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历史丨协和的「三白」,西医东输的开端

文化   2024-09-28 21:15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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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博大精深,但也有自身的缺陷。
传教士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大力推动医疗传教。
在此过程中,也促进了中国的医疗革命。
北京协和医院的建立、发展历程,则是全豹之一斑。
许多人说:
“到协和看病,就是到头了,是生是死,认了!”协和之尊,可见一斑。
但是,历史上的协和之“三白”——“白来”、“白送”、“白留”,却鲜为人知。






一、“白来”

与协和医院的妇孺皆知相比,协和医学院似乎是寂寥的,但协和医院其实是协和医学院的附属医院。


最早到北京行医的英国基督教组织伦敦会的洛克哈特,1861年就开办了诊所。
在这个诊所的基础上,1906年,伦敦会与英国、美国其他5个教会合作开办“协和医学堂”,即协和医学院的前身。


19世纪末,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开始拨巨款兴办医学事业”,并于1914年末拨款成立了中华医学基金会,负责在中国的事宜。


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以20万美元从伦敦会购得了协和医学堂的全部产业,并用12.5万美元购得原豫王府全部房地产。
新的医学院,名称确定为北京协和医学院。


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第一排黑色西装)
到访北京协和医院

大卫·洛克菲勒的父亲,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1874-1960)一直在考虑在中国建设一所高质量的大学,以培养各方面的人才。从1908年到1915年,他曾三次派人到中国进行深入调查,结果使他认识到在中国引入医学教育的重要性。随后,洛克菲勒基金会承诺在首都北京建设一所集教育、实践、科研于一体的高质量医学院医院。




1921年,协和医学院全部建筑完成。
原预算为100万至150万美元,结果共耗资750万美元。
因为,这里建立的是“一个与欧洲、美洲同样好的医学院,具有优秀的教师队伍,装备优良的实验室,高水平的教师医院和护士学校”。




1917年时该院的建筑工地




这个初衷,即使在中国连年军阀混战的跌宕时局中也未曾更改。
所以,虽然战时物价飞涨,有的物资甚至在途中毁于战火,但就连马桶,都是从美国运来的。

根据美国《时代》周刊记载,从1913年5月开始的10年内,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公益慈善方面花费了近8000万美元,而“最大的单笔礼物给了北京协和医学院”。







截至那时,用于协和的共计1000万美元,远远多于用于美国的样板医学院——霍普金斯医学院的700万美元。

据1956年统计,实际上,加上后来的投入,洛克菲勒基金会为打造北京协和医学院,总计投入了4800万美元。




1921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开学典礼




二、“白送”

协和医院的最大特色是设有一个专门为困难患者提供医疗救助服务的部门——社会服务部。
这个部门一开始由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兼职教授美国人浦爱德任主任。
从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成长起来的社会学家吴桢,在回忆文章《我在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里写道:
“任何一个医院,如果只是设备精良、管理先进、医疗水平高,而没有社会服务部的设置,就不能称为第一流医院。”





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是1921年建立的,有了它,协和医院的组织结构算是完备了。
这是因为现代医学认为,任何一种疾病,特别是慢性病,如心脏病、肺病、胃病、精神病等的发生,显而易见地受心理、情感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就是皮肤病,也与心理状态、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所以,对于疾病的治疗,不能‘头痛医头、脚痛治脚’,也不能‘见病不见人’,而要对疾病进行综合治理。

社会治疗是综合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
”正是因为有这一理念,协和医院高起点地创建了社会服务部。”

社会服务部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与病人及其家属晤谈,家庭拜访,病房巡视,与医生及护士商谈,个案记录和服务病人等。


首先,工作人员要对门诊患者进行简单的谈话。

病患来医院求治,门诊医生经过初步的询问,若发现病人除了生理疾病以外,还有经济问题、家庭问题、对治疗方法不明确以及其他阻碍治疗的问题,或者医生想要了解病患的社会背景,以此来辅助治疗时,医生便将该患者介绍到社会工作部。
社会工作人员在接到个案后,通过与病人谈话,了解病人的生活、教育、健康、职业等基本信息,并初步了解病人的经济状况。

其次,工作人员要对每个接手的患者进行家庭访问,目的在于进一步了解患者的社会背景。

他们到患者家中进行拜访,与患者的家庭成员进行谈话,实地观察其居住的环境、家居设施、衣食状况、精神生活状况,以及患者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关系等。

有时候,工作人员还需要从与患者的邻居或受教育机构、工作单位等地方获取患者的相关信息。

工作人员做完上述工作后,还要将所得资料进行归纳分析,研究患者患病的原因是否与其社会背景有关,找寻患者社会背景中不利于病情的因素,总结出一份书面报告,并将其转交给主治医生。






医生结合报告中提供的信息及工作人员对于治疗的意见,考察患者初来门诊时所制订的治疗方案是否得当,对不妥之处及时作出调整,从而达到彻底根治疾病的效果。

对于那些患有慢性疾病的患者,工作人员会定期对患者的家庭进行回访,不断了解患者最新的病情与社会生活状况,并将其反馈给医生,以便其根据病情随时调整治疗方法。

不仅如此,工作人员还协助患者改善生活环境,去除环境中不利于病情的因素,给予其精神上的支持与物质上的帮助,促进患者病情的好转;如病患因路途遥远等问题不便经常去医院就诊,工作人员还会与医生协商,改变原有治疗方式,或将药品送至病患家中,尽量免去患者车马劳顿之苦。

最后,社会服务部将得到的每个受助者的资料按照一定的格式重新记录,包括受助者的姓名等基本信息、受助者的病情、帮助内容以及最后的治疗方案,将这些归纳整理并存档,方便以后的研究工作。

社会服务部还有一项意义深远的工作内容,就是培养医务社会工作人才,并且将这些人才派送到其他的医院,协助那些医院建立自己的社会服务部。

例如当时的南京鼓楼医院、山东齐鲁医学院医院,上海仁济医院、中山医院。

其他的一些医院例如华西医学院社会服务部也派工作员来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学习交流工作经验。

此外,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还与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高校的社会系交流办学,互派学生或工作员前往学习。

这些都为医务社会工作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协和医院的社会服务部这一特殊的医疗服务体系,在其存在的30多年中(1921—1952年),不仅使得很多病情危重、经济困难的病人得到医治,而且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温暖,甚至在痊愈后获得合宜的工作。

正是由于有了社会服务部,“老协和”才成为两类人最多的医院——一类是达官贵人,一类是走投无路的穷人。

社会服务部因此被称为“救命部”、“帮穷部”。

可见,协和医院不仅是“白来”的,还“白送”很多东西,这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宝贵的。




三、“白留”

“我们不应认为这将意味着,这所学校的用武之地提前终止了,其实不过是换了一种管理而已……让我们希望、祈祷和相信,所有一切必将有最完美的结果。”

协和医院在1951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管,这是小洛克菲勒当年4月4日写给朋友的一封信。

他在信中表达了自己对北京协和医学院被中国政府收归国有的感受。

其实在30年前,也就是1921年9月15日至22日新协和的盛大开幕典礼上,亲赴北京致贺的小洛克菲勒就说过:

“显而易见的是,无论西方医学能为中国提供什么援助,对中国人民来说都用处不大,除非它被中国人接管,并成为中国国民生活的组成部分。让我们携手朝着这一目标向前迈进,这将使西方所能提供的最佳医学永远扎根于中国的土壤。”







1939年,协和护校毕业的聂毓禅,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了理科硕士学位。
她没有按原计划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而是决定提前回国,去内地参加抗战。
得知她回国消息的协和医学院院长胡恒德,劝她留在北平,接替协和护校校长一职。

他说:“在这里,你可以为中国培养更多的高级护士人才,这不也是中国的需要吗?”他对聂毓禅描述了协和未来的图景:“我们的想法,就是希望今后逐步地将医学院各个部门的领导位置,全部交给中国人担任。”被这番话打动的聂毓禅接任了协和护校校长,也是最后一任校长。


虽然小洛克菲勒没有预见到,“它被中国人接管”,是以30年后的那种方式。
但无论如何,协和白白地、完整地留下了,一个西医东输的传奇时代由此开启。


上世纪初叶的中国,国力衰弱,人民贫困,但竟然能产生出协和这样堪称典范、在世界范围内也属一流的医疗机构,足以令人称奇。


协和医学院并非西医教育进入中国最早的医学院,但毫无疑问,它是当时按照国际最好的标准建设的医学院。它独特的育人方法,培养出来的具备独特气质的协和人,虽然数量不多,但对中国医学发展的影响是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

在中国医界,协和是一座不可企及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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