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日是北京师大附中建校122周年，我的母校是北京最早的中学，杰出校友辈出，然而没有几个人还记得杨联陞先生：“他是胡适先生的忘年交，余英时先生的博导，哈佛第一个华人讲座教授，甚至有人说他是西方汉学界第一人……”拙文首发于2017年5月8日《经济观察报》，因写瞿同祖先生而发生了解杨先生的愿望，遂成此篇。拙文发表后蒙杨先生外孙蒋力先生等肯定，近年来也读到不少他研究外公的大作，颇有教益。无论从学术史还是二十世纪学者个人命运的角度，杨先生和瞿先生都是十分值得研究的，我学力未逮，还期后来史家留意）
一
我第一次见到杨联陞先生的大名，是八十年代中期，读到余英时先生的论文集《史学与传统》时，由此知道余英时先生的老师在钱穆先生之外还有一位。当时检索人物不像今天这么方便，所以就没有再去了解，而被余先生的精彩文章吸引了去。
我好歹也是历史系的学生，父亲也是研究历史的，然而少年时对于近现代史学家的了解，中国史限于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世界史限于周一良、吴于廑等有数几人。改革开放之初，久闭的国门渐渐开启，人们热衷于引进西学，对于民国时学人开始零星接触，但是还没有从整体上了解他们的历史位置。至少到八十年代初，孟森、吕思勉、张荫麟的书是十分罕见的，即使历史系的学生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
出国留学的头两年，我和一般青年人一样，对以前不熟悉的外国学者充满新鲜感，比如社会学的韦伯、哲学的维特根斯坦、历史的兰克，若论中国史，也是内藤湖南令人茅塞顿开。缺少对本国学者的关注，在那个时期、在远离故国的环境下，是相当自然的事情。大约从大学三年级开始，我在学校图书馆打工，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随便出入书库。里面中文书不是很多，但也从程朱理学到明清艳情小说覆盖颇广。当时两岸还处于敌对状态，因此台湾出版的书籍更能引发好奇。我少年时就听说陈寅恪学问如何了不起，但没有读懂他的诗，此刻与余英时先生的文章相逢，竟有发现新大陆的感觉。
我虽然知道赵元任先生不仅是写过《教我如何不想她》的作曲家，而且是哈佛的著名学者，但是此前很少留意与涉猎海外华人学者著作。赵先生的语言学我是完全不懂，不料在那里又见到了杨联陞这个名字。历史学家似乎还是一位语言学家，这多少给人印象深刻，不过地下书库里没有他的书，我的专业还在风马牛不相及的英国史。
于是时光流逝，我到达美国、离开象牙塔，安顿下来以后，晚上或者租电影录像带，或者借中文书看。九十年代初中文网络还在草创阶段，读中文书报，要开车去五十公里外的中国城图书馆或者三十多公里外的侨教中心。除武侠小说外，文史类不多，几乎没有国内出版的书。读胡适文集就是在那时，其中又提及杨联陞，我这时才知道原来胡适先生和他有二十年的交往，十分称许。
1991年初，我在《时报周刊》上读到余英时先生的文章，才知道杨联陞先生已于前一年去世，从这篇题为《中国文化的海外媒介》长文，我才约略了解到杨先生的生平。余先生文字诚挚，评价极高：“杨先生无论在西方汉学界或中国史学界都一直处于中心的地位。他的逝世，在中国史的研究方面．也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那一年好像是亚洲学会在芝加哥召开，余英时先生有一个主旨讲演，讲的内容是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印象深刻的是余先生不只风度口才绝佳，反应机敏，而且条理分明，无所不知，于学者之外更展现出大才与锋芒，是我七十年代末拜访钱钟书先生之后所仅见。演讲之后，有幸旁听一些前辈学者闲谈。余先生提到不久前去世的导师，说杨联陞先生才是真正的博大精深。我从在我看来已经是十分渊博的余先生口中听到如此评价，自然更起了好奇与敬意。
应该也是在会上，我问起刘子健先生，听说他在病中，只好打消了去请教的念头，过了一两年他就去世了。刘先生是宋史大家、尼克松访华后最早回国的美籍华人学者之一。父亲当时刚刚从“五·七”干校回来，继续已在1969年去世的范文澜未完成的工作，在近代史研究所负责中国通史组。他因此是中方接待刘先生的主人之一，又有与刘先生相识多年的张遵骝先生居中美言，初次见面就相谈甚欢，后来虽然父亲转向民国史，和刘先生不再有专业上的交集，但一直交往到八十年代末。
刘先生也是母亲在燕京大学的学长，好像是十七岁就先入清华大学，因北平沦陷，清华南迁，而转入燕京。他在校时就是洪业先生高足，珍珠港之役后，燕京大学被日军查封，他和乃师被捕，两次坐日本人的牢。抗战胜利后，他作为中方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对日本战犯的东京审判。之后他负笈渡美，在匹兹堡大学研究比较政治学获得博士并留校任教以后，转攻宋史，十年一剑，以《宋代中国的变法》一举成名，后来任教于斯坦福和普林斯顿大学。
据说刘子健先生的三个兄弟都死于文革之中，然而他似乎不曾提起这段痛史。他致力于与国内的学术交流，多次回国，据说一直对时事保持关注与清楚的了解，直到九十年代初心情与身体都每况愈下。他晚年著作《中国转向内在》，篇幅不大，分析南宋时变革的顿挫、皇权的强化，写得十分清醒。他的一个笔名“半宾”，直道出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都是一半是家、一半羁旅的心境。
二
虽然没有见到刘先生，却读到了他回忆杨联陞先生的文章由此知道“那位杨君真是天才，不但是学生领袖之一，并且已经有学术论文，发表在第一流的期刊《食货》上。本科学生，如此出人头地，向所未有，难得之极。”
杨先生1933年考入清华大学，主修经济却对历史极有兴趣和功底，大三时就在《清华学报》上发表论文《东汉的豪族》，毕业论文《从租庸调到两税法》由陈寅恪先生指导。他上学的时候，正是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就连教基础课的教授都十分不凡：大一国文是朱自清、英文是叶公超。杨先生去经济系是尊父命，他除了本系的必修课，还选修旁听许多文史方面的课：陈寅恪的隋唐史、陶希圣的经济史、张荫麟的学术史、雷海宗的通史、秦汉史，俞平伯说词、闻一多讲楚辞、杨树达论说文解字，还有唐兰的古文字学、王力的中国音韵学。这些大宗师中，他尤其得到陈寅恪、张荫麟两先生赏识，时常去他们府上请益。
民国时代的西学，有一半是经由日本转口进来的，所以多有通晓日语的必要性，杨先生因而从钱稻孙学习日语。钱先生是钱玄同的侄子，生长于比利时和日本，通晓日语、法语、意大利语等多种文字，是从原文迻译但丁《神曲》、《万叶集》和《源氏物语》的大翻译家，但是因为抗战期间出任伪北京大学校长，从此湮没无闻，战后在北京闲居，一直活到1966年。
杨先生上大学时曾任清华学生会主席。一二九运动时，他是清华历次大会的召集人，然而他此后远离现实政治、勤奋于学术，这一选择与这一段经历有怎样的关系，如今已不得而知。另一方面，他在大节上一直清醒，虽然1937年毕业后滞留北平，生计颇成问题，但还是拒绝钱稻孙的伪北大讲师聘书。钱稻孙误以为他是觉得职位不够高，便以副教授之席聘请，仍被婉拒，始作罢。
杨先生没有工作，便经常去燕京大学读书。时哈佛大学助教授贾德纳在北京访学，周一良担任他的中文和日语助理。周一良将赴美，急需一人替代，杨先生因为钱稻孙和周一良二位先生的推荐，继周一良之任。贾德纳极其欣赏他，回到美国后，主动提出再雇他做助理，帮助办理他入哈佛读研究院，杨先生就这样半工半读到了美国。
此后杨先生的学术道路堪称一帆风顺，他1946年在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在联合国短暂工作后，回哈佛担任助教授，从此在学术阶梯上拾级而上，是哈佛燕京学社第一个华人终身教授。二战刚刚结束不久的美国和现在完全不同，在1964年民权法案之前，种族歧视还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如今几乎连社区学院里都有不少华人教授，而那时华人当上教授是很不容易的。在哈佛大学更是如此，连赵元任、洪业四十年代回归哈佛，都没有得到终身职或者教授头衔。杨先生1958年升正教授，1965年成为讲座教授，余英时先生说“在五十年代中期，杨先生毫无疑问已是世界汉学界‘第一流’而兼‘第一线’的学人。”这“第一流”、“第一线”的说法出自杨先生本人，大意差不多是一流学者并且在学术前沿的意思。
杨先生在西方汉学界被认为是伯希和一流人物，这样的评价自然不是倖至，据刘子健回忆，杨先生每每工作到深夜，“四周都黑了，只有他那间屋子的灯光亮着。遥见他的人影，在架前桌前，忙个不停。”
从胡适起，前辈与同代学人都公认杨先生的渊博。他在史学方法的起点是继承陈寅恪先生的因微见著，又因为有经济学的根基和陶希圣社会史的影响，擅长于融乾嘉考据、实证史学与社会科学为一体，在精密的训诂中呈示大的历史脉络或特征。部分由于兴趣的广博，部分因为在西方汉学界教学研究的需要，杨先生的学问更多是百科全书式的，他曾经想应胡适之邀回北大，在信中写道：“假如我能到北大来，教的东西您可以随便（点）制定，大约中国史，秦汉到宋，断代史都可以来，通史也可以勉强。专史则除了社会经济史之外，美术史、文化史、史学史等也可以凑合。日本史也可以教，但明治以后不灵（得大预备），西洋史很糟，必要时可以教英国史。如果国文系能开一门《国语文法研究》颇想试教一下，指导学生的事情当然很高兴做。（东西洋学者之汉学研究也可算一门。）”
然而，就在升正教授的那一年，杨先生突发抑郁症（据说诱因是服用大量降压药的副作用导致，详情不明），严重到入精神病院被捆绑并接受电击治疗。此后周期性发作，病一年，好两年，困扰他三十多年直至去世。抑郁症病因是很难确定的，杨先生性格开朗、待人温和，本不应至此，不知是否与他长年辛劳，精神压力累积有关？他原本是打算回国任教的，却因为时代原因，终究定居美国，留下母亲和部分子女在北京，四分之一世纪后才得相见。家国之思，毕竟是内心隐痛，虽然他自我宽慰：
故国梅开几度花，余香惹梦到天涯。
封侯拜相他人事，养得妻儿便算家。
黄仁宇在《母亲》一文中说：“1965年的一天，我与哈佛的杨联陞教授、普林斯顿的刘子健教授同在芝加哥大学的何炳棣教授家中晚餐。饭后，何唱《霸王别姬》，刘唱《四郎探母》，都是慷慨悲歌。杨即席说：‘我们为中国的母亲同声一哭！’”
三
我撰写有关瞿同祖先生的文章时，发现他和杨联陞先生有很深厚的交谊。瞿先生到美国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研究多年，1955年面临项目裁撤时，杨先生为他提供了在哈佛任研究员的机会。他在那里工作了七年，和杨先生交往密切。由此我开始寻找有关杨先生的记述，首先看到的是周一良先生的文章。
大约是由于有著名的“北洋三杰”龙虎狗，早期留学生也有“哈佛三杰”之说，一般是指陈寅恪、吴宓、汤用彤。有了这个典故，才有周一良先生写四十年代的“哈佛三杰”，其中最突出的一位便是杨联陞。周一良先生本人年青时极其优秀，他是陈寅恪先生的得意门生之一，也深得胡适先生赏识，日语好到能在哈佛当上教日语的助教授。他四十年代后期回国，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最后因为1952年所谓院系调整，清华文科撤销，落脚在北大历史系。他早年治魏晋南北朝史，五十年代为了革命需要改行世界史，和吴于廑先生共同编写了《世界通史》，我们这代人最早读的外国史大多是这本书。他和杨先生结交于青年时代，文革后又来往颇多，相知很深，笔下翔实生动。比如杨先生婉拒伪北大教职时有言：“八毛钱一斤的酒我不喝，一块二的酒我也不喝。”当时讲师月薪80元、副教授120元，是相当丰厚的待遇。
据周一良先生描述，杨先生谦和无争，虽在美国几十年，本质上依然是一个中国旧时的读书人。似乎杨先生一直没有适应美国文化中高度自我表现，习惯言之凿凿、咄咄逼人的一面。费正清、孔飞力身为汉学界领袖人物，自不免如此。杨先生在日记中对他们也有所批评。他严守以史料为依据的分际，警惕对历史的过度理论化，曾经指出美国人研究中国史往往富于想象力，“误认天上的浮云为地平线上的树林”（mistake some clouds in the sky to be forest on the horizon）。此言出自傅斯年先生讽刺拉铁摩尔，傅斯年先生主张的，是民国时的实证史学传统。
周一良先生和余英时先生都特别提到杨先生从无门户之见，又好结交朋友，在哈佛三十多年，尤其是身体健康时，家中经常高朋满座。杨先生不愧是历史家，他留下了几十年的日记，还有许多本客人的留言册。从留言人的名单，几乎可以看见一部海外华裔文史学人简史。那些回去的，多半经历坎坷，浪费了几十年的光阴。周一良先生的后半生，因为卷入文革风云而广为人知，既是他自己的选择，也是知识分子曲折命运的一种写照。那些留下来的，大多在其治学领域卓然有成。然而那一代人的初心，是回到本国投身并延续自己的学术传统，而不是在其实位于象牙塔边缘的汉学界里，多少处于边缘人的状态。他们能够有安定的生活、良好的研究环境，已经是非常幸运，不过内心深处，多少有些身不由己的感觉。杨先生在荣升哈佛讲座教授时答余英时贺诗云：
古月寒梅系梦思，谁期海外发新枝。
随缘且上须弥座，转忆当年听法时。
“古月”是指胡适，“寒梅”是指清华老校长梅贻琦，饮水思源之间，别有一份感慨。
我对杨先生最感亲切的，是日记里记载三十多岁时经常通宵打麻将，还喜欢打桥牌，自创有杨氏牌经。我虽然不学无术到连杨先生的许多著作都没读过，在麻将和桥牌方面倒是有所继承，留学时经常通宵打麻将，进入21世纪在芝加哥也曾纠集一群麻友，自订李氏麻将规则；在桥牌方面，更曾经创办华人桥牌俱乐部，全盛时会员百余人。
真正的惊喜，是发现杨先生竟然是我的高中校友，当然是近半个世纪前的老学长。杨先生在校时是师大附中国剧社的创办人和主力成员，擅长言派老生，唱了一辈子《武家坡》。他们六个少年京剧票友义结金兰，杨先生是老大、老六就是后来成为程派传人的赵荣琛先生。北京师大附中建校于1901年，据说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公立中学，除了文革中改名“南新华街中学”的那些年，也一直是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百余年校史上名人辈出，最广为人知的大概是钱学森，此外如张岱年、于光远、李德伦、于是之等，耳熟能详的名字不可胜数。我打开师大附中的网页，里面有“一百个附中人的故事”。其中有一篇关于赵荣琛生平的文章，文中有一处提到了杨莲生（联陞）。除此之外，这位哈佛大学第一个华人教授、在西方汉学界大名鼎鼎的人物，似乎不曾出现在师大附中的校史记载里。
杨先生终其一生，没有撂下他的京剧功夫，尤其是每到港台讲学，一有时间就和当地琴师合作清唱。老五曾世骏定居香港，是著名程派琴师票友，每次相聚，都要录音留念，持续二十多年，留下十卷大盘录音带。他们六兄弟一半留在国内、一半去到海外，杨先生屡屡提及要办一次重聚，却最终是一个不曾实现的愿望。那是连家人都长久隔绝的时代，杨先生数十载不辍，晚年退休后，每在自家地下室吊嗓唱做，除却对京剧的热爱，又何尝没有一份对老北平的怀念呢？
文革后，赵荣琛先生应邀赴美传播京剧艺术，杨先生闻讯后写下一首七律：
《怀师大附中诸友人》
辛酉初夏闻赵荣琛将访美，因怀师大附中国剧团诸友人。
卅年离别阅沉浮，门巷宣南记几秋。
绿鬓弦歌犹入梦，白头哀乐已难收。
也希物换开新运，且惜身衰忘杞忧。
明月乡心同异处，团圞不说此生休。
1981年秋，历尽劫波的赵荣琛和曾世骏一起到波士顿郊区阿灵顿镇看望杨先生，在一起好好唱了一回。在杨先生的留言册上，赵荣琛先生写道：
“与莲生大哥阔别卅余载，今又海外重聚，畅叙往事，复欣聆嘉音，犹如梦境，惜乎即将天各一方，书此以志，更盼珍重，期待聚首于他日耳。小弟荣琛临别题书，一九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于波城莲生大哥寓所。”
去年春天此时，我去波士顿曾路过阿灵顿，那是一个四万多人的安静小镇。那时我不知道，曾经有一位如此杰出的校友退休后在这里隐居、中风，久受病痛折磨后死去。
我看着学长们的墨迹，想象着他们在半世纪后，从我也曾在少年时熟悉的校园到新英格兰苍翠的小镇，再次唱起《武家坡》里的薛平贵和王宝钏：
少年子弟江湖老
红粉佳人两鬓斑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