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新生南路三段一个巷口,一栋90岁的老屋。它是日本人兴建的总督府官舍;它是蒋介石高官的住家,也是反蒋的“落魄江湖者的栖身所”,自由知识分子如殷海光、李敖、陈鼓应在此出入;它是年轻时的李安取景《饮食男女》之地;它是龙应台为之奔走而保留下的“独此一家”;现在,它是一个茶馆,名叫紫藤庐。
没有招牌,短墙边半人高的雕花铁门半开着,露出一丛绿竹,一架紫藤。往里去,窄小的前庭,也就是一个宽过道,却有鱼戏水,有树吐翠,有花静放,东一棵西一丛,不着人工痕迹,天生地长,自然欢喜地各安一隅。
从热闹的马路上进来与他们一碰面,眼睛和心一亮一静,才确信花草树木是有灵气的,否则怎么会有这么神奇的力量?
停下脚步看它们,羡慕它们蓬蓬勃勃的欢天喜地,好像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些虫啊雷啊风啊,那些它们没放在心上。
推开油漆落尽的木门,接待台四周的书籍、茶杯、茶罐也如院子的植物般自然散落,不见刻意。茶馆的姑娘们布衣素裙,自然应答,没有商业的热情。
旧木桌椅,铁壶煮水,青瓷小杯,茶烟升起时,院子里的花与树氤氲成落地木格窗上深深浅浅的绿,窗下空着的桌椅凝结着“约客不来过夜半”的惆怅。
另一张长桌上,杯还在,茶尚温,但人已散去,好在有一大瓮日式插花静静地陪伴在长桌的另一头。
因为最初是日本人兴建,这栋老屋里还保留着塌塌米、竹隔帘、木拉门、绵纸灯,订位的时候,会问“要塌塌米还是座椅区”。
一个已经乌黑的西式壁炉上有上世纪50年代屋主夫妇的照片,那位老先生就是茶馆老板周渝的父亲周德伟。
作为蒋介石的“关务署署长”,伴随着他照片的,是“岂有文章觉天命、忍将功业苦苍生”这副士大夫气的对联。而壁炉是他分配到这栋日式住宅时加建的,因为他留学德国,所以把西式元素留在了这栋老屋里。
老屋里最令人动心的元素,还是胡适来过、殷海光来过、白色恐怖中的斗士们来过,这个蒋家“高干”的家庭,有既“士大夫”又“洋派”的高官父亲,也有革命的儿子和儿子的朋友们。
李敖在回忆文章里写过:“周德伟的长子周弘是我一生交过的最宽厚的朋友,我至今怀念他。”至于小儿子周渝呢,李敖说:“我在狱中受难时,周渝关切我,侠风感人。”
那时人那时事,因为情义、信念、追求,隔着40年的长路,已经升高为传奇,但老屋并没逃过现世的打击。1975年,周德伟去世,家人依然住在屋中。
1981年周渝延续自家“高谈阔论”的风格,将住家改为茶馆,并提供展览空间,以庭前紫藤为名,吸引更多人来“忧国忧民”。
1997年,“财政部”基隆关税局要求收回一直被周家占用的公家宿舍,法院判周渝败诉交屋,紫藤庐面临回归“宿舍”。
但此时的老屋早已超越了“宿舍”的价值,文化界和当年的反对运动名人们发起古迹抢救运动要求保存紫藤庐。
台湾著名文化人龙应台女士就此特意撰写《在紫藤庐和星巴克之间》,呼吁保护紫藤庐、保护传统文化。
1999年,时任台北市文化局长的龙应台大费周折,把这栋老屋变更为台北市文化设施,仍交周渝管理。
现在,老屋仍是紫藤庐,仍是茶馆。茶、简餐、绿窗、铁壶、吱吱响的地板,即使你对“前朝旧事”没兴趣,它也是一个美得令你难忘的茶馆。
龙应台说:台北市有58家星巴克,台北市只有一家紫藤庐。陈文茜说:紫藤庐永远不属于胜利者,永远不属于喧哗之地。
周渝说:紫藤庐有一道半开的门,里面有一座花园,有些人经过却没看到此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