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家族因素如何影响其成员的创业倾向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该研究则结合了创业的家族嵌入视角以解释为何某些家庭更容易激发创业精神。研究团队通过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间8,162个个体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尽管人口统计学多样性（如年龄和性别）对成员创业有阻碍作用，但知识多样性（如行业和教育背景）能在家族聚餐这一社交化纽带的催化下，显著激发家庭成员的创业激情。这一发现挑战了以往将家庭视为同质单位的传统观点，并揭示了家庭内部多样性特征对于创业活动的“双刃剑”效应。
家族多样性与创业：家族聚餐能否激发创业热情吗？
文献来源：Wei Wang & Kimberly A. Eddleston & Francesco Chirico & Stephen X. Zhang & Qiaozhuan Liang & Wei Deng, 2023. "Family Diversity and Business Start-Up: Do Family Meals Feed the Fire of Entrepreneurship?,"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 vol. 47(4), pages 1265-1297, July.
1. 引言
在创业相关研究领域中，创业的影响因素一直备受关注。现有研究已揭示，创业者的行为和能力受其所处环境影响。与此一致，家族嵌入性观认为，家族在成员所受教育、价值观形成和经验积累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但针对其是否会推动或阻碍创业这一问题尚未形成共识。同时，既有文献探讨了高管团队或董事会多样性特征如何影响创业活动，但对于单个家族内部的这些特征及其对创业活动的影响却鲜有研究。因此，进一步挖掘家族内部的异质性及成员间的互动模式，展开家族嵌入视角下的创业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而家族聚餐——作为维系家族成员情感联系的重要纽带，不仅承载着传递爱与温暖的功能，更是家族内部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在这里，不同代际、不同性别的家族成员相互学习、交流思想，共同塑造和改变着彼此的行为与思维方式。根据家族聚餐的频率，家族内部的多样性既可能点燃创业精神，也可能熄灭创业精神。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中国文化根植于强调家庭集体和孝道的儒家思想，鼓励个人通过事业抱负来实现家族兴旺，并且中国普遍存在多代同堂的生活方式，这将为家族嵌入视角应用于创业提供独特的背景。
故该研究以中国家族为实证对象，探讨家族的多样性特征如何影响其成员创业，并考察了家族聚餐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以期为创业研究提供来自东方的独特视角与洞见。
2. 研究假设
家族年龄、性别、行业、教育多样性分别是指家族成员年龄、男女比例、行业背景、教育水平的异质性。具体来说，年龄多样性不仅表现为风险承受能力的差异，而且可能会抑制知识的交流和理解，降低成员对不同观点的接纳度，从而削弱成员的创业导向。比如年轻成员更倾向于接受新观念、勇于尝试，年长成员则可能因循守旧、规避风险。而在中国孝道文化的影响下，年龄多样性程度高的家族年轻成员会顺从长辈并压制与之相冲突的想法，更不可能承担创业的风险。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家族年龄多样性与家族成员创业负相关。
性别多样性程度高的家族男女比例更为均衡，由于女性和男性在角色社会期望和风险承担意愿方面存在差异，性别多样性程度高的家族会面临更多因性别偏见和社会角色分类而产生的冲突，开展创业活动的可能性更低。此外儒家思想也表明，当男性没有保护和供养女性家庭成员的压力时，他们更容易追求冒险的职业抱负。据此，提出假设：
假设2：家族性别多样性与家族成员创业负相关。
行业多样性程度高使得家族成员接触到不同来源的信息、技术和机会，带来更大的创造力。而在儒家合作、共存和集体主义的原则下，行业多样性程度高的家族更有可能开展商业机会的合作和创业的讨论。据此，提出假设：
假设3：家族行业多样性与家族成员创业正相关。
教育多样性程度高的家族内部可以实现信息优势的互补，更有可能发现问题并提出更有价值的解决方案，从而提高家族成员创业的可能性。此外，受儒家文化重视教育的影响，许多子女的教育水平高于父母，这也提升了家族整体的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家族的地位和社会阶层，从而提高家族成员创业的可能性。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4：家族教育多样性与家族成员创业正相关。
中国家族聚餐具有儒家文化烙印。对于年龄和性别多样性高的家族而言，聚餐频繁的家族有更多的沟通交流，家族成员受孝道文化和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更大，因年龄和性别多样性而产生的社会角色分类和偏见更为常见，从而强化了年龄多样性和性别多样性对家族成员创业的负向影响。基于此，提出假设：
假设5：家族聚餐会增强家族年龄多样性和性别多样性对家族成员创业的负向影响。
然而，对于行业背景和教育水平多样性高的家族而言，聚餐频繁的家族有更多机会分享经验及合作，并共同努力确定必要的资源，以克服与创业相关的潜在问题。从而强化了行业背景多样性和教育水平多样性对家族成员创业的正向影响。由此提出假设：
假设6：在中国文化情境下，家族聚餐的频率会增强家族行业多样性和教育多样性对家族成员创业意向的正面影响。
3. 研究设计与实证分析
3.1 研究设计
该研究使用北大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2018年的数据，最终获得8,162个20-50岁个体的样本。被解释变量创业以个体从“雇员或未工作”到“自雇”的职业身份变化衡量。核心解释变量家族多样性分为人口统计特征多样性（年龄和性别）和知识多样性（行业背景和教育水平）两大类，采用年龄的变异系数测量家族年龄多样性，采用Blau的异质性指数测量家族在性别、行业背景和教育水平方面的多样性。调节变量家族聚餐频率以个体与家族成员每周共进晚餐的次数衡量。
3.2 实证结果分析
表2显示了假设1-3的检验结果。模型1包含了所有的控制变量。虽然男性比女性更有可能创业（β=0.226, p=0.005），但年龄越大（β=-0.194, p=0.000）和受教育程度越高的人（β=-0.619, p=0.000）创业的可能性越小。父母中有创业者的个人更有可能成为创业者（β=0.295, p=0.092），而大家族中的个人创业的可能性较小（β=-0.058, p=0.074）。家庭子女越多（β=0.113, p=0.011）、家庭收入越高（β=0.059, p=0.038）、居住在城市地区（β=0.413, p=0.000）的人更有可能创业。
模型2则增加了家族多样性变量作为预测因子，但不包含交互项。与假设1和2一致，模型2显示，家族年龄多样性（β=-0.867, p=0.048）和性别多样性（β=-1.221, p=0.014）与创业有负相关关系。为支持假设3，家族行业多样性与创业呈正相关（β=0.625, p=0.001）。然而，与假设4相反，模型2显示，家族教育多样性对创业有负面影响（β=-0.886, p=0.003）。
模型4、5、6和7分别单独加入了交互项。模型8是包含所有家族聚餐调节项的完整模型。结果显示，个人的家族聚餐频率并不能调节家族年龄多样性或性别多样性对创业的影响。因此，假设5没有得到证实。然而，个人家族聚餐频率正向调节了家族行业多样性(β=0.181, p=0.026)和教育水平多样性（β=0.381, p=0.01）对创业的影响，支持了假设6。
4. 研究结论
首先，家族年龄多样性和性别多样性均与家族成员创业负相关，家族行业多样性与家族成员创业正相关。而教育多样性与家族成员创业负相关，这或许是因为教育水平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家族成员在信息处理和新观点接纳方面的隔阂，反而降低了共同创业的可能性。
其次，家族聚餐并未显著放大家族年龄多样性或性别多样性对创业的影响，可以归因为涉及孝道、传统性别观念的儒家规范已根深蒂固，使得这些文化因素在家族成员间产生了强烈的约束力，相比下，家族聚餐的影响微不足道。尽管如此，家族聚餐仍增强了行业多样性对于家族成员创业的正向影响，削弱了教育多样性对家族成员创业的负向影响。这表明家族聚餐为不同行业背景和教育水平的家族成员提供了分享和利用知识的渠道，从而推动创业。
5. 研究贡献与局限性
首先，该研究通过揭示统计型和知识型两类家族多样性对其成员创业影响的差异性，并强调了家族多样性的“双刃剑”效应。不同于大多数研究认为家族是同质的，该研究聚焦于家族成员的异质性特征这一视角，并将群体多样性的研究范围由一般企业和家族企业内部拓展到了企业外部。
其次，该研究为创业的家族嵌入观点提供了来自中国的证据，丰富了有关儒家文化与创业精神的研究。文章考虑到儒家价值观对于塑造家族关系及创业的影响，提供了一种更具背景化的家族嵌入性观点，彰显了文化背景在理解家族如何点燃或熄灭创业精神方面的重要性。
第三，该研究对于企业家创业具有实践启示意义。对于来自家族年龄和性别多样性高的企业家来说，寻求直系亲属以外的建议和资源更加有益；相比之下，来自家族行业和教育多样性高的企业家更可能从家族中受益，家族聚餐通常是其分享信息、资源和建议的渠道，有助于更好地培育企业家精神。
然而，该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除了家庭聚餐之外，未来研究可探讨其他类型的家庭活动如节日聚会、婚礼和假期等对于成员创业的影响。其次，该研究的数据主要来自中国，虽然为中国情境下的家族多样性与创业关系提供了有力证据，但可能难以直接推广到其他文化背景。因此，未来研究可在不同文化背景下进行验证和拓展，以检验该研究结论的普适性和文化差异对家族多样性与创业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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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袁晨宇 | 审核：张宇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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