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然、高车与突厥汗国
公元前2世纪左右，发祥于呼尼河（Khunui-göl）流域的匈奴人崛起。单于头曼及其子冒顿灭东胡，征西嗕，南并楼烦，北服浑庾。在将绿洲驻牧文明大月氏驱逐到伊犁河及阿姆河流域后，匈奴人建立了一个东起大兴安岭和西辽河上游，西及克什米尔高原，北抵贝加尔湖和萨彦岭，南接燕山-阴山河套的庞大帝国。
然而，草原上的游牧帝国往往很快崛起，又迅速解散。匈奴人在阶序化和游牧本性之间的冲突之间，没有寻找到新的社会组织和价值体系与之相配合，因此迅速走向衰弱。西域和辽东的附属国纷纷脱离其控制，自此一蹶不振。
在汉帝国崩解之后，北方游牧部族几度建立起统合整个草原的大汗国，以此施压于绿洲城邦及长城以南的中原王朝。然而凭恃武力建立的暴力秩序，要不断受到其内部的挑战，特别是那些经常借互市、贡赐从汉地获得补足性资源的民族。
公元383年爆发的淝水之战不仅改变了中原历史的走向，令前秦土崩瓦解；也让柔然人乘乱摆脱拓跋鲜卑的控制，向西北草原发展。所谓“敕勒川，阴山下”形容的就是柔然及其对手高车人的游牧生活。
公元5世纪初，原先居住在天山北麓及伊犁河流域的乌孙人不断遭到柔然军队的攻击，只得向西逃进葱岭避难。乌孙西方的贵霜也因多次遭到柔然的袭击，而被迫南迁到兴都库什，转进印度河流域建立寄多罗王国。
在此后的150年内，柔然在中亚主要是与嚈哒人（白匈奴，南车师）联盟对抗匈奴的正宗后裔——悦般（郅支）。自公元前1世纪中叶，呼韩邪单于降汉之后，匈奴分裂为南北二部，南匈奴迁居塞内，成为“五胡乱华”之首。
待后魏克姑臧、赫连勃勃与沮渠蒙逊所建立的国家灭亡之后，东亚的匈奴王朝便再也没有见于中国史书。而北匈奴则在1世纪末被东汉和鲜卑军队逐出蒙古高原后，翻越阿尔泰山，迁徙到天山西麓到阿尔泰山脉一带，是为悦般。
“柔然-嚈哒”联盟曾一度在悦般、寄多罗、萨珊波斯和北魏拓跋鲜卑的围剿中奄奄一息；又一度平定高昌，翦除悦般；更一度和萨珊波斯联手灭亡寄多罗，成为当时世界领土第一的大国。
然而，柔然汗国的躯体却即将被游牧帝国固有的顽疾所吞噬。各部落酋长开始同床异梦，哪怕是近百年来一直忠实追随柔然的高车人也准备自立门户，把部属扩编到十余万帐，渐渐具备了与柔然汗廷抗衡的力量。
公元6世纪中叶，原来服属于柔然，主要负责炼铁的锻工部落——突厥于金山之阳茁壮成长。公元552年突厥伊利可汗联合高车发兵，最后几任可汗要么被突厥、契丹所杀，要么不知所终、下落不明，要么率部归降北魏。
公元559年，突厥室点密可汗与萨珊波斯王朝的统治者科斯洛埃斯一世共灭嚈哒（Hephthalites，白匈奴）。于是，东起辽河上游，西至咸海，南自帕米尔山区，北抵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再一次落入草原帝国的控制之下。
但一如南北匈奴的分裂，隋朝时突厥内讧，东西分裂。公元582年，突厥南侵中原的军事行动以失败告终。在隋庭的进一步挑拨分化及军事打击之下，沙钵略可汗和达头可汗以阿尔泰山为界，相互划定势力范围。
由于各自在经济生态上的倚重：东突厥与中原王朝关系密切，西突厥与内亚定居城邦及各游牧、半游牧部族存在共生，两者渐行渐远。其中西突厥各部与阿拉伯人、波斯人在中亚相遇，后者将突厥人的住地称作突厥地区，所谓“突厥斯坦”就此得名。
隋末战乱，东突厥在东亚盛极一时，作为关键变量左右着逐鹿中原的走向。李唐皇室与东突厥正式的军事对抗开始于北方政局相对稳定之后，并一度处于下风，以至于到渭水称臣、欲迁都洛阳的地步。
同时期，西突厥控制着整个丝绸之路的东段。射匮可汗广开疆土，东起金山，西到咸海诸国都在他的统治之下，汗庭则建在龟兹北面的三弥山。其弟统叶护可汗即位后，更是北并铁勒余部，西南逾阿姆河，占领吐火罗故地，拓境至罽宾（迦毕试）北界。
公元625年，在东罗马皇帝希拉克略的请求下，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出兵4万入侵萨珊波斯。当时科斯洛伊斯二世的兵力主要集中在西部小亚细亚半岛，致使西突厥人可以很轻松地突破高加索关隘，将势力范围扩展至里海与伊朗高原。
贞观初年，北方草原气候骤冷，东突厥像当年的南匈奴一般土崩瓦解，举族内附。接下来，趁西突厥内乱，大唐施展各种手腕来分化、控制西域小国。短短十余年内相继攻灭、降服 30 多个小国，并在其上设州立县，实现扩张。
然而，冲出沙漠的大食人和走出高原的吐蕃人却打破了东亚大陆传统的南北农牧对立格局。唐、吐蕃、阿拉伯三种社会历史、政治文化截然不同的势力，同时展开向外经营策略，并在中亚地区产生交集和博弈。
大食之介入与吐蕃兴起
在先知穆罕默德去世之后，阿拉伯人以摧枯拉朽之势展开了旋风般的对外征服。阿拉伯人有效地摧毁了古代中东的世界秩序，将拜占庭在阿拉伯北部与叙利亚南部的政治影响力一扫而空，并迅速填补了波斯人在伊拉克南部的权力真空，培育起新的信仰体系和文明。
当东突厥人接受唐朝编户时，西突厥主要占据的康居地则呈现出综合、多元的文化状态。尽管阿史那氏等西突厥高层仍保持着萨满教，但当阿拉伯帝国东进，尤其是在阿拔斯王朝（黑衣大食）统治时期，康居百姓逐渐转向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
需要指出的是，大食人在东方的扩张活动却并不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征服行动。穆斯林早期在河中地区更多是以据点的形式存在，例如里巴特（ribāt）堡垒。对于荒野中游荡的西突厥人和其他西域绿洲城邦的向背情况，并没有展现出多大兴趣。
7世纪中叶，阿拉伯人在中亚地区的战略重心主要是以积极的经营策略，迫使流亡的波斯王卑路斯在西域已无处安身，难以东山再起。公元678-680年，阿拉伯人在波斯-呼罗珊地区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停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见到大食与唐朝的任何直接冲突。
年仅25岁的巴士拉总督阿米尔在葱岭一带发起的一系列武装冲突，既非为了经济利益，也不是为了圣战的荣光，而只是想开辟一些新的战线，以便消耗那些好战部落民在阿拉伯帝国内乱之后的无穷精力。
阿拉伯人虽然已经翻过阿姆河，但却没有在河中地带过冬。最多不过是一场袭击，有的行动也并未遇到实质性的抵抗。事实上，除了龙朔元年公元 661年那一次波斯向唐高宗请兵外，甚至直到开元年间以前，都没见到有任何西域小国向唐朝呼吁过军事援助。
印度河流域的信德地区情况更加复杂，穆斯林的统治在木尔坦以北难觅踪影，这一带边界更加和平。既没有大型堡垒，也没有阿拉伯驻军防御。只是再北一点的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脉境内有一些据点。未被征服的山民构不成任何严重威胁。
中东地区文化多元，不同的语言与宗教彼此共存，相互融合。大征服运动完成后，阿拉伯人需要一段漫长的时间消化掉这些领土，令治下的臣民改宗伊斯兰教。阿拉伯帝国的东北边界，基本上在750年稳定下来。
很大程度上，穆斯林创造的领土边界在地理逻辑上已经足以为这次征服画下句点，即西方直达直布罗陀海峡，东方直至阿富汗东部荒凉山区及莫克兰。穆斯林军队扩张的主要目标也不会是远在天边的撒马尔罕城，而是近在咫尺的君士坦丁堡。
大食与突骑施在中亚的争夺，主要表现为伊斯兰教与大食宗主与当地历史文化传统，如佛教、祆教、摩尼教等草原牧民之间的冲突，基本上与唐帝国无干。只是在李唐王朝国力极盛，而突骑施汗国又已衰落的情况下，才同大食在751年于怛罗斯发生了一次遭遇战。
因此，吐蕃霸权在西域的存在，才是迄至唐朝建立时亚洲外部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内容。7世纪初，在青藏高原以逻些（今拉萨）为中心兴起了一个强大的政权，汉文史籍以藏语bod的译音称之为“吐蕃”。
青藏高原边缘流沙、碛土环绕，峡谷深切，内部羌塘地区则是由高原、山丘以及散布的湖盆等大地貌单元排列组合而成。这里空气稀薄，气候极端寒冷干燥，水源奇缺，土壤寒漠化严重，平均海拔5000米左右。
不过，青藏高原却从来就不是一个与世界各地完全孤立隔绝的地理单元，恰恰相反，这是一片多种文化的交汇之地，是在印度、喜马拉雅地区、中国、伊朗及中亚施展过多种影响的地匾。
从文化交往的规模和深度上看，与青藏高原首先产生密切联系的，肯定是黄河流域的中原文明。生活在黄河上游、湟水谷地一带的发羌、唐旄，就是雅砻吐蕃赞普王族悉补野部的先民。他们与雅鲁藏布江流域的当地原始部落融合，留下猕猴与岩魔女的传说。
其次，是南亚印度河文明的辐射。雅利安人、塞种人以及月氏人的南迁，都不同程度地改变了青藏高原居民的文化形态。很可能在贵霜帝国建立之际，以佛教、婆罗门教为代表的古印度文化便已传入。
最后，是中亚和西亚文明的影响。吐蕃苯教在宇宙起源、世界构成等方面的基本教义，很明显受波斯祆教影响。此外还有天葬习俗、一妻多夫传统、赞神崇拜、马球运动、医学、动物图案和纹饰等等，皆来源于吐火罗人。
到公元6世纪，吐蕃已由部落联盟发展成奴隶制政权。君王称赞普（btsan po），辅臣称大论（blon chen）、小论（blon chung）。到松赞干布（srong btsan sgam po）的祖父达布聂塞和父亲朗日论赞（Nam ri srong btsan）两代时，其势力已经逐渐扩展到拉萨河流域。
角逐葱岭
地处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有着极为特殊的自然地理屏障，将其与外界相隔绝。因此，吐蕃人势力发展皆以交通要道为重心。公元639年和641年，松赞干布以和亲形式先后迎娶墀尊公主和文成公主，与泥婆罗和大唐联盟，目的皆是保证东边唐蕃驿道和茶马古道的安全。
公元644年，松赞干布征服羊同，将“食盐之路”与西突厥人的“五俟斤路”连接。到7世纪中叶，吐蕃人已牢牢把控住沿于阗南山的大、小勃律之路，以及由桑株达坂翻越昆仑山脉，再东去和田或西去碎叶进入西域的通道。
吐蕃人后来在北印度和吐火罗故地发展势力，乃至向中亚草原腹地活动亦可能得益于此。否则，吐蕃绝不可能在公元648年即发精兵，会同泥婆罗骑兵及锡金军队帮助王玄策戡平天竺内乱，献俘长安。
松赞干布之后连续两任赞普都是年幼即位，因此不得不把军政大权委托给贵族噶氏家族，由大相禄东赞摄理政务。在其当政期间，吐蕃区分桂（武士）庸（奴隶）等级，清查户口，抚服边地，吐蕃开始以强悍的姿态向高原以外尤其是唐朝西域扩展势力。
从征讨龟兹（648年）到平贺鲁置四镇（692年），唐帝国全部精力都在对付西突厥，起初并没有认识到吐蕃兴起的严重性。662年吐蕃第一次在西域现身时，尚还没有完全征服吐谷浑，而且最希望控制丝绸之路主干线的是草原上的突厥人。
不过，李唐当局很快清楚地意识到吐蕃问题的严重性。当时大唐帝国在安西四镇只有少量镇戍部队，大规模军事行动主要是靠焉耆以东的西州及河西差兵，并动员当地绿洲城邦贵族来进行的。
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当地武装与其他势力联合，安西四镇便岌岌可危，甚至不得不撤到西州据点。公元678年，李敬玄在大非川战役中以18万人兵败于青海，安西四镇亦因吐蕃进攻两次放弃。
7世纪末到8世纪中叶，唐蕃双方在西域都不具有彻底制服对方的实力。于是，便针对玉门关、阳关以西广大地区展开了长期的拉锯战，这也是唐初安西四镇几次弃置，随后又迅速夺回的主要原因。
然而，随着755年安史之乱的爆发，唐朝西北主力驻军纷纷加入平叛队伍，吐蕃借此拥有了东进的绝佳机会。从756年攻占嶲州城开始，吐蕃军队经由西南廓、霸、岷等地北进占领陇右，再以陇右为基地东进河湟之地，进逼关中。
8世纪末，李唐王朝终于认清吐蕃人的攻城略地并非昙花一现。一个新的超级大国作为对手已经取代了突厥，并且每年都会从陇西高原上发动向长安发动突袭，李泌所倡导的“大联盟”也远不足以让他们退却。
792年，西州陷落，大唐帝国正式退出西域。吐蕃虽然取得了天山以南部分地区——主要是塔里木（图伦碛）南缘地带，但却深度依赖与葛逻禄、沙陀、黠戛斯等突厥部落的联盟，才能够东争唐土、西御大食。
其实，吐蕃王朝远没有中唐君臣想象的那般雄厚。受制于青藏高原地理环境，他们根本不能长期大规模用兵，大非川一战的40万兵已经是其能够动员的极限。在唐蕃对抗中，大唐帝国始终占据着主动地位。
唐重兵防守四镇以后，吐蕃被迫向西开通跨越葱岭之路；唐以小勃律为“国之西门”，吐蕃则改由塔里木盆地东南入西域。最后吐蕃能够走向极盛，也是趁安史之乱后国力不逮，乃夺取的西域。
“天子九迁，国都六陷”的颓势，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长安自始至终都没能制定出适宜、连贯、系统的对外关系战略，边境官员和将领经常擅自做出对外交和军事行动具有重大影响的决策，远未完全掌控错综复杂的亚洲局势。
在东北亚方向，高句丽问题后渤海国复起，日本则隶属于体系外的接触。在西域，吐谷浑、西突厥、突骑施、薛延陀、葛逻禄、黠戛斯、回鹘、大食轮番上阵与唐角逐。面对南诏这种弹丸小邦束手无策，竟肇起安史之乱的爆发。
随着9世纪地球温暖期结束，大规模寒潮来临，吐蕃王朝立刻分崩离析，陷入混乱、动荡的失序状态。虽然之后有不少赞普后裔与地方贵族企图重建王权，统一青藏。然而，皆在气候寒冷干旱和粮食资源匮乏的条件下举步维艰。
佛教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在吐蕃王朝的灰烬中重燃，并迅速成为西藏各个阶层普遍信守的秩序规范和普遍敬信的神圣权威，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因素。佛教作为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和西藏社会政治有机结合，填补了藏区社会的权威真空。
在中国西部土生土长的苯教和东土大唐、南亚印度两个方向传入西藏的佛教，在斗争与融合中不断嬗变，诞生了以神秘著称、流传区域最集中、信徒最热切、仪轨最丰富、自然崇拜最强烈，全民族信仰比例最高的——藏传佛教。
尾声
629年，一支阿拉伯军队袭击叙利亚南部地区，这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向外部世界进行征服的第一步；630年，西突厥汗国尽数化为帝国的羁縻州，唐朝势力在西域之臻于极盛；634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遣使大唐，四年后入寇松州。
有趣的是，三方都是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时期中先后停止扩张脚步：715年，屈底波·并波悉林远征拔汗那时遇害；750年，唐军在怛罗斯战败，至此其势力难以逾越葱岭；吐蕃进入西域的三条主要道路，则在8世纪末先后受阻被堵。
公元744年，回鹘汗国取代突厥，在原唐朝安西都护府的中心地区龟兹、焉耆一带建立政权。不过，进入西域的回纥人并没有形成新的强权政治。其一直未能征服三姓葛逻禄，后来在同黠戛斯争斗中竟被其扫灭，赶出了蒙古高原（840年）。
747年，阿布·阿拔斯在呼罗珊联合什叶派穆斯林，于750年推翻倭马亚王朝。阿拉伯帝国从9世纪开始，和大唐帝国一样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局面。巴格达的哈里发逐渐沦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周天子”，仅具有宗教文化上的领袖意义。
9世纪40年代，回鹘、吐蕃相继崩溃，中亚地区进入了由波斯人和突厥人政权交错兴替的动乱时代。而且，这才是开始。随着分立趋势的愈加发展，整个亚洲大陆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916年，契丹人耶律阿保机称帝随后征服渤海、高丽，南望中原；937年，出身于南诏武将世家的段氏组建大理；939年，吴权拒绝静海节度使称号及职务自立为王；979年赵宋集兵攻灭北汉，完成了传统汉地的初步统一；1038年党项人建立“白高大夏”并在随后的对辽、对宋中站稳脚跟。
突厥人很快接受了伊斯兰教信仰，有幸于受封为塞尔柱苏丹，引兵强力威慑小亚细亚和安纳托利亚半岛上的拜占庭。1071年，塞尔柱突厥大军在曼奇科尔特战役俘虏拜占廷皇帝罗曼努斯四世，教皇开始号召十字军东征。正所谓“胡虏不过百年运”，12世纪的塞尔柱突厥汗国又在中亚先后被西辽耶律大石和花剌子模王国击退。
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霸业之所以能够在13世纪铸就，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赶上了这样一个机会：被征服者要么正与邻邦进行无休止的消耗战，要么处于组织动员能力极差的困境当中，欧亚大陆上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帝国能够遏制住他们的扩张。
而欧亚大陆各政权这种破碎、零散的权力格局，恐怕早在唐、突厥、吐蕃、阿拉伯人在西域的对弈和搏杀中便已经显露端倪。每一方的骤起倏落皆与其盟友的忠诚与背叛与否，紧密相关。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帝国可以凭借一己之力击垮对手。
只有立足于9世纪“强权政治时代已经结束”这样一个基本立场，才能正确认识和理解成吉思汗何以在12世纪旋风般地崛起。蒙古人掀起的杀戮将荡涤这一切喧嚣、琐碎和阴谋，建立全新的人类文明秩序及规则，并深刻影响今日之世界格局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