷。凡諸經籍義有可通於《公羊》者，多著録之。其不同於《解詁》者，大端有數事焉：謂古者諸侯分土而守，分民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故各得紀年於其境内。而何卲公猥謂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經書元年爲託王於魯，則自蹈所云「反傳違戾」之失矣。其不同一也。謂《春秋》分十二公而爲三世，舊説「所傳聞之世」，隱、桓、莊、閔、僖也；「所聞之世」，文、宣、成、襄也；「所見之世」，昭、定、哀也。顔安樂以爲：襄公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又昭公二十七年「邾婁快來奔」，傳云「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二文不異，同宜一世，故斷自孔子生後即爲「所見之世」。從之。其不同二也。謂桓十七年《經》無「夏」，二家經皆有「夏」，獨《公羊》脱耳。何氏謂：「夏者，陽也。月者，陰也。去『夏』者，明夫人不繫於公也。」所不敢言。其不同三也。謂《春秋》上本天道，中用王法，而下理人情。天道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王法者：一曰譏，二曰貶，三曰絶。人情者：一曰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而何氏《文謚例》云：「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内其國而外諸夏，内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其不同四也。他如何氏所據閒有失者，多所裨損，以成一家之言。又謂「《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事」，是可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矣。故能醇會貫通，使是非之旨不謬於聖人。豈非至聖在天之靈，懼《春秋》之失恉，篤生文孫，使明絶學哉！元爲聖門之甥，陋無學術，讀先生此書，始知聖志之所在，因敬敘之。嘉慶三年揚州阮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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