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标志着国共联合阵线与抗日战争的开始，但除民族主义叙事外，西安事变背后还有太多值得探讨的问题，杨虎城和张学良二人能够接受的最终解决方案与西方欧洲列强之间的关系便是其一。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即意味着外国在华存在的实际或隐约的控制力量，在民国政治中起着重要而直接的作用。与此相关，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尤其是外交部长齐亚诺在事变解决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值得引起特别关注。
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对这位东北军少帅的影响，远超当今世人之想象。1934年1月从意大利回到上海的张学良简直和从前判若两人，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私底下，都宣称所谓“法西斯主义才是中国一切问题的唯一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国民党内部亦不乏和张学良有相同观点的右派人士。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对“清党”行动的纵容和默许，到复兴社、蓝衣社等特务组织的建立，法西斯主义犹如一股乱世潜流涌动在1930年代的中国，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中华民族的命运。
意大利统一以来的中意外交关系
古罗马帝国曾有一句谚语，即“人离得愈远愈受敬重（Major ex longinquo reverentia）”。应该说，用此来形容中意两国之间源远流长的交往历史最恰当不过。汉朝和罗马尽管始终未能相遇，为中亚无边无际的大草原所阻隔，但双方却都在彼此身上寄托了对盛世的渴望。
不过，意大利和中国的外交关系在之后的千余年间却并没有增进。“Dasnia”之于“Serica”，或“Thinai”之于“polin”，都是雾里看花，只是些美丽的神话故事或人物传说，毫无清晰、明确的认知与定位。
中意两国交往的长期停滞，一方面缘于中华民族后期的内在性转向，另一方面则与意大利自身民族国家发展迟缓有关。自西罗马帝国崩溃后，亚平宁半岛上邦国林立、彼此争斗不休，频繁遭到西班牙、法国、奥地利等外部势力的入侵与干扰。
进入十八、十九世纪，与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意大利起步很晚，发展也很不均衡，尤其罗马以南广大地区和岛屿几乎尚处于封建状态。迟至1870年，意大利才完成全国领土统一，而英、法等国早已先后完成产业革命，建立起庞大的殖民帝国。
1899年2月，在目睹英、法、俄、日等帝国列强攫取在华特权“先例”后，意大利欲强行租借浙江三门湾，但被清廷予以严词拒绝。当时的佩卢内阁因意大利议会的坚决反对，以及确实无力单独出兵威吓清政府的情况下，只能作罢。
意大利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后进”状态，决定了其妄图效仿英、法盘踞中国的企图无法得逞。直到清廷覆亡，意大利也只是在庚子国变时趁机要挟，抢夺到约6%的赔款和0.5平方公里的天津租界，没有占到太多便宜。
有趣的是，意大利在三门湾事件中暴露出的无能，却十分荒唐地拉近了中意两国精英人士之间的心理距离。在康有为、薛福成、梁启超等维新派眼中，意大利虽然政治孱弱、经济落后，但却能够屡次从欧洲强国的桎梏下摆脱出来，非常值得钦佩。
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便是本着这个意图在1901年写下了历史散文《意大利建国三杰传》，并将马志尼、加富尔和加里波第三人的事迹加以浪漫化、文学化处理，改编成一部影射中国的音乐剧——《新罗马》。
一战前后，中意两国缘于各自的战略利益需求越走越近。对中国来说，北洋政府试图借军备采购订单和工商业贷款，尽可能地营造一个能够约束日本的国际环境。而对意大利来说，远东地区的冲突，却可以转移欧洲注意力，有利于其在地中海和东非展开扩张行动。
1887-1895年，意大利王国曾两次入侵今天的埃塞俄比亚。一批意大利沙文主义者趁机掀起狂热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大肆宣扬战争。他们认为帝国主义扩张是一种生命力的表现，只有最优秀的种族才有资格生存并支配世界。
应该说，意大利对华政策的本质依旧是帝国主义扩张，中华民国衰弱和混乱的现状也让意大利重拾对这片古来向往之地的“兴趣”。只是，此时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已基本稳固，可供意大利扩张的空间十分有限。
加之意大利国力不济，根本无法复制英、法、俄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远东地区的殖民模式。因此，倒不如仿效美国的“门户开放”战略，通过技术合作和商业贸易来实现先期渗透以摆脱劣势。
1922年10月底，墨索里尼的黑衫队在战后意大利一片哄闹声中“向罗马进军”，并在意外攫取政权后奉命组阁。由于当时意大利国会支持墨索里尼及其政党的议会不过三四十人，所以不得不与其他党派人士，甚至是来自人民党的天主教神职人员连联合执政。
除此之外，由于意大利在民族主义国家建构过程中，面临着各种势力强大的地方分离主义和教宗国长期对峙问题。因此，墨索里尼及其领导的国家法西斯党在上台后，首要任务便是将“大国”、“帝国”作为重要的宣传口号，统一民族认同、树立民族自信。
1925年1月，墨索里尼在议会宣布自由-立宪政权要向法西斯主义过渡，并以暴力手段镇压、解散所有异见人士，高举国家主义、极权主义、种族主义反动大旗。此后，墨索里尼逐渐将事业重心转向外交。
他为意大利设定了一个“决定性权重（peso determinante）”的角色，即意大利要在各阵营之间灵活行事，充分利用地缘冲突，彻底摧毁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体系。而这样的外交方略亦自然应用到远东，特别是中日关系上。
1928年11月，中意双方签订《通商条约》开启了一段为期十年左右的“蜜月期”。但恐怕墨索里尼本人也不会想到，意大利给中国带来的影响绝不仅仅发生在经济、技术层面，更作用于政治、文化领域。
走向法西斯主义的国民党右派
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出现了一个近代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即中央政府渐失驾驭力，而南北大小军阀已实际形成占地而治的割据局面。由于袁世凯死后群龙无首，各地中小军阀复频繁互斗，打“翻天印”、临阵倒戈的现象频仍。
民初法学家杨荫杭便将当时的局势比拟为“五代”，且认为其严重性犹有过之。因为地方意识与统一观念之间曲折复杂，两者可以相辅相成，但又常常相互冲突。一度风行的“联省自治”运动在列强环伺的背景下，更有可能发展成类似巴尔干半岛的情形。
而当全国局势类似“五代”，也就必然出现与五代相近的集体诉求，即“统一”。有鉴于此，北洋元老王士珍在北伐前夕曾出面倡导北洋内部息争团结，但收效甚微。1918年徐世昌被选为总统，很大程度上是北洋各派势力妥协的结果。
当从军校毕业的北洋老一辈凋谢，新兴武人基本是未受过系统性教育、“游民”出身的纯粹军阀。张作霖、张宗昌、冯玉祥等人的共同特点，便是完全不顾北洋自身的传统行事准则。他们为了权势、地位往往毫无底线，投靠、变节更是家常便饭。
为了更好地倾轧竞争对手，当时中国境内的大、小军阀都曾有意寻求外国势力的支持。相应地，某一军阀是特定帝国主义国家之“乏走狗”的认知，便成为20世纪20年代普遍见诸于报端的舆论导向，并滥用“卖国贼”三个字。
1924年11月，第二次直奉战争落下帷幕。曾被美国时代周刊认定为最有希望结束中国纷乱局面的吴佩孚兵败如山倒，自此北洋军阀再无统一全国的奢望。唯一有统一意愿且具有相当实力的政治军事力量，只剩下国民党（当时包括与之联合的共产党）。
值得注意的是，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统一”概念并不相同。吴佩孚、张作霖等人的理想，是消灭各方“诸侯”，逐鹿中原，一统“天下”；而中国国民党人所追求的，却是党政军各机关自上而下，全社会向国民党中枢看齐，并以三民主义为宗旨打造的集权体制。
中国国民党从苏联学到的组织方法卓有成效，北伐战争的顺利超乎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预料。“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可以说是中国自1840年以来，第一个向西方认真学习的成果，实具有里程碑性质。
正是在苏联人的帮助下，国民党人把一个曾几何时老旧、松散的民族主义、资产阶级政党重新组建起来。北伐战争能在1927年拥有巨大感召力，很大程度上并不在其抵御外侮的“反帝”一面，而恰恰在于其强调统一，并以连续的军事胜利证明其具有统一的能力。
问题是，南方“新派”因为“政见不同”而杀起人来的表现，并不比他们执意讨伐北洋军阀差，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许多左翼青年的横死，大都不是在战场上，而是被从国民党里面“正大清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期间，与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有过忘年之交的曹聚仁，曾连写三信给吴。希望吴稚晖不要缄默坐视，并能够以巨大影响力提醒蒋介石：“这是亲者所痛，仇者所快的悲剧”。
后世可以看到档案的读者当然知道，吴稚晖本人就是这次事件的始作俑者。尽管吴稚晖开始时并未主张杀人，但他还是纵容、默许了蒋介石、汪精卫在上海、南昌、武汉、广州等地的所作所为。
当国民党内的“赤色分子”被陆续翦灭、驱逐，国民党右派不仅很快沦为一方“诸侯”，而且丧失了以中央政府名义兼并大、小“藩镇”的“正确”行动纲领与“先进”指导思想。就在国民党右派困惑、迷茫，甚至对事业感到疑虑与失望之际，意大利法西斯主义适时传入。
1930年前后传入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起初仅仅是作为一种救国思想被引入。1903年，江苏人金天翮提出：中国欲“立于二十世纪之世界”，当效法“源于希腊，盛行于罗马”的“军人魂”，而“以铁血为主义”。
时人对它的介绍，无外乎崇尚“国家观念”、倡导“国魂”。1928年济南惨案的发生，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中华民族可谓到了危亡关头。法西斯主义所倡导的强权政治，在这时赫然间被认为是救国法宝，并在之后迅速形成一种思潮。
要知道，民族主义对于现代国家的建构作用有其限度所在。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当时国民党与青年党在学理上的具体歧异，后者经常以相当纯粹的国家主义思想，攻击三民主义所具有的内在矛盾。
但现在，法西斯主义的降临不缔于补齐了中国国民党的理论短板。法西斯主义被国民党利用后有一个显著的“本土化”过程，以周毓英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径直主张要将“法西斯蒂”精神注入到三民主义中实行专政，并制造白色恐怖，残杀进步势力。
西安事变期间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外交策略
回顾意大利在西安事变前后扮演的角色，加莱阿佐·齐亚诺毫无疑问是绕不开的人物。作为一名前外交官，齐亚诺的发迹主要因为他与墨索里尼女儿的婚姻。而其在意大利法西斯政权中的地位亦非常特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936年6月齐亚诺出任外交部长，此前他曾在中国任职数年。在1931-1933年九一八事变期间，其作为意大利驻上海总领事结交了许多国民党政要，其中就包括总司令蒋介石和副总司令张学良。
1933-1934年张学良访欧期间，频繁造访齐亚诺位于托斯卡纳卢卡附近的庄园。当时意大利的工业制造能力在欧洲仅次于英、法、德三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总值均位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前列，并给张学良个人留下深刻印象。
与此同时，墨索里尼在罗马先后会见孔祥熙和宋子文。1930-1935年之间，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先后向中国派遣两个军事考察团。此外，国民党方面也计划以三年为期向意大利借贷5亿里拉，用于购买意大利产品、建设水电等基础设施和土地开垦。
1930年代的国民党右派发自内心地认为，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实践对中国具有“启发和激励”作用。1932年2月下旬，有一个黄埔军校六期生写了一本名为《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的书呈送给蒋介石。
一番品鉴之余，蒋介石把书名中的“法西斯化”四个字去掉，并代之以“复兴运动”四个字出版，随后指派作者到德国和意大利考察。可见，蒋介石字典中的“复兴”二字和“法西斯”相等，1932年3月成立的“复兴社”更是彻头彻尾的法西斯主义特务组织。
1934年，有人仿照意大利墨索里尼的褐衫党组织写了一本名为《蓝衣社》的小册子，甚为蒋氏所欣赏，遂令将原早已组成的励行社学习加强之，即外传的“蓝衣社”（复兴社只是因为穿着而被称为“蓝衣社”）。
在蒋介石眼中，复兴社和励行社好比纳粹冲锋队、盖世太保的复合体，是最贴近法西斯主义宗旨、有效散布白色恐怖的特务组织。然而，时至1935年，中国国民党右派与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之间的关系却已经呈现出密云不雨之势。
1935年意大利军队入侵埃塞俄比亚，引发了支持日内瓦公约国家的普遍不满。他们担忧意大利公然违反国际公约的做法会被纳粹德国所利用，国民党当局也必须在重压之下投票赞同国联对意大利的经济制裁。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由于墨索里尼支持佛朗哥发动叛变，而苏联支持共和政府，苏意关系迅速恶化。意大利开始担心地中海地区势力均衡将受到影响，尤其恐惧苏联借干涉西班牙内战之机扩张势力。
从当时的国际环境来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凡是对凡尔赛-华盛顿协约“不满意”的国家，皆试图推翻英、法、美三国建立的世界秩序。这一个各方力量此消彼长、相互博弈且渗透的过程，中、苏、意、日四方皆跃跃欲试。
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及对策，必须置于这一背景下来考察。1936年12月13日，意大利驻华大使尼隆纳（H. E. M. Vincenzo Lojacono）通知罗马，主张抗日和联共的少帅张学良已经率部在西安发动兵变，囚禁了蒋介石。
12月14日，当时已经升任意大利外交部长的齐亚诺一方面以私人身份致函张学良，信中劝说张学良应该尽快释放蒋介石；另一方面，他要求尼隆纳一定要让所有的中国政客明白，若在苏联与日本之间进行选择的话，虽然令人遗憾，但意大利必须选择日本。
几天后，意大利驻华领事馆在一封电文报告中补充称：（一）西安方面仍处于扑朔迷离的状态，蒋介石本人生死未卜；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及孔祥熙、宋子文二人也不清楚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人的真实意图。
（二）中央军的几个师正向西安移动，鉴于广西方面，即桂系将领主张统一战线的意愿非常强烈，所以不排除类似的军事行动将会蔓延至华南地区。中国存在投向共产主义，即苏联的危险。
于是，齐亚诺直接向尼隆纳提及自己与张学良的旧日私谊，并命令这名首位意大利驻华大使警告张学良：对苏联的纵容将会使他失去“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友谊”。这样的威胁在张学良听来格外刺耳，因为意大利法西斯政府早在11月28日便承认了伪满洲国。
换句话说，中意之间在半个月前就已经没有了友谊可言。张学良最终同意释放蒋介石，是国内外各方势力一致调停的结果。东北军这次突如其来的“兵谏”，在国际社会很容易被误解为中国版的军队“暴走”，而国内舆论则开始恐慌于中国再度出现“分裂”。
事实上，当时任何一方势力都一致认为，西安事变在没有苏联插手的情况下获得解决，才是最为圆满的结局。齐亚诺个人虽然从未特别亲日，但他的反苏立场还是促使其终结了意大利在处理远东冲突时一贯奉行的中立政策。
西安事变对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和国民党右派的影响
1937年8月21日中苏协定签订后，齐亚诺告诉新任意大利驻华大使，意大利将转向日本。可见，意大利法西斯政府远东政策之关键，就是如何巩固、维护其欧洲利益。意大利最终选择加入德日阵营，是在综合分析利弊之后的理性选择，而非投机行为。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西安事变对意大利而言也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转折点。1940年德国、日本、意大利三国在柏林签署同盟条约，建立柏林-罗马-东京轴心。而墨索里尼政府远东战略的转型，即最终放弃1930年代早期的亲华立场，正源于齐亚诺的日本优先论。
1936年西安事变期间，心急如焚的齐亚诺首次完整地表述这一观点。肇端于西班牙内战的意大利-苏联纷争，严重冲击了中意关系和日意关系的走向。曾经援建国民党空军的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最终还是因为西班牙、埃塞俄比亚和苏联走到了中国人民的对立面。
话说回蒋介石及国民党右派，西安事变带来的极大震撼刺激他们强化内心深处业已顽固的法西斯思维。原复兴社升级为军统和中统，分别负责侦察、监视和控制军队和国民党内部的“不端”思想与行为。
军统和中统特务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除了灌输被歪曲、篡改的三民主义思想和强调“忠君”、“死节”的封建伦理道德外，还有法西斯头子们的书籍，如《墨索里尼成功史》、希特勒《我的奋斗》等等。
被驯化、洗脑后的他们普遍崇拜蒋介石，称其为“最高领袖”；认为国民党要有一个新生命、新力量；认为要有“统一的意志”、“集中的力量”；国民革命军必须成为蒋介石个人的“党卫军”，地方商会、教育会和报界公会也理应是国民党面向群众的分支机构。
1988年，在台北召开的“北伐统一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著名历史学家蒋永敬先生提出，北伐统一，“军事是有形的力量，党务是无形的力量。而无形的力量，又往往超过有形的力量”。
1926年7月身处北伐前线的蒋介石对于这一点，没准会摆出一副不置可否的姿态。但对于1936年12月在华清池狼狈奔逃的蒋介石而言，则可能会深有体会，并援以为整党、建军、治国的“真理”。
12年后，在解放战争中一败涂地的蒋介石决心聘请日军顾问，“在教育、训练、制度设计方面提供协助，并应情势需要，命其参加反共作战”。为此，他还特别列出了四项招募标准：一是陆大毕业；二是经验丰富；三是具备“端正”人格；四则是拥有坚强的反共意志。
1949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发动金门战役。由于渡海作战经验不足，登岛的三个主力团几乎全军覆没，损失近万人。此役被蒋介石事后认定是一场“既保住了金门，更保住了台湾”的胜利。
而当时负责金门防御规划的，正是化名“林保源”的前日本驻盟军司令官根本博。这位狂热的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分子，热衷各类国家改造运动，曾先后参加过樱会、一夕会等各类激进的军人结社组织。
“二二六事件”时根本博原有意响应，却因喝醉而错过。之后，其作为所谓“支那通”主要承担参谋工作。1941年转任长期负责对苏警戒的第24师团指挥官，1944年第24师团被调往太平洋战场后，根本博又躲过了一劫，调往内蒙。
蒋介石对日军顾问团的推崇，除了希望向其学习军事技术、方略方面的考虑外，更多则是源于他本人对所谓“武士道”精神与旧日本军国主义文化的向往。而国民党反动派在金门战役的胜利，更加促使他单方面笃定日军顾问的重要作用。
1950年6月底，第一批“圆山军官训练团”的学员毕业，蒋介石亲自出席毕业典礼，称赞“此期训练之成效，实超所预期者”。此时的蒋介石已经把这批日军将校奉为自己的高级幕僚，甚至常与富田直亮深谈，讨论今后“国防”的重要策略以及陆海军建设方针。
1951年后，“白团”规模甚至一度膨胀到83人之多，阶级从少佐一直到少将、中将不等。白鸿亮等日军顾问的主要授课对象是中高级军官，所教内容则大多是战略、战术、战史以及备战作训等。
应该说，“白团”的军事思想影响台军相当深。历年受过白团训练的军官总数达两万人以上，包括胡琏等知名将领在内。1958年八二三炮战前，国民党反动派几个版本的台湾防卫计划，皆有着浓厚的日军风格。
“白团”之扎眼，以至于英美两国的情报机关都开始密切关注这个“畸形”组织，是如何在台湾岛内急速扩张。随着朝鲜战争爆发，美援大规模涌入台湾。碍于美国人的强烈反对，“白团”规模开始被迫缩小。
朝鲜战争后，“白团”转而以“石牌实践学社”的名义登场，继续活动并避开美国人监视，秘密参与台湾当局各类军事计划的修订，例如大名鼎鼎的所谓“国光计划”，以及直到今天仍然采用的后备动员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