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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4月间，在国民党政府“第一届行宪国民大会”上，在解放战争中输麻了的国民党要员们，集体将矛头对准连吃败仗的陈诚，有些人甚至要求蒋介石“杀陈诚以谢国人”。陈诚听说后吓坏了，不久后便辞去了自己“参谋总长”的职务。

陈诚下台后，顾祝同继任“参谋总长”，被认为是陈诚系将领的郭汝瑰被任命为“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这个第三厅专管作战，国民党各个战区的作战命令，全部从这里发出。然而，郭汝瑰却执意不肯干，因为他跟直管上级，时任“国防部次长”刘斐关系极差。

郭汝瑰是陈诚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毕业于陆军大学十期，跟“土木系”根基之一的陆大十一期诸人往来密切。他去徐州给顾祝同当参谋长，就是陈诚推荐的，而在那之前，他原本就是第三厅中将厅长。

刘斐是桂系将领，却能得到蒋介石的重用，仅此这点就殊为不易。而郭汝瑰毕业自黄埔五期，又进入陆军大学深造。用他自己的话说，当时用来衡量蒋介石嫡系势力的标准，叫“绿头巾赏穿黄马褂”，指的就是陆大毕业的黄埔生。只黄不绿，只绿不黄都略逊一筹。

作为作战厅厅长的郭汝瑰，可以说是威风极了。每次开作战会议，郭汝瑰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下达命令，点到谁的名字，谁就要站起来立正说“是”。不管对方多大年纪，多高地位，都要听他的。能够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郭汝瑰当然是蒋介石的心腹。郭汝瑰跟刘斐同为蒋介石信任的幕僚，两人之间却关系极其糟糕，为此，两人曾在老蒋面前，互指对方是“共谍”。

郭汝瑰早年在黄埔时，思想上就偏向左倾，接触的人多为共产党员。毕业时正赶上宁汉分裂，他在共产党员吴玉章的指派下，回到家乡四川，想办法阻止其堂哥，川军将领郭汝栋出兵帮助亲蒋介石的杨森

在奉命回四川期间，郭汝瑰身边基本上都是共产党员，他本人也积极寻求入党，因为其堂哥是军阀的缘故，需要接受一段时间的考验。到了1928年，他终于在郭汝栋部党支部负责人袁镜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追求的愿望。

随着蒋介石跟汪精卫先后暴露反革命面目，郭汝栋也开始在其部队中搞“清共”，郭汝瑰虽然没有暴露，但其平日行事及交往之人都是共产党，因此被郭汝栋送到日本学习军事。从那之后，郭汝瑰跟党组织失去联系。

抗战胜利前夕，郭汝瑰在重庆遇到了黄埔五期同班同学任狄猷，他们曾经是党内同志。郭汝瑰试图通过任狄猷回归党组织，没想到任狄猷也已经与党断了联系。最后，郭汝瑰通过任狄猷的堂弟任廉儒，与董必武取得了联系。当郭汝瑰提出恢复党籍，甚至请求到延安去工作，董老则表示，郭汝瑰留在国民党方面帮助更大。

就这样，郭汝瑰成为共产党的高级情报工作人员，与任廉儒单线联系。他凭借着自己特殊的身份，冒着生命危险，通过往来于宁沪之间的任廉儒，累计向党提供了100多次核心军事情报。郭汝瑰表面上对蒋介石言听计从，却总能用他那合乎兵法的“见解”，一定程度上影响蒋介石的决定。他可以在国民党要人面前，一口气讲十来个“消灭共军”，可他自己就是共军。

郭汝瑰是“共谍”无疑，那刘斐呢？

就在郭汝瑰执意部赴任第三厅厅长前后，国民党军队在睢杞战役中被歼灭5万余人，25万余人被击溃，中将兵团司令区寿年被生擒。而这次战役，跟刘斐有着莫大的关系。

1948年6月末七月初期间，国民党的区寿年，黄百韬，邱清泉三个兵团，共计将近30万人，集结在了河南省的雎县和杞县附近，而按照本来的作战计划，这些人是准备撤离战场，准备全力防卫徐州的。但是在此时，刘斐却突然大笔一挥，将作战命令直接改了：

“不能撤，区寿年部队坚守雎县。”

区寿年本就是个多疑之人，好谋无断，听了刘斐的这个建议之后，竟然真的守在了雎县，最终被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经一昼夜的激战，全歼了区寿年部队共计5万余人，生擒区寿年及七十五师中将师长沈澄年。

郭汝瑰想借此机会搞刘斐一下。可有一天，刘斐突然出现在郭汝瑰面前说：“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大革命，不简单啊！”郭汝瑰听了这话以后感到非常疑惑，为此，他找到任廉儒问：“怎么刘斐说这个话呢？难道他也是与共产党有联系的同志？”

任廉儒对他说：“我们搞地下工作是单线联系，他与党有无联系我也不清楚。但最后不要整他，免得误伤自己的同志。”

郭汝瑰

那么，刘斐究竟是不是“共谍”呢？

1992 年，台湾《湖南文献》发表《读“郭汝瑰回忆录”有感》，“众所周知，郭汝瑰和刘斐，是我们在大陆戡乱军事挫败的两个关键人物。”“他们在国军中工作，都在二十多年以上，居然未能发现其行迹的破绽，这是自己的组织不够严密。”然而作者没能举出刘、郭出卖情报的具体例子。

军统中将文强是郭汝瑰在黄埔前后期的同学，他回忆，“1959年，全国战犯三百余人集中北京，每每分组讨论，或专题研究时，几乎一致将国民军的失败，归罪于内部出了两大叛徒，一个是蒋介石身边的参谋次长刘斐，另一个是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瑰，他们的发言几乎都是痛骂这么两个中将，是中共打入作战统帅部的匪特。”

蒋介石的私人医生熊丸曾在回忆中说，“我记得那时蒋先生在黄浦路官邸设地图室，地图室三巨头分别是蒋先生、周菊村与刘斐（为章），三人在南京指挥作战。但刘为章本身正是个中共特工，以致我方作战命令共方完全知晓，自然我每战必败。那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蒋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于是徐州当地几个重要指挥官便稍加变通，提早进攻时间，作战结果才算顺利。后来大家都认为刘为章十分可疑，蒋先生却都听不进去，也没人敢直接告诉蒋先生，故直到最后证实这一点时，蒋先生连想都没有想到。”

关于刘斐“共谍”身份的说法，全部来自台湾方面。甚至关于郭汝瑰“共谍”身份的宣传，也都出自台湾方面。蒋介石集团在大陆遭到了惨败，尤其是在军队武器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被解放军秋风扫落叶一般赶到了台湾岛，找一点客观原因为自己开脱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老蒋也是讲面子的人嘛。

刘斐

而在大陆方面，郭汝瑰的身份基本上是可以确定的，毕竟他有确切的联络人任廉儒。在新中国成立后，郭汝瑰为恢复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终于在1980年接到了中组部的通知：“准许郭汝瑰入党”，次年更是被成都军区评为全军区的优秀共产党员。而对于刘斐，其身份始终是“党的一位真诚朋友”。

刘斐是湖南醴陵人，跟国民党元老程潜、开国上将杨得志、宋时轮都是老乡。他19岁投身于桂系白崇禧部。因聪明精干、有文化有抱负，刘斐深受李宗仁、白崇禧赏识，屡受提拔， 不久就成为桂系的骨干。1926年，他东渡日本留学考察。1934年春回国，帮助李宗仁、白崇禧从事抗日反蒋活动，促成“两广事变”。

迫于全国抗日舆论的压力，蒋介右不得不寻求与两广和解的出路。他为此专门征询刘斐的意见，意在请他从中调和。刘斐以其敏锐的观察，把握了蒋、桂各自的心态，尤其是蒋介石的处境被动，在急于平息事端，好去集中力量用于西北方面和围剿共产党的内战，这是蒋介石“最大的心病”。

他直接对蒋介石说：“广西的问题，好办，也不好办。问题很简单，广西要抗日，但也不能包办抗日，必须全国一起来抗”；对蒋介石托词“我之安内，就是为了准备抗战”的狡辩，刘斐说：“日本帝国主义贪得无厌，永无止境，若茫茫无期地准备下去二以后恐怕更不好办。还是请委员长再考虑一下，需要准备到什么时候为好？”

蒋介石语塞，只好表示有抗日的筹算。刘斐抓住机会，顺势牵蒋，说:“只要不是自己打自己，只要不是无尽期的准备，而是有限度地从事抗日准备工作，就好商量了。我可以设法劝说广西当局。”蒋介石乐得顺水推舟。经过刘斐几番斡旋，蒋桂终于达成和解。

白崇禧与刘斐同赴南京，白出任副参谋总长，刘斐任“对日作战组”中将组长，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刘斐

刘斐出任对日作战组长，运用他在日留学期间对日本侵略者的战略分析和判断，征得了最高统帅部的认同，形成了正面战场的基本战略思想。但是，蒋介石仍把抗日的希望寄托于“九国公约”对日本侵华行为的“制裁”，从而导致在淞沪战场上的战略指导错误。刘斐几欲纠正，无奈蒋介石一意孤行，造成我方精锐兵力和武器的大量损失。京沪陷落，徐州会战成为正面战场不可避免的遭遇战。

大战在即，面对骄横轻狂的日本军队，刘斐建议制定“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和机动防御战的战术指导”，得到蒋介石的认可，并指派他贯彻实施，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

在临沂战场，刘斐协助李宗仁给暴进之敌以强劲的阻击，形成了台儿庄大战前的有利战略态势;在台儿庄，他亲临前线，就驻在指挥所附近的一座小庙内，继续协助李宗仁指挥。战事空前，战况惨烈，众所周知。战后，刘斐陪同李宗仁巡视台儿庄，激动不已。

蒋介石对刘斐的战略战术思想颇为器重，又命他协助白崇禧指挥了武汉保卫战。此后，刘斐升任军令部次长，往返于各大战区，参与对日作战的策划和指导工作。

蒋介石发动内战后，刘斐升任“国防部次长”，专门负责制定作战指令，郭汝瑰的第三厅就隶属刘斐直接管辖。每次蒋介石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作战命令都是由刘斐领导制定，郭汝瑰在会议上宣读，旁边还有一个叫沈安娜的记录员。郭汝瑰跟刘斐之外，沈安娜更是周总理领导的中央特科派出的情报人员。

三大战役后，蒋介石输光了老本，桂系李宗仁、白崇禧乘危而上，演出了一场蒋介石下野，李宗仁行代总统的闹剧。刘斐作为桂系要人，却对这一切洞若观火。当李宗仁、白崇禧要他出任湖南省主席的时候，他明确答复说;“我在抗战末期对蒋介石、陈诚这班人的搞法，早已深恶痛绝，所以抗战一胜利、我就连续辞职，你是知道的。我身体差，需要休息。”

程潜在湖南策划起义时，刘斐巧施计谋，投白崇禧之所好，调动陈明仁的军队入湘，助程潜将军一臂之力，最终促成湖南起义成功。

李宗仁上台企图以“划江而治”阻止解放大军渡江，保存半壁东南，苟延残喘。他们指派刘斐为“和谈代表团”成员，满以为会用自己的韬略与中共讨价还价。

但是，刘斐清楚地认识到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同一样得不到。他一语道破了李宗仁的“迷梦”：“划江而治是你的如意算盘，我估计在目前的情况下是很难做到的，你是以主和上台的，离开和平就没有你的政治生命”，“必须有坚决以和平始，以和平终的决心，在行动上一反蒋介石之所为，和谈才能成功。”

然而，刘斐也同样洞悉李宗仁、白崇禧的心态，在“北平和谈”最后签字的时刻，他判定“李宗仁的脑子充满了个人名位思想，是决没有真正为国、为民，排除万难来负责解决问题的诚意和魄力的。”

在北平和谈期间，刘斐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接见。

４月中旬的一天，刘斐与黄绍骇来到香山双清别墅与毛主席会面。刘、黄一下车，毛主席便迎上前与他们热情握手，问过他们在北京的生活情况后，毛主席问刘斐：“刘先生是湖南人吧？”刘斐忙回答：“我是醴陵人，与主席邻县，是老乡。”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哩。”毛主席风趣地接过话头，打消了刘斐的顾虑。“人民的要求，我们最了解。我们共产党是主张和平的，否则也不会请你们来。我们是不愿意打仗的，发动内战的是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反动派嘛，只要李宗仁诚心和谈，我们是欢迎的。”

毛主席边打手势边说：“李宗仁现在是六依无靠哩！第一，蒋介石靠不住；第二，美国帝国主义靠不住；第三，蒋介石那些被打得残破不全的军队靠不住；第四，桂系军队虽然还没有残破，但那点子力量也靠不住；第五，现在南京一些人士支持他是为了和谈，他不搞和谈，这些人士也靠不住；第六，他不诚心和谈，共产党也靠不住，也要跟他奉陪到底哩！”

说到这里，毛主席在房中踱了几步，走到刘斐面前说：“我看六亲中最靠得住的还是共产党，只要他们真心和谈，我们共产党是说话算数的，是守信用的。”一席话，说得刘斐不住地点头。

谈到《国内和平协定》，毛主席问：“这个协定你们同意吗？”刘斐说：“总的我们是同意的，只是‘前言’中说蒋介石是挑动内战的罪魁祸首这句话，虽然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就怕李宗仁签字有难处，因为他是个空架子，蒋介石背后捣乱他吃不消。”

“好，看你们的情面，不写罪魁祸首，那就写上个元凶巨恶，你们看怎么样？”毛主席一席话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

很快就到了吃饭时间了，毛主席热情留客人用餐。席间，谈到各人爱好时，刘斐趁机将自己疑虑的一个问题试探毛泽东，“您会打麻将吗？”

“晓得些，晓得些。”毛主席回答说。

“你爱打清一色呢，还是喜欢打平和？”

毛主席一听顿时大笑：“平和，平和，只要和了就行了。”

刘斐将军的思想豁然开朗，一丝疑虑终于烟消云散。

此后，周总理等中共领导人与刘斐进行了交谈，使刘斐对当前的局势、国共两党的不同性质和前途，对中国的发展出路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思想上与共产党靠得更近了。

就在几天后，国民党正式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和谈破裂。刘斐深为愤慨，决心不再南返并与其他代表团成员采取一致行动——留在北平。

5月间，刘斐从北京经天津乘船到香港，李宗仁多次催他回广州就任，都被他婉言谢绝。他审时度势，决定脱离反动营垒，站到人民一面来。

湖南和平起义后，刘斐、黄绍竑等人联络了44名在香港的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发布声明，通电起义。

这一批在港人士，最终以实际行动加入了新中国的行列。李宗仁、白崇禧旧梦不醒。白崇禧还是投奔了蒋介石，“自投罗网”，终于没能迈出台湾一步，“客死他乡”；李宗仁在海外四顾茫然，眷念故国，最终是“落叶归根”。

刘斐究竟是不是“共谍”？没有任何档案资料表明，他在担任国防部参谋次长期间向中共提供过秘密情报。

就像刘斐晚年回忆时表示，1949年在香港参加国民党军政人员联名宣告脱离国民党之后，被邀请北上参加新政协，使“历年向往中国共产党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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