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才能扩大一个政党的影响力？
29岁的戈培尔站在柏林城里，思考着这个问题，他的目光不断游移，最终聚焦在了看似平凡的街道上，他写道：
“在大众时代，街道是表现现代政治特征的场所，谁能占领街道，谁就能征服大众，谁能征服大众，谁就将因此而征服整个国家。”
01
1897年10月29日，戈培尔出生于德国的一个工业小镇莱特，这里距离德荷（德国—荷兰）边境只有35公里，戈培尔有两个哥哥、两个妹妹，他们的父母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戈培尔的父亲在烛芯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当店员，一家人虽然并不富裕，但也不算差，不幸的是，戈培尔从小就身体不好，只有几岁的时候，他就患上了马蹄足，这是一种畸形的疾病，可能是由于小儿麻痹症引起的，医生认为，如果放任下去，戈培尔的病将可能严重影响他走路，父母心急如焚，找来了家庭医生和按摩师对戈培尔进行了两年的治疗，后来他们又找来了大学教授问诊，在戈培尔十岁的时候还给他做了外科手术，但是这些努力统统失败了，戈培尔的右脚最终还是严重向内弯曲，和左脚高度不一，戈培尔不得不装上一个矫形器来支撑自己这只畸形的脚，从此他只能瘸着腿走路，成了一个残疾人。
残疾深深地影响了这个孩子的性格，很快他便认为自己低人一等，不愿上街，他经常躲在二楼自己那狭小的房间里，他22岁回忆自己的少年时代时曾写道，那时自己总认为同学们与他在一起时很别扭：
“因为我无法再像他们那样奔跑跳跃，其他孩子游戏时都不乐意带上我，我落单了，这不仅让我感到孤独，而且让我感到痛苦，每当看到其他孩子奔跑嬉闹跳跃时，我便嘟囔地抱怨上帝给了自己这样的遭遇，于是我憎恨别的孩子没和我一样，于是我取笑自己的母亲还喜欢这样一个残废儿，从那时起，童年就变得毫无乐趣了，我不能再参加别人的游戏了，我成为了一只离群的、孤独的狼。”
但也正是这种经历让戈培尔迷上了读书，在1907年他因脚部手术而住院的时候，戈培尔一直从早到晚不停地阅读童话书，他说：
“那些书唤起了我的阅读乐趣，自那时起我贪婪地读一切印出来的东西，包括各种报刊，还有我对其一窍不通的政治。”
在不断地阅读中，戈培尔想到自己能够凭借丰富的知识去抵消自己在肢体上所受的歧视，残疾带来的自卑感驱使着戈培尔不断读书、不断学习，想要以此证明自己不比别人差，最终，戈培尔通过不懈地努力成了班里的优等生，他还成功进入了市立九年制理科中学，这让戈培尔十分高兴，因为他发现自己有能力战胜那些曾讥笑嘲讽过自己的同学，他还劝慰自己说，如果新同学也因他的残疾而羞辱他，那就让他们也学会畏惧自己，于是戈培尔从上中学的第一天起就继续发奋学习，他很快成了学霸，同学们都来求他帮忙解答问题，这让残疾、自卑的戈培尔感到由衷的喜悦和满足，他看出自己正走在一条正确的路上，戈培尔从读书、学习中不断得到正反馈，他越学越好，最后他的许多科目都出类拔萃，在拉丁文、地理、德语、数学这几科，戈培尔都是成绩最好的学生。
同时，戈培尔在戏剧表演方面也表现出了特别的天赋，在每年一次的学校演出中他的表演都引人注目，他擅长运用各种形体姿态和神情，进行极具感染力地倾诉。
与此同时，戈培尔也没停下阅读，书中的内容为他展现了数不清的幻想，他往往沉浸在这种幻想世界中，比如他会在读书时，幻想自己是其中的英雄角色，那种他在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成为的英雄，这种阅读带来的精神享受抚慰了戈培尔的心理创伤。
“虽然不再能像其他人那样嬉闹奔跑，我也不觉得那么痛苦了，我为能有一个我这样残疾人的享乐世界而高兴。”
戈培尔不仅大量读书，还提起笔，开始用写作表达自己的种种情绪和感受。
1912年，戈培尔写下了自己的第一篇诗，来悼念自己失去的一位朋友：
“我在这里立于棺架旁，望着你那冰凉的肢体，你曾是我的朋友，真正的朋友，我们在人生中渐成知己，你此时不得不与我相别，舍下还在向你致意的生活，舍下了自有其欢乐的世界，舍下了还在为你闪烁的希望。”
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首诗是什么感觉，但我需要说的是，戈培尔并没有这样一个朋友，整个情节都是他虚构的，在我们今天看来，戈培尔这种行为可能是有些中二、无病呻吟，但作为一个内心孤独的残疾人，戈培尔正是通过这种阅读—幻想—写作的过程，来丰富了自己的精神世界，强化了自己对人类情感的捕捉，他一开始的文笔还很稚嫩，但在长年的坚持后，他最终磨练出了直击人心灵的文字，戈培尔的灵感来源有两大类，一类是他阅读的书籍，另一类就是他在生活中的经历，生活经历越复杂，就越能写出有深度的文字。
而当戈培尔升入7年级时，他就正好赶上了一次影响深远的大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02
那一年是1914年，人们对于一战的残酷性还一无所知，在德国各地，包括戈培尔的家乡，许多人都沉浸在民族主义情绪里，为祖国的开疆拓土而兴奋。
德国人盼望着这一仗能打出尊严、能收获利益，他们兴高采烈地迎接战争的到来，戈培尔也加入了这场盛大的狂欢，他感到德皇的大军仿佛已经越过原野在法国的首都列队行进，他在历史书上学到的那些波澜壮阔的时刻正在化作现实。
8月初动员令发布后，戈培尔跟随人群向踏着整齐步伐出征的军队欢呼，他第一次发现，自己竟能和周围的人们毫无差异地站在一起，没有人注意到他的残疾，也没有人嘲笑他，多少年来，戈培尔终于体验到了一次和其他人一样的感觉，那种团结一致的感觉，这一刻没有瘸子和正常人之分，他们都是“光荣的德国人”。
对戈培尔来说，对着列队而过的军队欢呼就像在做礼拜，只不过他们唱的不是“赞美我主”，而是“德国、德国高于一切”。这种带着宗教性的群体行为非常让他动容，当时戈培尔的大哥汉斯以及周围的许多同龄人都响应号召登上了战场，戈培尔也想一起去，他羡慕士兵，他觉得“战士”是“为了妇女和孩子、为了牛羊和家园、为了故乡和祖国奔赴沙场的”，“他们奉献自己年轻的生命，去为祖国尽最崇高最光荣的职责”。
但戈培尔最终还是没能去当兵，因为军队还是想要腿脚健全的人，戈培尔为自己无法踏入战场而失落，但他对战争的热情丝毫不减，他在学校里一直关注着战争的进程，并希望在后方尽可能地为祖国出份力。
当时许多指挥官都要求平民严密注意后方的可疑分子，戈培尔就严格照着去做，莱特镇要为前线士兵送上“圣诞爱心礼物”，校长将包装礼物和写地址的任务分给大家，戈培尔也表现得特别热心勤快，他虽然无法身临前线，但做这些事让他觉得自己也是属于前线的一员。
同时，他还会写信给前线当兵的同学汇报学校的情况，而同学也会给他回信，轻步兵齐勒斯就告诉戈培尔，自己现在当兵的生活要比从前的学生时代好一千倍，而他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佩戴着铁十字勋章荣归故里，对于戈培尔来说，这场战争给他带来了太多的新鲜感、刺激感，以及他之前人生中所没有感受过的团结感、归属感，这一切都令他文思泉涌，在开战的头几个月，他就在作文里表现出了宣传的天赋，他能引用前人的诗句，说“上帝令钢生铁长”，他将在战场上不留姓名的死去，美化成“祖国祭坛”上的献祭，就像基督为了人类被带上各各他山献祭一样。
1917年3月，当戈培尔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在中学毕业典礼上发言时，他的演讲已经很像真正的宣传家。
他告诉全校师生，他们“是伟大德国的成员，整个世界都既惧怕又钦佩地仰望着德国”，戈培尔讲到了德意志民族，认为他们这个民族“本身就具有做世界政治和精神领袖的资格”，他谈到了坚如钢铁的俾斯麦，又称赞现在的德皇是毫无拘束地向全世界拔剑出鞘，在致辞结尾戈培尔那日后洗脑千万人的语言风格已经出现端倪，他感叹道：
“德国，我们父辈的神圣之国，你巍然屹立，在困境和死亡中巍然屹立，你显示了自己英勇的力量，也必将在战争中获得全胜。我们不为你担忧，因为我们信赖永恒的上帝，他会让正义获胜，未来在他的手中，天佑吾国。”
03
1917年4月，中学毕业后，戈培尔进入了大学，他在老师的建议下选择了古典哲学、日耳曼文学和历史等专业，就在戈培尔刚进入大学一年后，他的人生又一次迎来了巨变。
1918年11月11日，在贡比涅森林的一节火车车厢里，德国代表签署了停战协定，停战协定是一种比较好听的说法，事实上德国就是投降了。
戈培尔的家乡就在边境附近，因此他很快就品尝到了战败的滋味，他的家乡被划入了莱茵兰非军事区，这意味着从此以后，他们将再也无法见到自己祖国的军队，他们生活的地方，已变成了德国与战胜国之间的缓冲区。
像戈培尔的故乡莱特镇，现在就是由比利时士兵占领着，每当学校放假时，戈培尔都要拿着证件通过检查才能返回自己的家乡，比利时占领军对德国人执行着一套严格的管理办法，德国人必须遵守宵禁，即使信件也要受到严格检查，对书写使用的字体也有规范，戈培尔感到自己受尽了羞辱，对祖国的现状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他有时甚至气愤得想哭，他写道：
“我身在已不再是德国的德国，可又能怎么样！我们是一个可怜的民族，心里若还能感觉到一星半点对自己德意志祖国的爱，也只能在口袋里攥起拳头并一声不吭。”
更令戈培尔感到难受的是，战败后的德国一片混乱，在民主制度下，政坛中的各个党派还在相互斗争，他们都拥有大批拥趸，戈培尔感到这种局面分裂了德国的力量，而且戈培尔认为，并非所有德国人都头脑清醒，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能为了祖国的兴盛“正确地”投出一票，当他鄙视的社民党领导人艾伯特当选德国总统时，他更是断定“人民还没有成熟到能实行共和制的程度”。
除了精神上的沮丧，战败还在物质上对戈培尔造成了影响，当时德国经济衰败，戈培尔昂贵的学费和生活费给他带来了很大困扰，他从家里带来的钱连一学期都撑不住，他常常挨饿，瘦成了皮包骨，还患上了经常性头痛症。
他不得不把自己的衣服、手表都拿出去卖了，还得依靠天主教慈善协会的贷款才能继续学业，但是与此同时，他那家境富裕的女朋友安卡生活得却很滋润，戈培尔在交往中逐渐明白，自己虽然通过寒窗苦读、考上大学勉强跻身进了上流阶层，“可在那个阶层里我是一个贱民，一个遭贬低的人，一个忍气吞声的人，之所以这样绝不是因为我做的比别人少或不如其他人聪明，而仅仅是因为我没钱，可其他人的钱也无非是从他们父亲的口袋里大把大把流出来的。”
而这时，戈培尔又恰巧遇到了另一个知音，他曾经的中学同学弗里斯格斯，弗里斯格斯参加过一战，胳膊中过一枪，还获得了铁十字勋章，对于不能上战场的戈培尔来说，弗里斯格斯就如同英雄一般，戈培尔把弗里斯格斯称作自己“最好的、最亲爱的、唯一的朋友”，他甚至模仿起了弗里斯格斯的穿搭风格，弗里斯格斯经常穿风衣，因此戈培尔也喜欢穿风衣，这也成为了戈培尔日后成名时最标志性的服装。
在意识形态上，有左翼倾向的弗里斯格斯也开始影响戈培尔，他推荐戈培尔研究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国作家也介绍给了戈培尔，之后戈培尔就开始阅读揭露资产阶级腐朽性的作品，比如《罪与罚》，他也的确读过马克斯的《资本论》，戈培尔的思想就这样一度左倾，他曾写过一部未完成的剧本，名为“工人阶级的战斗”，他还在给女友的信中倾诉道：
“腐朽而悲凉的是，一个数亿人的世界被一个特权阶层统治着，这个特权阶层手握大权，支配着数亿人的生死，而且是恣意妄为，请看法国的帝国主义、英国和北美的资本主义，或许也可以看看德国等国的资本主义，你说老一辈的资产阶级是通过艰苦劳动获得了自己的财富，我承认在许多事例中这是事实，然而你可知道在资产阶级获得自己的财富时，工人是怎么生活的？”
戈培尔此时已经有点接近社会主义了，但他终究还是没有踏出那一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小资产阶级，戈培尔始终和无产阶级保持着距离，并对无产阶级抱有怀疑、警惕的态度。
他从来没有参与过什么工人运动，也说自己“绝对不会”对工人运动表示赞同，戈培尔仍然抱有一种读书人的幻想，那就是只要自己书读得足够多、学历足够高，那他就能实现阶级跨越，他认为自己和没读过书的无产阶级终究不一样。
从大学毕业后，戈培尔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攻读博士学位，这是最高级别的学位，获得博士头衔极为不易，光是论文戈培尔就写了整整四个月，而当他的导师称呼他为“博士先生”时，戈培尔觉得一切都值了。
当戈培尔回到家乡时，那里迎接他的情形让他终生难忘：
“全家所有人都来到站台上，家里进行了装饰，有许多鲜花。”
戈培尔全家人都为他感到骄傲，家里可是出了一名博士啊。其他人看戈培尔的眼光也不一样了，街上左邻右舍打招呼时，都会在他名字前加上博士头衔以示尊敬。他坐在中学时常去的咖啡馆里讲些什么时，大家也显然比从前更加注意地倾听，周围所有人都觉得，从此社会上大大小小的门都会为这位“年轻的博士先生”敞开，戈培尔也以为，自己已经跃入了龙门，但这位刚毕业的博士生，很快就遭到了社会的毒打。
04
当社会大环境处在一种糟糕的情况中时，个人的努力就将显得无济于事，戈培尔就面临着这样的局面。
一战战败后，德国的海外殖民地被瓜分，大量本土也被割让，部分矿产被移交外国，再加上天价的战争赔款，使得德国经济一蹶不振，反映到戈培尔这种小人物身上，那就是恶劣的就业环境，虽然戈培尔有个博士学位，但他根本就找不到一份好工作。1922年秋天他被《西德意志报》副刊录用为按小时计酬的实习生，结果没过几个星期就被辞退了，他托关系好不容易在银行里找了份工作，但工资又少得可怜，只够付房租，甚至没有钱再去买食物，结果戈培尔还得靠家里寄来的钱和食物生活，戈培尔的幻想破碎了，他从小努力学习、成绩优异，却仍然没法过上像样的生活，戈培尔告诉女友：
“外面荒芜而空寂，在我内心里那些壮丽的祭坛已经坍塌，欢快之画已被打碎。”
戈培尔在饱受贫困之苦时，却发现那些利欲熏心、道德败坏的投机者反而能过上好日子，这种情况在他所在的银行金融业特别常见，戈培尔怒斥道：
“你们口口声声说在投资，然而这个漂亮字眼后面隐藏的只是兽性的贪婪，贪得无厌的欲望，我使用‘兽性’一词实在是有辱兽类，因为兽类也只是吃到肚子饱了为止。”
就连戈培尔身边的一些银行同事也开始发国难财。
当时德国货币贬值、物价上涨的速度非常快，快到一般人有时都不了解最新的物价，而银行业的人往往消息灵通，他们就利用这个信息差，从不知情的人手中低价收购股票，再立即倒卖出去，大赚一笔，戈培尔对此深恶痛绝：
“今天下午我郑重告诉那帮无赖小子中的一个，我认为他的行为是一种极其卑鄙无耻的欺骗，对于我的话他当时只是同情地耸了耸肩膀。”
周围的人也不理解戈培尔。
“听到我们争执的人中没有一个赞同我，所有人都持同一个观点，生意就是生意。”
1923年，戈培尔又得知他最好的朋友、那个推荐他读马克思的弗利斯格斯，在当矿工时，死在了一次矿难里，戈培尔听到噩耗后痛苦万分：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理智，我失去了一切。”
生活的打击就这样一个接一个，让戈培尔喘不过气来，不久之后，戈培尔自己也被银行辞退了，失业的他一心趴在了写作上，想用笔杆子养活自己，但是只有一个作品被出版，最后他不得不回到老家，只能靠父母生活。
戈培尔曾以自己的博士学历为傲，每次签名都要写“博士戈培尔”，但他这个博士最终却是百无一用，连他自己都养活不了。他有满腔的悲愤无处发泄，满怀的才华无处施展，他渴望找到一个仇恨的对象来为自己郁郁不得志的人生负责，他还渴望能遇到个“救世主”一样的人物，“他会用那把利刃直捅德意志不睦的心脏”，为自己和德国指出一条道路。
05
戈培尔先找到了一个仇恨的对象，那就是犹太人。
传统印象里犹太人狡猾势利、喜欢投机的一面正是戈培尔所厌恶的，有钱的犹太人也让贫穷的戈培尔感到愤愤不平。
1924年初，戈培尔读到了亨利·福特的世界畅销书《国际犹太人》，福特不仅是享誉世界的汽车大王（福特牌汽车的创始人），他也是一个相当反犹的人，他在书中详细论述了一个“犹太人的世界阴谋”，而这种犹太人阴谋论很快就被戈培尔所接受，他相信，犹太人在酝酿一个巨大的阴谋，最终目标是为了统治全世界，戈培尔把德国所有的不幸，包括他自己的不幸都归咎于犹太人，而他所渴望的救世主也出现了，那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希特勒当时正因啤酒馆暴动而在慕尼黑接受审判，在审判期间，希特勒将被告席当成了演讲台，他把自己的暴动诡辩成了一种爱国主义行为，声称自己是为了将德国变得更好，希特勒的口才很好，结果审判每进行一天，他都获得了新的追随者，当2月底法官宣布十分宽大的判决时，希特勒已经在社会上赢得了广泛的同情，而戈培尔也是其中一员，他当时还没有见过希特勒，但已经为希特勒的言行所着迷，他这整个过程就好像是吸了毒、逐渐上了瘾一样。
1924年3月13日，戈培尔在日记中还只是轻描淡写地写道：
“我在研究希特勒和纳粹主义。”
但一周后，戈培尔就被希特勒吸引住了，他写道：
“希特勒是一个有热情的理想主义者，一个为德意志民族带来一种新信仰的人，我读他的演讲，仿佛被送上了星空。”
又过了两天，戈培尔就已彻底被希特勒征服，他写道：
“只有希特勒能让我不断地关注，这人确实不是什么知识分子，但他有着美妙的冲劲、活力、热情和德国情怀。”
当时，戈培尔的中学同学弗里茨·普朗正好在纳粹党内，于是戈培尔设法联系上了他，开始时不时地参加纳粹分子的晚间讨论，此时希特勒还在蹲监狱，戈培尔不禁感叹：
“若是希特勒还是自由身该有多好。”
虽然希特勒不在，但戈培尔和剩下的纳粹党人也相处得很好，在纳粹党里他终于不再是孤僻的毫无希望的人了，大家都和他一样愤世嫉俗、对现状深怀不满，戈培尔可以讲出自己的观点，并收获大家的赞扬，就连一战时德军的参谋长鲁登道夫也赞同他的观点，戈培尔认为这些人都是“诚实忠诚的精英”，当他穿梭在他们中间时，他的心情就和10年前一战爆发时一样舒畅，他仿佛又回到了站在街边欢送军队的那一天。
“这里就像一所有许多孩子的大房子，它让人感到那么舒畅，那么安全和满足，我们仿佛就是一大群结成兄弟情谊的人，是在卐字标志下，团结在一条战线上的战士。”
06
1924年8月21日，戈培尔与普朗组建了一个纳粹地方联合小组，他从此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纳粹运动中，尤其是对纳粹的宣传当中。
戈培尔的首次登台演讲有些稚嫩，他跛着脚犹犹豫豫地走向讲台，消瘦的身子穿着一件肥大的西装上衣，站在那里的样子滑稽可笑。
由于纳粹当时已经表现出了阶级调和、与资产阶级合作的一面，因此台下还有人骂戈培尔是“资本主义剥削者”，但戈培尔的反应很快，他马上就请那人到讲台前来数一数自己的现金，他大声向观众喊道：
“就让我们来看看我们当中谁的钱多。”
他一边喊一边毫不犹豫地掏出他那破旧的钱包，将一些硬币倒在了讲台上，戈培尔自己当时的确钱不多，他就这样镇住了观众、控制住了局面，在第一次登台演讲时，戈培尔就能经受如此考验，证明他是真的有宣传天赋的。
戈培尔的天赋还不止于此，他主要讲的是社会不公问题，由于他已经亲身体验过了太多底层的生活，所以他知道听众有着怎样的问题、困苦和忧愁，再加上他精通文学和写作，所以他知道如何遣词造句才能让听众接受，最后，他总能成功讲出听众的感受，让听众感到戈培尔是懂自己的、和自己是一边的，此后戈培尔会再引导听众一步步接受纳粹的结论。
戈培尔还意识到，当他在向大众做宣传时，不应搞得太复杂，而只应包含一个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主题，因为“你永远不可能找到数百万会为一本书而舍弃生命的人，你也不可能找到数百万会为一个经济计划而舍弃生命的人，但你能找到数百万愿意为一个神圣的信条而赴死的人。”
化繁为简、直击命门，这就是戈培尔的诀窍。
戈培尔还极为注重演讲现场的气氛，他的名言是“人满为患的客房胜过空荡荡的大厅”，就算人不多，但只要大家都是挤在一个狭窄的房间里时，人们就会彼此感到亲近、气氛就会变得热烈，戈培尔此时又会用简单直白的东西将现场所有人牢牢联系在一起，比如“相同的血统、相同的精神”，他能让人们徜徉在集体主义的海洋中，让人们感受到他当初在欢送军队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团结一致的氛围，这种氛围让人沉醉、让人血脉偾张、让人忘记思考，从此没有几千人几万人，所有人都变成了一个人，一个听戈培尔话的人。
07
在具体的演讲中，当时戈培尔还没有听过希特勒演讲，他的技巧都是自己开发出来的，他会用言辞、手势和语气来操纵观众的情绪，他习惯在脸旁边举起表示警告的食指，还会敲击面前的讲台以强调特定的单词，这使得他的演讲不是乏味的平铺直叙，而是跌宕起伏、铿锵有力，他的语气中总是暗含着一种同理心，但他也能经常发出讽刺，并在提出问题时巧妙扭曲他人的观点。
除了这种种技巧外，戈培尔的演讲还有一个最朴实、但也最能打动人的点，那就是真情实感，是的，戈培尔也不完全是在撒谎，当他讲到纳粹的种种观点时，比如对种族主义的推崇，对民主的敌视，对独裁的看重等等，这些观点虽然是错的，但戈培尔自己的确是信的，他真的是这么认为的，这时他就能将自己的情感注入其中，更好地感染别人，戈培尔在搞宣传时也会说“一半的真话”，这一半真话的目的就是让听众信赖他，你信了他之后，剩下那一半时间，他就要把纳粹的观点灌输到你的脑海里了，我们可以来看一段戈培尔的文章原文，来看看他是怎么说服大众接受希特勒的独裁统治的，戈培尔起手就是对民主制度的攻击：
“民主体制的领袖是大众宠爱的领袖,他必须一而再再而三地迎合低等的大众本能才能维持住自己的政治生命，他为之工作的是日子而不是时代，他的所作所为是为了政党而不是为了一代人，他有责任不断地向大众表明暂时的成就，否则他就会被那些不满的选民扫地出门，因此他宁愿引领整个民族通过一个又一个暂时的成就，最终走向民族的毁灭，另一方面他很快就陷入只能依附金钱和交易势力的境地，是的，他是通过这些势力才爬上了高位，他的当选是由这些势力操作的，于是他便屈尊充当证券交易所和资本的雇佣兵，因而他的政治行为同时受到两边的挤压，一边他必须迎合变化无常的大众，另一边他得对危险的金钱势力毕恭毕敬。”
在这里，戈培尔的确讲出了一些西式民主的问题，他有的地方甚至是讲的很一针见血的，是很能让当时的德国群众感到赞同的，当你开始觉得他讲得对的时候，那你就很容易接受了他的最终结论，那就是要找到一个“英雄领袖”，因为“承载未来思想的不是大众，而是强有力的个人，是具备勇气、生命意志和牺牲决心的个人，我们理应相信这一力量，信赖这一力量，心甘情愿和无私地为这一力量效力。”
戈培尔就是通过这种高明的技巧来蛊惑人心，并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他的煽动性非常强，甚至多次在演讲现场，就引起了群众斗殴，我们可以从一名德国工人在1924年的日记，来一窥戈培尔摄人心魄的魔力：
“戈培尔博士以‘阿道夫·希特勒想要什么？’为主题发表演讲，出席人数并不多，我听懂了演讲者的每一句话，我感觉他好像是在亲自对我说话，我的心变得轻松起来，我的胸中升起了某种东西，我感觉我内心的某些东西正在一点一点地被重建，戈培尔博士那天晚上没有完成他的主题，他答应两周后回来完成讲座，我在精神错乱中度过了这十四天，我迫不及待地等待着会议的那天，我准时到达，会议结束后我默默地回家了，从此，我成为了一名纳粹主义者。”
08
戈培尔在宣传上的出色表现，令他在1925年3月就被提拔为北莱茵兰党区日常事务负责人，这时希特勒也已经出狱了，1925年7月12日，戈培尔在会议上第一次亲眼见到了希特勒，见到偶像的戈培尔非常激动。
“那样的一种声音，那样的神情，那样的激情，和我期待的完全一样，我几乎控制不住自己，我的心停止了跳动。”
11月6日戈培尔第二次见到希特勒，并和希特勒有了接触。
“希特勒握了我的手，像一个老朋友，那双蓝颜色的大眼睛犹如星星，他很高兴见到我，我极其幸福。”
当时在纳粹党内，希特勒和戈培尔的地位差距还很大，但希特勒很快就注意到了这位宣传的天才，并对其加以拉拢。
1925年圣诞节期间，希特勒给戈培尔送了一本自己的书，并在上面亲自题词，赞赏戈培尔进行了“模范战斗”，戈培尔将其称为“最好的圣诞礼物”。
到了1926年，希特勒又亲自给戈培尔写了信，并邀请戈培尔与自己一起吃饭，一起坐车，这种待遇让戈培尔受宠若惊，他称自己就像是“立于国王御座前的男子汉”。
戈培尔当时本来是属于纳粹党内另一个和希特勒有些差别的派系，这个派系更偏左一些、更反对资本主义，领头人物是施特拉塞尔，但在希特勒的影响下，戈培尔很快就脱离了这个派系，从此死心塌地地跟着希特勒，希特勒也非常器重戈培尔。1926年，他就让戈培尔当上了柏林党区的领导人，柏林是德国的首都，这个职位自然是重中之重，戈培尔也没有辜负希特勒的期望，他对于如何扩大纳粹的影响力，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重视每一个平凡的街道，他开办演讲学校，培训一个个擅长在街头进行演讲的纳粹党员，戈培尔说道：
“造就法西斯主义的无非就是大演说家，演说家和政治家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
除了口头上的宣传，戈培尔在视觉设计上也是全力以赴，他雇用了一位年轻的柏林漫画家汉斯·施韦策来制作海报，施韦策的个人风格强而有力，他善于使用鲜明的色彩，来表现美化的雅利安人物形象，以及丑化的犹太人形象，同时纳粹报刊《进攻报》也在戈培尔的推进下出版，这份报纸用极其现代的版式开创了一种新的大众新闻风格，其版面美观易读，已经非常接近今天的杂志设计。
除了优秀的美术设计，戈培尔在内容上也是费尽心思，他认为报纸上的图文不是为了向读者提供讯息，而是为了对读者施加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必须意义明确、不会被误解，能将读者的思维和感受引入一个确定的方向，所以《进攻报》针对读者的情感远远超过针对读者的理智，《进攻报》里所有的一切，即便是一条消息，都具有倾向性，对于追求真实的新闻学来说，这是一种亵渎。但对于政治宣传来说，戈培尔则直接击中了要害，他在民间的宣传做的太成功了，以至于德国政府甚至一度禁止了他的柏林纳粹党的活动。但这都无法阻止成千上万的人，在他的宣传下加入了纳粹党，冲锋队员霍斯特·威塞尔评价说：
“戈培尔在演讲天赋和组织才华方面展露出来的东西是无与伦比的，没有他不能胜任的事情，党内同志怀着极大的爱心依赖着他，冲锋队情愿为了他而粉身碎骨，戈培尔，就像希特勒本人一样，戈培尔，这就是我们的戈培尔。”
希特勒也称赞戈培尔办的报纸“太棒了”，是“大师级”作品。
戈培尔就用这样一篇篇“大师级”的宣传作品，帮助希特勒登上了德国总理的宝座。
09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正式成为了德国总理，这天晚上，戈培尔亲自组织了一场火炬庆祝游行，游行的队伍穿过勃兰登堡门从总理府旁经过，火光漫漫，几乎望不到尽头，有两人站在总理府上俯瞰这一切，他们一个是来自工业小镇渴望幸福的残疾人，一个是一战时默默无闻的二等兵，戈培尔感叹道：
“这难道不是一场奇迹？”
这天晚上，戈培尔继续用他标志性的言语来煽动德国百姓，煽动他们走向战争和种族灭绝。他在全国转播的广播中说道：
“明天早晨我们将开始新的工作和新的战斗，我们要为工作和面包而战，我们要为自由和荣耀而战，我们将把这场战斗进行到底。人们将有充分的理由说，德国正在觉醒。”
（本文完）
参考资料：
《戈培尔传》拉尔夫·格奥尔格·罗伊特
《Goebbels-A Biography》Peter Longerich
《Joseph Goebbels Life and Death》Toby Thack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