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民事审判实务问答》
一、死亡赔偿金不是遗产，不能被继承，死者的债权人不能主张受害人近亲属在获赔死亡赔偿金的范围内清偿受害人生前所欠债务——在一起交通事故中，某甲因某乙驾驶机动车肇事身亡。某甲的妻子某丙，未成年子女某丁、某戊向法院起诉某乙请求赔偿损失，其中包括死亡赔偿金25万元人民币。诉讼进行中，某己向人民法院申请以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身份参加诉讼，请求将死亡赔偿全作为某甲的遗产直接判归某己，以清偿某甲生前所欠某己30万元人民币的债务。那么，死亡赔偿金能否视为遗产?民法理论上对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历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根据“扶养丧失说”，将其解释为精神损害抚慰金；另一种是根据“继承丧失说”，将其解释为财产损害赔偿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0〕17号）实质上是摒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修改，法释〔2001〕7号)所采取的“扶养丧失说”的立场，将死亡赔偿金解释为财产损害赔偿金，可以认为在理论上接受了“继承丧失说”；实务中的争议也由此而起。一种意见认为，既然采纳了“继承丧失说”，死亡赔偿金理所当然就是死亡被害人的遗产，应当按照《民法典》继承编的规定按法定继承顺序分配，债权人也可以主张继承人应当在继承范围内以死亡赔偿金清偿被继承人生前债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空难死亡赔偿金能否作为遗产处理的复函》（〔2004）民一他字第26号）中答复：空难死亡赔偿金是基于死者死亡对死者近亲属所支付的赔偿。获得空难死亡赔偿金的权利人是死者近亲属，而非死者。故空难死亡赔偿金不宜认定为遗产。我们认为，“继承丧失说”只是相对于“扶养丧失说”的一种借喻或类比的说法，旨在强调“逸失利益”的范围不同。“逸失利益”是受害人应增加而未增加的财产，属于可期待利益，而非现实利益的减损。“扶养丧失说”将应当赔偿的“逸失利益”范围限制在被扶养人生活费，而“继承丧失说”界定的“逸失利益”范围则是受害人家庭作为“经济性同一体”的未来可预期的收入损失。显然，“逸失利益”的范围与“遗产”的范围是不同的。按照《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遗产是自然人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死亡时遗留”，意味着“遗产”应当是死者生前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财产，包括财产权利。遗产虽然不一定是现实权利，但它却是被继承人依法享有的固有利益。而“逸失利益”既非现实权利，也非固有利益，而是向后发生的未来可预期的收入损失。因此，仅仅从字面上将民法理论上的“继承丧失说”作望文生义的理解，将“死亡赔偿金”解释为“遗产”，是不正确的。从赔偿请求权的角度分析，“死亡赔偿金”既然是对具有“经济性同一体”性质的受害人家庭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其前提当然是受害人因侵权事件而死亡。从时间顺序来看，应当是死亡事件发生在先，对由此产生的各项财产损失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发生在后。按照《民法典》第十三条的规定和民法理论，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受害人一旦死亡，其权利能力即行终止，不再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当然也不能以主体资格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通俗地说，“死亡赔偿金”并非“赔命钱”，也不是赔给死者的，死者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不能享有或者行使此项损害赔偿请求权。尽管人类基于感性直观，会将“死亡赔偿金”与死亡事实联系起来，在感情上把它理解为“赔命钱”，但这与“死亡赔偿金”的法律性质及其赔偿请求权的行使毕竟是两回事。“死亡赔偿金”在内容上是对构成“经济性同一体”的受害人近亲属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其法律性质为财产损害赔偿，其赔偿请求权人为具有“钱袋共同”关系的近亲属，是受害人近亲属具有人身专属性质的法定赔偿金。因此，“死亡赔偿金”不是遗产，不能作为遗产被继承，死亡受害人的债权人也不能主张受害人近亲属在获赔死亡赔偿金的范围内清偿受害人生前所欠债务。二、《民法典》规定的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等于司法解释规定的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之和，被扶养人生活费仍是人身损害赔偿的范围——2020 年修正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本文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三款曾规定，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简言之，侵害生命健康权的，应支付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然而，《侵权责任法》(已废止)第十六条、《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都仅仅规定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这曾引起过广泛的疑问，即被扶养人生活费是否应当赔偿?从立法解释上来说，一般认为《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的规定承继了《侵权责任法》(已废止)第十六条的规定，改变了既有法律和司法解释关于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的关系，原来司法解释规定的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并不包含被扶养人生活费，但是现在被扶养人生活费已经被《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的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吸收了。事实上，早在 2010 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若干问题的通知》(法发〔2010〕23 号)第四条第一款就已规定，“......如受害人有被扶养人的，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将被扶养人生活费计人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将被扶养人生活费纳人受害人的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中计算，也是我们一直以来的做法。然而，《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于 2020 年修正后删除了原第十七条，增加新的第十六条规定“被扶养人生活费计人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这一新规定不仅明确了被扶养人生活费必须赔偿，而且彻底厘清了其与残疾、死亡赔偿金的关系，即被扶养人生活费并非与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并列，而是后两者的一部分。该新规定与《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形成了良好的解释回环。《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仅规定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没有单列被扶养人生活费一项，这恰恰是因为被扶养人生活费已被吸收在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之中。因此，总的来说，《民法典》规定的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等于司法解释规定的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和被扶养人生活费之和，被扶养人生活费仍是人身损害赔偿的范围。三、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不能按人身损害行为或者结果发生时的统计指标计算，而应以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的统计指标计算——《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明确了损害赔偿计算的标准时为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上一年度'，是指一审法庭辩论终结时的上一统计年度。”该规定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第一，涉及损害赔偿计算标准时的主要是残疾赔偿和死亡赔偿，其对赔偿权利人利益损失的填补主要是指向未来，因此，确定以最接近实际填补时间的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作为损害赔偿计算的标准时符合赔偿未来财产损失的本质特征，对受害人利益的保护较为合理。第二，侵权行为发生时与诉讼行为发生时通常存在时间差，个别情形时间间隔还比较长，而物价指数的上涨因素等并未在计算中予以考虑。我国侵权责任相关规定应当以充分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为价值基础，如果仍然按照侵权行为发生时的较低统计指标计算损害赔偿额，犹如“刻舟求剑”，受害人难免会因物价指数上涨而有蒙受赔偿“缩水”之虞；赔偿义务人则会因违反诚信原则故意拖延赔偿而获取不当的期限利益，故以侵权行为发生时为损害赔偿计算的标准时不利于对受害人的公正补偿。第三，赔偿以损害事实的确定为基础，而事实审言词辩论终结时即为损害事实确定时，以此作为损害赔偿计算的标准时亦有法理依据。综上所述，司法解释的规定充分考虑了损害填补的实际发生时间与损害填补的利益的未来指向，更好地平衡了赔偿权利人与赔偿义务人双方的利益，具有合理性，审判实践中应当遵照执行。——随着审判实践的发展和理论认识的进步，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进行明确区分已经逐渐成为共识。于 2020 年 5 月 28 日发布，于 2021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九条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人。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一千一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侵害自然人人身权益造成严重精神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与精神损害赔偿作为两种性质迥异的侵权损害赔偿类型，在民事基本法中得到了明确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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