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學術交流與分享，以促成良好的學術生態圈、營造濃厚的學術氛圍，是澳門大學社會學系每一學期致力於推進的方向與目標。本學期，我們為大家帶來了九場學術講座，在一場場展示與討論中，與師生洞察中國傳統文化及世界文化中的個體行爲與集體行動，暢談科技進步為社會治理與服務供給帶來的可能，反思市場發展與社會變革對人文價值、道德倫理的衝擊。
以下是本學期學術講座的簡要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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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文化中“寧拆十座廟，不拆一樁婚”的觀念，使得家庭暴力往往被視為私事，在家庭內部解決。然而，在現代法治社會中，這種觀念一定程度上會限制法律干預的力度。2016年3月1日，中國反家庭暴力法開始實施，這標誌著中國在法律層面解决家庭暴力問題取得重大進步；但在法律實際執行過程中，仍面臨著諸多現實難題。基於此，澳門大學社會學系研究助理教授張彥帶來了《家庭暴力監管在中國：一座坍塌的金字塔》主題講座，探討了中國家庭暴力監管的現狀和挑戰。
講座中，張彥教授提出了兩個關鍵問題：為何恢復性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應首先被考慮用於解決家庭暴力問題？其次，如何在中國警務中提高對新反家暴法的執行力度，使其更加回應性地處理案件，同時考慮到制約案件在金字塔中升級的制度和文化因素？
通過數據分析和實地調研，他發現，中國家庭暴力監管在法律保護、文化因素、制度回應等方面都存在不同的挑戰與困境。具體來看，制度回應方面，警方和檢察官通常不願介入家庭糾紛，法院在處理家庭法相關案件時，調解成為強制性要求，無論當事人是否願意參與調解過程。法律實施方面，反家暴法雖然明確了家庭暴力的定義、預防策略、處置方式、保護令的使用以及相關法律責任，但在實踐中，執法力度不足導致法律效果大打折扣。在案件處理上，警方和法院在處理家庭暴力案件時，往往採取非訴訟心態，傾向於通過調解而非法律途徑解決問題，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律的威懾力。
此外，案件分類同樣存在問題，由於案件量大、績效評估和傷害案件的複雜性，警方在處理輕微傷害案件時往往採取簡化處理，導致許多潛在的輕微傷害犯罪被轉化為輕罪或民事糾紛。在報告的結論部分，張彥教授提出了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反家暴法的金字塔模型是否已經崩塌，或者尚未建立起來？講座尾聲，他呼籲為了更有效地保護家庭暴力受害者，需要對現有的法律實施機制進行深入的改革，並重新審視文化和制度因素對法律執行的影響。
關於跨國兇殺案的研究，通常依賴於刑事司法記錄和醫療記錄中的數據，或者兩者的某種組合。然而，鮮有研究直接檢視這些數據來源之間的方法論差異及其後果。基於這一研究空白，澳門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姜波帶來了《兇殺案發生率在醫療與刑事司法數據來源之間的差距》的主題分享，旨在探究不同數據來源在兇殺率統計上的差異，及其對理論和政策的深遠影響。
姜波教授分析了1991年至2020年間99個國家的1,838個年度數據。方差分析（ANOVA）和Wilcoxon符號秩檢驗的結果表明，兇殺案數量較多的國家在兩種數據來源之間的差距比相對較少的國家要大。面板資料模型的分位元數回歸分析顯示，隨著醫療和刑事司法系統的效率提高，刑事司法和醫療來源的兇殺數據之間的差距在縮小。此外，他還發現隨著國家的全球化，兇殺率的差距也在縮小。平均邊際效應分析指出，在測試的影響因素中，醫療品質對縮小兇殺差距的貢獻最大。即使在採用動態面板模型作為穩健性檢驗時，這些發現依然穩健。
姜波教授的研究為理解不同數據來源在兇殺率統計上的潛在偏差提供了新的視角，並為制定更有效的犯罪預防和公共衛生政策提供了理論依據。講座最後，他強調了提高醫療品質和刑事司法效率的重要性，以及全球化在減少兇殺案統計差距方面的潛在作用。在答問環節，與會者共同探討了這些發現對於理論構建和政策制定的現實意義，以及數據來源差異對犯罪學研究和實踐的影響。
社交媒介的變遷與發展影響著我們的經濟發展、政治生態與生活面貌。從面對面交流，到發電報、打電話，從信函、郵件到如今的Whatsapp, WeChat, Telegram...通訊更便捷，溝通更即時，聯絡更容易，這樣的變化會給地下經濟、跨境走私帶來怎樣的影響呢？帶著這樣的疑問，博士候選人楊海燕走進了澳門的走水圈，帶來題爲《社交媒體如何影響了地下經濟的治理機製︰以澳門的走水為例》的內容分享，豐富了我們對數字時代下地下經濟新生態的理解。
通過線下關閘口岸實地調查及訪談、線上水客微信群及小紅書群觀察，她發現，社交媒體在走水行業中的深度嵌入（如通過微信即時播報貨物狀態），使得維繫跨境走私的傳統治理機製——名譽（以吸引合作）、挾持（押金/人）、暴力（以防止貨物詐騙）及第三方保護（如收數公司），有了新的運作形式：參與者社交帳戶的IP及發佈內容、關註帳號、粉絲及好友等的審查，身份證照片及微信錢包、網絡銀行等財產證明的留底，人肉搜索、曝光、網絡誹謗等網絡暴力以及社交平台舉報與介入。
此外，即時通訊的社交媒體平台使得跨境走私全過程的監控跟蹤得以實現，貨主、清關公司、水客等通過視頻、照片等證據以確保走水閉環的完成。在答問環節，與會者的討論從現象進一步聚焦到現象背後的原因、群體及個體的行爲動機，爲我們帶來新的思考。
自古以來，“男主外、女主内”的傳統便孕育在中國古代農耕文明及漁獵文明的發展中，並體現在諸多的生活實踐上。來自上海大學的計迎春教授及其研究生觀察到，在具有深厚的儒家宗法傳統的潮汕地區，其祭祀活動同樣呈現出明顯的性別化，為我們帶來《潮汕地區民間信仰的性別實踐：祭拜活動的家務化與性別化》的主題講座。
通過深入田野及半結構化訪談，計教授及其團隊揭開了祭拜活動背後的性別面紗——諸如“拜老爺”“游神”之類的家庭式祖先祭祀活動及村居社會、公共空間的集體祭拜，其中的供品準備工作及其餘繁瑣的家務勞動都是由女性主導完成的，這些工作往往被視爲次要或輔助性任務，其在維繫家庭和社會秩序中的重要性被忽視。
在與祖先和神明“禱告對話”的環節，則呈現出明顯的性別化的“内外”工作模式。在私人領域的祭祀實踐中，如面嚮先祖的一年多次的家庭日常祭祀，女性是主要的活動承擔者；但在公共領域，如在寺廟舉行的社區祭祀活動，男性成爲祭拜儀式的主導人物，組織朝拜、集體上香等任務主要由男性完成。此外，女性唯有在成爲妻子（男方家庭的一員）後，才獲得參與祭祀活動的資格。
家務勞動的性別差異，“内外有別”的性別分工，公共領域的性別轉變，以及女性參與祭祀活動的資格取得與限制，都反映著傳統社會觀念影響下，婚姻和家庭結構對女性社會地位的影響，性別角色在家庭中的傳承方式並在社會實踐與文化中不斷被建構、塑造和維持。通過分享及討論，參會者對潮汕地區的祭祀活動、社會變遷及性別規訓在中國社會的本土化闡釋有了更深刻的認識與理解。
個體在集體中的個性表達，身體在公衆中的運用展示，性別在社會中的規訓與呈現，都是社會科學關注的研究領域。來自美國密蘇裡大學聖路易斯分校的Susan Brownell教授結合其在中國生活的經歷及從事體育事業的經驗，作《體育、性別與身體：中西比較研究》的主題講座。
首先，Brownell教授介紹了身體文化（body culture）的核心内涵，它反映的是文化的内化和體現——實踐活動如何被訓練到身體中，文化元素如何被塑造並印刻在社會認知裏，身體是如何被公開展示的，以及這種展示所表達的生活方式，性別則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諸如奧運會等文化表演為身體文化提供了在特定時間内傳達核心主題和價值觀的密集時刻，因此，在歷史上，體育運動領域一直是關於應當公開展示什麼樣的性別身體的衝突場所。
Brownell教授進入中國田野不久，發現男性運動員往往很受歡迎，女性運動員卻由於其發達的運動功能與健美的體型而讓人“望而卻步”，一個鮮明的例子是，在當時，她們找對象很困難。這是因爲在中國傳統視域下，文與武是男性氣質主要的兩個方面，而對應的，賢惠、端莊、優雅則常常是中國女性身上應有的標籤，一個“像男人”的女性是備受爭議的。隨著奧林匹克運動項目的普及，多元女性形象的傳入，女性運動員得以挑戰並重新定義傳統的性別期望。
此外，體育運動作爲塑造和傳播國家形象的工具，在中國文化的呈現與表達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七八十年代，中國紅及傳統文化服飾是世界體育賽事上一個獨特的存在。到了08年北京奧運會及22年冬奧會，中國又帶來不同的創意表達，這些都是中國為世界留下的時代印記。著眼於微觀層面，對於每一個運動員個體而言，他們的體育成就則與國家榮譽和民族自豪感緊密相連。
從個體經驗，回歸到宏大敘事，最後，Brownell教授總結指出，中國進入國際社會后，西方性別化身體文化持續影響著中國身體的性別化。身體與性別在世界潮流、時代變遷與國家命運中，不斷通過體育教育、運動訓練及潛在的符號邏輯組織與表達出相應的社會理想、價值與規範。在全球化浪潮下，體育作爲一種全球現象，更是持續影響著中國的國際形象建構。可以預見的是，隨著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國和西方將進一步表現出文化的相似性。
結語
基於跨學科的理論背景，以不同的視角、維度去感知、理解、衡量和解讀社會生活，會帶領我們看見一個更寬廣的學術田野、更遼闊的真實世界。我們期望，通過一場場學術講座，將知識共享，將見解傳播，產出更多對學術與社會有價值的成果，進一步拓展社會科學的知識邊界與學科視野，讓社會學的種子在更多人心中生根發芽。
敬請期待未來更多精彩内容！
//往期回顧//
撰文 | 由一凡 鄒燕平 賴晟盛 鄭俊威
排版 | 鄭俊威
審核 | UMSociolog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