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388年，北魏道武帝北征，战火一直烧到了西拉木伦河畔，被迫溃散逃亡的契丹人第一次进入书史者的视野。隋朝末年，契丹十部迁徙到老哈河和西拉木伦河之间，木叶山下青牛白马的契丹族起源传说亦出自于此。
在之后150年的时间里，从大贺氏到遥辇氏，契丹各部落联盟皆尝试建国，但都以失败告终。其中以公元696年发生的营州事件，对于唐朝和契丹的影响最为深远。面对契丹人发起的叛乱，唐军几无招架之力，最后借助突厥的力量才得以平定。
其后为了制衡契丹，大唐帝国一再加强河北节度使的权力，又导致安史之乱的爆发，成为唐朝由盛转衰的标志。同时，李尽忠、孙万荣的失败，让契丹人也认清了自己部落的地理位置劣势。
夹在突厥（包括日后的回鹘）、唐朝、新罗、渤海之间的契丹，无论向哪一方面进攻，都面临着被三方合围，甚至四面埋伏的不利处境。因此，也只有三者都处于弱势地位，“起义”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进而独立建国。
9世纪中叶，东亚政治格局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剧烈震荡。具体表现为，漠北回鹘、中原唐朝、西南吐蕃、东北渤海、新罗，三大两小五个王朝政权几乎同时覆灭，契丹民族终于等来了数百年来苦苦寻觅的战略机遇。
伴随着中原战乱及大量汉民的涌入，契丹统治者“始兴板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已有广土众民之志。”契丹人成为第一个在草原上建城立寨的游牧民族，新兴的聚落不仅改变了草原的面貌，也为契丹人“广土众民之志”提供了基本条件。
伴随着频繁的军事扩张、掳掠的人口和财富急剧增加，阿保机成为契丹内部最有权势的奴隶主。公元907年，阿保机取代遥辇氏成为联盟长，耶律家族正式走上历史舞台。其对东北各地采取了“鲸吞蚕食”与“远交近攻”两手战略，先近后远，先易后难。
核心就是避开实力相对强大的渤海国集团，先包抄其两翼，将距离契丹本部较近的辽河流域和大兴安岭地区先纳人统治区域。待时机成熟后，在进入松花江流域，消灭渤海国，进而统一东北。
耶律阿保机首先反复进剿同为东胡族系的库莫奚人，清除肘腋之患；其次将扩张的目标锁定辽东半岛，并在辽阳一带与渤海国展开长时间的拉锯战；随后逐步分化和控制黄头室韦诸部，防止他们组建联盟。最后，随着辽海和大兴安岭地区纳入契丹版图，耶律阿保机在战略上完成了对渤海国的两翼包抄。
公元926年，在通过一系列虚虚实实的外交和军事行动，耶律阿保机将渤海国所有可能的外援一一打掉后，契丹人倾巢而出，长驱直入，攻下渤海国的门户扶余城后乘胜包围其首府忽汗城，渤海国就此灭亡。
由于渤海国早已“习识古今制度”，文物制度和社会发展水平要高于契丹，所以耶律阿保机并未将契丹之制直接移植过来，而是采取了一种过渡性的举措，“改渤海国为东丹，忽汗城为天福。册皇太子倍为人皇王以主之。皇弟迭剌为左大相，渤海老相为右大相，渤海司徒大素贤为左次相，耶律羽之为右次相”。
东丹国建国初期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并不是契丹政权下的一个地方行政建制，而是一个具有特殊政治地位和独立性较强的“藩国”。“儿皇帝”这一制度举措，日后也成为耶律氏的“南进”策略。
公元936年，石敬瑭以燕云十六州和三十万岁帛的代价，在契丹的扶持下建立后晋政权。“辽”这一国号，起初也是准备赐给石敬瑭政权的，只是随着日后契丹人在与宋的对峙中，越来越以“北朝”自居，“辽”这一国号才逐渐为契丹人挪用过来。
在南部疆域相对稳定和皇权得到不断巩固的背景下，辽太宗耶律德光开始着手解决东丹国问题。这个长期孤悬于外，实力强大的藩国，一直未能为契丹统治者进行有效统御，更无法成为契丹的稳固大后方。
对此，辽太宗以非常明显的渐进性和阶段性方法：先强制迁徙渤海遗民到辽东；再重新规划行政建制；最后掌控高级人事任免权，逐步将这一地区演变为契丹政权统辖下的一级正式建制，消化掉了这片土地。
其时的大辽帝国其疆域东到今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北达今外兴安岭以北、叶尼塞河上游及其支流安加拉河流域和勒拿河上游地区，西抵阿尔泰山以西的大漠，南接今河北和山西两省的中部一带，所辖面积是同时期北宋版图面积的两倍。
然而，后继的两位皇帝却并没有在辽太祖、辽太宗奠定的基础上，将契丹带入“治世”，反是制造出了严重的“衰政”局面。辽世宗耶律阮和辽穆宗耶律璟或是因为怠政，或是因为仓促出征，最后皆为叛臣、内侍所杀。
世易时移，太祖、太宗时期的东征西讨，基本耗尽了契丹较为脆弱的人力、物力、财力。南侵中原所失已经远超所得，可世宗、穆宗却都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未及时进行战略调整，最终造成两朝部族离心。“答其倾过南伐，至于耗竭，部落不安也。”
待辽景宗即位后，面对内外残破局面，才开始守内虚外的战略调整，采取“省轻赋，民乐其生”的惠民政策休养生息。但大辽帝国在此刻已然摇摇欲坠，民族矛盾此起彼伏。“四时捺钵”、“五京并存”与其说是一种别出心裁的政治实践，不如说是基于契丹游牧本性而作出的权宜之计。
至于所谓的“双轨制”，更像是契丹本民族“二府”传统的外化。业已具有定居观念的契丹人，其游牧迁徙常以宗族（“弥里”）为单位进行，农民之“营”与牧民之“帐”到后来愈发成为同义词。
9世纪末的契丹人往往在提到血缘亲情之际使用“帐”，而在谈及诸“弥里”控制的各优质牧场时使用“营”（“石烈”即某一宗族控制下的“营”）。正是在此基础上，契丹人建立了分别由迭剌部和楮特部主持的“二府”政治。
耶律阿保机所谓的“统一契丹”，在制度意义上，就是以迭剌部夷离堇和楮特部夷离堇的双重身份改造 “二府”，使之成为统辖契丹八部的中央机构，使与之对应的部、石烈、弥里成为地方行政机构，构建契丹国家。
针对燕云十六州汉人北、南面官，即“（北面）以国制治契丹，（南面）以汉制待汉人”的制度，的确是建立了两套统治机构、两套办公衙署，但并不是简单地将“帝国”分成北、南两个区域，然后对契丹人和汉人分而治之的意思。
而主要是因为契丹人觉得，太阳升起的东方是最高贵神圣，因此帝国皇帝的宫帐皆坐西朝东。各个官署就分列于宫帐的左、右两侧。与此同时，契丹人又认为左为尊，因此，“以国制治契丹”的官署被安排在了宫帐左侧，即宫帐的北面。
那么，“以汉制待汉人”的官署自然就列在了宫帐右侧，即南面。两套官署位于辽帝宫帐的北、南两侧，是北、南官制得名的真正原因。在室韦、奚人、女真人身上，同样有类似的民族政策，只是没有那么精细化。
随着契丹帝国封建化进程的加快，北、南官制有了更加具体的职责范围，即《辽史·百官志》所说的“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即北面官专门负责处理契丹及其他少数民族事务以及军政；南面官则主管契丹民政。
事实上，契丹人针对其他民族的统治架构，同样具有“双轨制”的特点，例如对女真诸部的统辖，就带有明显的“分治”特点，只是辽政权在不同民族和地区所进行的政治实践及其效果大不相同。
耶律氏按照女真人社会发展水平和生产方式的歧异，将被纳入州县管理体制之中，按时缴纳赋税的南部渤海国遗民称为“熟女真”；而对鄂霍次克海和日本海西岸的沿海地区分布着的众多未著辽籍的女真部族，称为“生女真”。
自完颜乌古乃被辽圣宗任命为部族节度使始，生女真诸部开始逐渐纳入辽朝统治之下。此后，乌林答等部皆相继来附，辽朝在生女真地区的辖区进一步扩大。当然，辽朝对生女真诸部的统治极为松散，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羁縻的政治统辖方式。
生女真诸部要定期向辽朝皇帝进贡马匹和土产等方物，生女真节度使的袭任需由辽廷的任命才具有合法性。契丹人设立各种军事机构监督和军事震慑女真人，以达到控驭这些地区的目的。较为野蛮的掠夺和压迫政策，导致女真人对辽朝的反抗事件不断发生。
早在公元973年，鸭绿江中游女真各部族便纷纷与宋结盟，侵边反辽，给契丹侧背很大牵制。日后完颜阿骨打与赵佶订立的海上之盟，并非无中生有的荒唐之举，是因为宋徽宗、宋钦宗父子的种种失当，才最终导致靖康年间的惨剧。
与此同时，乌古地区的众多室韦部落时常叛乱；库莫奚人也没有从心底认同契丹的统治，终耶律德光在位的21年，朝贡屈指可数，仅有两次；北宋看似孱弱，却拥有庞大的体量压制辽国，以至于只能用“以战促和”的方式达成“澶渊之盟”稳定南疆局势。
辽圣宗从992年到1019年发起的四次征伐高丽战争，最终虎头蛇尾、不了了之。高丽虽然“表请称藩纳贡”，但仍保留江东六州的治权。契丹和高丽双方于鸭绿江两岸筑城，跨江对峙，成为牵制对方的主要凭借。
1030年，渤海人大延琳在“东京”反叛，尽管起义很快被镇压，但其声势之浩大足以震动辽廷。依燕地平山之法在辽东征收商税、土地税的行动全面停止，更令人玩味的是，此次平叛奚军将领表现出众，汉族官僚也出力甚多，颇有当年营州之乱的意味。
1044年，西夏人在贺兰山之战中大败辽军，辽兴宗本人仅凭单骑落荒而逃；1049年河南、凉州之战中，契丹虽然俘获了夏主李淳祚母及僚属，但惨遭大败。其后西夏完美复刻了高丽的所作所为，上表称臣但却得尽实利。
而且，耶律契丹内部，始终没有像同为东胡系得前辈拓跋鲜卑那样解决继承人问题。这导致了辽代宗亲一直围绕皇位频繁发生争斗与谋逆，相互倾轧。接二连三的造反致使政局持续动荡，中枢机关亦没有过长期运转。
内外交困的大辽帝国早已是金履其外、败絮其中，嗜血成性、刚愎自用的契丹皇帝在被完颜阿骨打狠狠踹上一脚，便狼狈得弃甲曳兵，大辽帝国亦轰然间坍塌。耶律家族重新捡起了游牧本性，返回草原，向西北地区寻求生路。
公元1124年，耶律大石率部达到契丹人的北疆重镇可敦城，欲“借力诸番”复兴大辽。1132年，耶律大石在金军远征失败后称帝，并仿辽国旧制，改元“延庆”。西辽的成立，意味着耶律大石就地裂土封疆的野心，而不是“收拾旧山河”的宏愿。
1134年，耶律大石迁都巴拉沙哀，并改成虎思勒耳朵，东喀喇汗王朝成为西辽藩属国。1137 年，西辽军控制费尔干盆地，击垮西喀喇汗王朝。1141年，耶律大石在卡特文会战中以少胜多，占领了撒马尔罕，塞尔柱突厥人的势力被逐出河中地区。
耶律大石及其政权的核心成员亲身经历了大辽帝国覆亡的历史，对其政治的利弊得失都有所感悟和体会。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本着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制定了一系列具有契丹人特色，同时兼顾本地风土人情的基本政策。
在政治领域，耶律大石在王朝直辖领地实行中央集权，推行郡县制；在经济方面，西辽“轻徭薄赋”，什一税制远比伊斯兰教规定的税率低太多；在宗教文化上，西辽不加干涉，允许伊斯兰教、佛教、摩尼教、犹太教、景教在境内并存。对待属国属部的态度，耶律大石一改契丹人在东方的政策基底，一律保留其旧制且基本上不驻扎军队。只有在当地贵族请求派兵镇压反叛之时，才会派兵巡边。
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种“柔远怀来”、羁縻安抚的政策在伊斯兰教这种一神教盛行的“西方世界”显得格外开明，大石林牙政权因此声名远扬，以至于在部分欧洲和阿拉伯人眼中，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直到现在，俄文和拉丁文中，还把“契丹”（Китай）作为对中国或中国人的通称。很多研究世界史的学者认为，契丹帝国是亚洲历史上最为浓重的一笔。殊不知，其在东方的表现却是一败涂地，一个被忽视和扭曲的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