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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近期，韩国政坛经历了剧烈动荡，总统尹锡悦在12月3日晚突然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时隔6个多小时后，又在国会的压力下宣布解除戒严令。这一事件引发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尹锡悦的这一行为被在野党指责为滥用职权，涉嫌煽动内乱，导致6个在野党联合发起了针对他的弹劾案。紧急戒严令的发布和解除对韩国金融市场造成了剧烈波动，股市和汇市均受到了冲击，韩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两年新低。韩国民众对这一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感到担忧和困惑，担心政治动荡带来的后果。整体来看，韩国目前正处于一个政治和社会动荡的敏感时期。
可以说，民族问题始终是韩国政治和社会动荡中不可忽视的核心议题。尹锡悦总统的紧急戒严令及其随后的解除，不仅是对韩国民主政治体制的一次冲击，也被在野党和民众视为可能损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行为，触及了韩国民族主义情绪的敏感神经。这种情绪的背后体现出韩国“单一民族”观念在近现代全球化进程中暴露出的多重属性。
本文指出，朝鲜半岛自古以来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与国家体系，让“单一民族”观念呈现出浑然天成的姿态。与此同时，在韩国与朝鲜经济、社会、文化差异日益扩大的今日，“单一民族”神话与统一的关系愈发无法分割。“单一民族”神话在韩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力量，它不仅是单纯的理念，而且是挫折与伤痕，更是希望与联结。也正因此，在朝鲜半岛分裂的局势之下，“单一民族”神话呈现出尤为稳固的姿态。
然而，作者指出，“单一民族”观念中“单一性”的凸显也掩盖了其内里交织存在的复杂属性：韩国“纯正血统”的概念，隐喻着某些人具有“不纯正的血统”，与强调人种优越性的观念十分相似。因此，强调单一性的韩国社会中存在着歧视其他人种的隐患。根植于韩国社会的“单一民族”神话，其排他性在外来移民的冲击下暴露无疑；另外，近代由民族主义学者在社会同质性的基础上依托理性加工而成的这一神话，并非完美无缺或坚不可摧，其脆弱性在中国朝鲜族融入韩国社会的过程中也逐渐凸显。“单一民族”神话对血缘、语言、文化同质性的强调也在现实生活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2年6月刊，原题为《韩国“单一民族”的神话与现实》，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一直以来，韩国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为世人所熟知。无论是在严肃的历史纷争问题上，还是在相对轻松的体育赛事中，韩国国民对本民族利益的坚守，都让世人既敬畏又侧目。这种趋向极端的民族主义背后，离不开其官方与民众对“单一民族”观念的固守与认同。大部分韩国民众坚信，作为檀君后裔的“韩民族”，五千年来血脉相连，共享着同一语言与文化。这一强调血缘、语言、历史“单一性”的观念，既构成当代韩国社会的底色，也汇成民族凝聚力的源泉。
然而，所谓的“单一民族”观念，究竟何时出现，又如何流转，有何属性，却鲜有学者关注。究其原因，多是源于朝鲜半岛自古以来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与国家体系，让“单一民族”观念呈现出浑然天成的姿态；而“单一民族”观念中“单一性”的凸显也掩盖了其内里交织存在的复杂属性。因此，本文试图通过爬梳史料，还原并重审“单一民族”观念形成与嬗变的历史，剖析全球化进程中“单一民族”观念暴露出的多重属性。
（一）近代亡国危机中“单一民族”神话的登场
发轫于近代欧洲的“民族”概念，在20世纪之初进入朝鲜知识分子的视野。根据韩国学者白东贤的研究，“民族”一词在1900年朝鲜国内刊发的《皇城新闻》中首次登场。该“民族”出现于“东方民族”与“白人民族”两个组合词汇之中，尚未特指朝鲜半岛的居民群体。换言之，当时朝鲜的知识分子仍将东方世界的民众视为一个整体。这与甲午战争之后，朝鲜对日本的依赖不无关系。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迫使中国承认“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而失去中国庇护的朝鲜，随即成为日本与俄国争夺的对象。许多朝鲜士人受当时人种论的影响，对日本提出的“东洋三国连带论”深信不疑，将日本视为黄种人的骄傲，并希望依靠其摆脱西方列强的侵略。
然而，随着日俄之间关系的不断恶化，预感到战争危机的朝鲜有识之士感慨，“四千年檀箕（檀君和箕子）故疆，将有缺裂之形，二千万同胞民族，必及沦溺之叹”，也自此时，“民族”一词开始褪去种族的模糊含义，逐渐指代朝鲜半岛的居民群体。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于1905年迫使朝鲜签署《韩日协商条约》，并依照条约任命伊藤博文为朝鲜国王的“统监”，管理外交相关事宜，从实质上剥夺了朝鲜的外交权；又于1907年再次迫使朝鲜签署《丁未七款协约》，进一步剥夺了朝鲜皇帝的内政治理权。国权与皇权的相继衰落，致使“民族”开始频繁地登场。创刊于1904年的《大韩每日申报》中，“民族”的使用频率在1906年后逐年递增，从26次增长至1909年的126次，并出现了“大韩民族”“三韩民族”等专门指代朝鲜人的词汇。其中刊登于1908年的《民族与国民之区别》一文，更是援引梁启超的学说，将“民族”定义为居住在同一土地，拥有同样的血统和历史，信奉同一宗教，使用同一语言的群体。
面对亡国的危机，朝鲜有识之士大声疾呼民族的觉醒，试图“用民族主义唤醒全国的顽梦，用国家观念陶铸青年的新脑”，而方法则是“舍历史，无他术”。正如晚清“黄帝”叙事兴起那般，朝鲜最早的民族主义史学家们也将目光投注于渺远的过去，试图为民族的起源构建坚实的“历史基础”。他们通过重新书写古朝鲜的历史，将檀君民族的始祖由“檀箕”，改写为“檀君”或“檀圣”，并运用祛魅的手法，将檀君从神话中的建国始祖转化为历史实存的民族始祖，进而构建出疆域辽阔、繁荣昌盛、独立自主的古代历史。不仅如此，他们为民族成员注入“檀君”的血脉，宣称“我大韩民族乃神圣檀君之子孙，蒙皇天之宠赐，世居此土，休养生息，迄今四千余载。可谓文明古国之优等民族”。
虽然在1905年至1910年间，朝鲜半岛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已然觉醒，但“单一民族”的观念尚未形成。著名的民族主义史学家申采浩在1908年著述的《读史新论》中，认为“东国民族”由六个族群构成，分别是鲜卑族、扶余族、支那族、靺鞨族、女真族和土族，其中的扶余族势力尤为强大，可谓其中的“主族”。这也从侧面体现出该时期多民族混合说仍然盛行。
（二）日本殖民统治下“单一民族”意识的固化
1910年8月22日，日本迫使朝鲜签署《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半岛，开始了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殖民之初，日本推行宪兵警察制度，武装镇压不服从统治的朝鲜民众，并彻底扼杀朝鲜人的言论与结社自由。面对残暴的日本官兵，朝鲜民众的抵抗情绪不断高涨，民族意识也随之渗透至社会的各个角落。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受美国总统威尔逊民族自决思想的鼓舞，朝鲜民众谋求独立自主的愿望不断高涨，并在1919年1月高宗李熙暴毙后彻底爆发。2月以来，仅朝鲜半岛内部就举行集会1540余次，约200万民众参加，各种独立宣言书鲜明地向日本殖民统治者与国际社会表明了朝鲜人的独立意志。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己未独立宣言》在起始之处便宣言：“我朝鲜之为独立国，朝鲜人之为自主民，以此告于世界万邦，而克明人类平等之大义；以此诰于子孙万代，而永有民族自存之政权。仗半万年历史之权威作此宣言，合二千万民众之忠诚作此布明，为民族恒久如一之自由发展作此主张。”据此，该时期朝鲜半岛的“二千万民众”已然蜕变为具有半万年历史的同一民族。
经过上述“三一运动”的洗礼，朝鲜半岛的“单一民族”意识渐趋稳固。1922年的《东亚日报》中赫然刊载，“拥有半万年历史的朝鲜民族，在同一领土中，不染外族的杂血，衍生成二千万兄弟，这是明确的事实”。“在名为檀君的始祖之下，其根本相同，在朝鲜人的公称之下，其姓名也相同。”至20世纪30年代，“朝鲜民族在血统、文化上是非常单一的民族，已是所有朝鲜人都周知并深信的事实”。
此间，日本殖民统治者同样意识到朝鲜半岛存在着“单一的朝鲜民族”的观念，并判断该民族精神会让他们愈发希望摆脱他族的统治，建立自己的国家与社会。因此，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日本虽表面推行“文化政治”，废除了宪兵警察制度，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朝鲜人言论自由，但实则大力调查、研究朝鲜的历史文化，并推行皇国臣民化教育政策，试图通过重塑朝鲜民众的精神世界，彻底同化、抹杀朝鲜半岛上民族的存在。
根据日本御用学者的研究，朝鲜民族的始祖檀君或与日本皇室始祖天照大神的弟弟素盏鸣尊为同一人物，日本人与朝鲜人不仅语言、风俗、信仰等相近，更是同祖同源的亲戚。亦有质疑神代史的日本学者指出，由于《三国志·魏书》和北朝的《魏书》中均没有檀君的相关记录，因此“檀君”并非史实，仅是高丽时期一介僧侣捏造的神话。不仅如此，日本学者编纂的朝鲜历史中充斥着他律性、停滞性与分裂性，强调朝鲜无法独立自主地实现发展，并且试图给朝鲜人冠以模仿性、怯懦性、依赖性、利己性等种种恶劣特征，以反证日本殖民统治的合理性。
这一系列的殖民论调，进一步激发了朝鲜民族主义学者研究本国历史文化的热情。崔南善主张当前朝鲜人的唯一要务是“一心一意”地“完成最近发现的民族”。而“完成民族”的重心则在于檀君。为此，他主张使用“壇君”取代“檀君”，以驳斥日本学者的“檀君僧造论”。不仅如此，崔南善发掘檀君朝鲜的文化意义，认为檀君朝鲜不仅是朝鲜民族的起源，更是东方文化的渊源。同时期的申采浩将历史定义为“我”与“非我”斗争的记录，认为朝鲜史应记录“朝鲜民族”与他族斗争的历史，而“朝鲜民族”能够战胜他族的历史根源在于“大壇君朝鲜”时期已展现出雄浑之状。他相继撰写《朝鲜上古史》(1931)与《朝鲜上古文化史》(1931)与《朝鲜上古文化史》(1931)，建构出异常强盛的朝鲜上古史体系。20世纪30年代中期，朝鲜民族主义学者进而倡导“从各个方面研究朝鲜”，“阐明朝鲜固有的东西，并将其学术体系化”，以抵抗日本的文化殖民。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潮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开始出现立足于唯物史观的学者，尝试从客观的视角审视檀君神话与民族问题。作为朝鲜半岛践行唯物史观的第一人，白南云在其著述《朝鲜社会经济史》（1933）中，批判上述民族主义史学家的檀君研究为“幻想性的檀君论”，指出檀君神话仅是世人窥知原始社会形态的资料。同时期，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先锋金明植也明确指出，“朝鲜民族”并非纯粹的单一民族，而是“满洲”的几个民族和汉族、蒙古族的混合体。
（三）大韩民国初期“单一民族”国家的建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的无条件投降，让朝鲜半岛迎来了独立的曙光。在美国呼吁并支援独立运动多年的李承晚于同年10月回到朝鲜半岛，并迅速获得了以韩国民主党为首的右翼势力的支持。最终，朝鲜半岛南部在右翼势力“先独立、后统一”的号召下，宣布成立“大韩民国”，李承晚当选首届总统。为了与朝鲜的国名进行区分，1950年，韩国国务院明令禁止使用“朝鲜”一词，并规定“大韩民国”仅可被简称为“大韩”或“韩国”，也因此，“朝鲜民族”在韩国开始被称呼为“韩民族”。
李承晚上任不久，即提出“一民主义”理念，通过强调“韩民族”同血统、共命运的关系，树立“单则易折、众则难摧”的信念，以消除由于观念、区域、贫富、男女之别而产生的分歧，缓和建国初期政治与社会混乱的局面。为普及“一民主义”，李承晚不仅将其确立为立国方针，并设立一民主义普及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一理念，试图将其转变为全民的信条。
然而，1960年“四一九革命”的爆发，推翻了李承晚及其所属政党的统治。此后当选国务总理的张勉，因领导能力欠佳，招致社会再次陷入混乱。早已预谋夺权的朴正熙于次年5月16日发动军事政变，开始了长达18年的独裁统治。
朴正熙为建构自身统治的合理性，把政变之前韩国的状况描述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民族危机’”，借此将“五一六军事政变”定义为“一次把民族从崩溃的边缘拯救出来的历史性行动”。他试图将军事政变发展为国家的革命，为此倡导民族正视“这场迫在眉睫的危机”，并将危机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缺乏民族意识”，即缺乏一种“我们生在一起，死在一起”的民族意识。
朴正熙再次试图发动韩国“民族”的力量，不仅仅是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更以经济建设为根本目的。他号召，“即使在经济活动上有完全的自由，我们也必须时时强烈地意识到我们人民（韩语原文是‘民族’）的共同命运，不断提高和履行经济爱国主义。一个人对民族共同命运的意识和他的经济爱国主义应当通过积极、主动地参与完成政府的经济发展计划表现出来”。
“单一民族”意识也在朴正熙执政期间被再次固化。1972年，朴正熙推行“维新体制”以来，在中小学确立开展“有国籍的教育”的方针，通过强化本国历史的独特性与优越性，以发掘民族建设经济的潜力。小学六年级的韩国史教科书对于韩国民族的来历进行了浅显易懂的叙述：“我们民族与其他民族不同，维持了比较纯粹的血脉。……我们的语言中也混入了其他民族的语言，但都已转化为我们语言的属性，被吸收为我们的语言。……因此，我们民族的血脉纯粹，使用同一种语言，只要团结起来就可以对抗外敌，保卫自己。”
朴正熙执政以来，韩国经济实现GDP年均9%的增长，至1994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突破一万美元，一举创造“汉江奇迹”。此间，韩国民众的自尊心与自信心随着经济的腾飞而不断增强，作为“单一民族”的自豪感让民族共同体变得格外稳固。当1997年韩国政府深陷外汇危机之时，韩国民众自发献出总计227吨的黄金首饰、金制纪念品和金制用品，以帮助国家偿还外债。虽然“全民献金运动”未能从实质上扭转韩国金融危机的局面，但“单一民族”观念所爆发的力量让世界不容小觑。
（一）半岛分裂局势与“单一民族”神话的稳固性
时至今日，对韩国人来说，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依旧是时代的课题，抑或是历史的使命。在谋求统一的道路上，“单一民族”无疑是岿然不动的重要理念。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冷战格局的终结，韩国政府僵化的对朝政策也开始发生转变。第13届总统卢泰愚执政期间，不再固执于强调本国体系的优越性，转而承认朝鲜政府的合法性，并发表“韩民族共同体统一方案”（1989），试图通过对话，重新恢复两国之间的信任。“民族”也再次上升为韩国谋求统一的核心理念。此后的金泳三政府时期进一步推出“建设韩民族共同体的三阶段统一方案”（1994），将实现“民族”统一的阶段具体化为“和解、合作阶段”“南、北联合阶段”“统一国家阶段”，并明确最终目标为建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体制、一个政府”的朝鲜半岛。这一构想，也成为日后韩国政府谋求统一的基本方针。
在韩国与朝鲜经济、社会、文化差异日益扩大的今日，“单一民族”神话与统一的关系愈发无法分割。源自“单一民族”的同质性，不仅让韩国与朝鲜的分裂状态成为令人遗憾的历史事实，也使得构建民族共同体具有了使命般的意义。与此同时，作为实现统一的终极目标，“单一民族”也是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情感资源。正如韩国宪法“前文”中所强调，“出于和平统一的使命，用正义、人道与同胞爱来巩固民族的团结”。“单一民族”神话在韩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力量，它不仅是单纯的理念，而且是挫折与伤痕，更是希望与联结。也正因此，在朝鲜半岛分裂的局势之下，“单一民族”神话呈现出尤为稳固的姿态。
（二）多文化社会与“单一民族”神话的排他性
虽然朝鲜半岛分裂的局势未曾改变，但随着韩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国内外国居民的数量不断攀升，让“单一民族”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至2019年，在韩外国人达到2524656人，占总人口的4.87%。2020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外国人数量虽有所下降，仍占总人口的3.93%，超过多文化国家2.5%的判定标准。且根据韩国统计厅对未来人口的预测，2050年，在韩外国人将超过400万，占总人口的9.2%。若韩国的生育率持续走低，人口结构势必会完成从一元向多元的转变。
目前，韩国国内的外国人主要来自中国、越南、泰国、菲律宾与乌兹别克斯坦等发展中国家。以2020年为例，中国人的数量远超其他国家，占外国人总数的43.95%。其中中国籍朝鲜族占中国人总数的74.07%。这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外国人在韩国大多从事单纯体力劳动，极大地填补了韩国3D(Difficult,Dirty,Dangerous）产业中劳动力资源的空缺。此外，以婚姻为目的的女性移民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她们多通过跨国婚姻中介公司来到韩国农村，缓解了韩国农村男多女少的困境。
然而，韩国政府并未对所有外籍居民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而是给予“外国国籍同胞”与女性婚姻移民与韩国国民相似的待遇，却对非“外国国籍同胞”的外籍劳动者多加限制。其实质上仍旧是以血缘为衡量标准，意图扩大血缘共同体。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曾于2007年指出，韩国“纯正血统”的概念，隐喻着某些人具有“不纯正的血统”，与强调人种优越性的观念十分相似。因此，强调单一性的韩国社会中存在着歧视其他人种的隐患。直至2018年，仍旧有52.4%的韩国国民承认“我国在包容其他人种、宗教、文化方面具有局限性”。根植于韩国社会的“单一民族”神话，其排他性在外来移民的冲击下暴露无疑。
（三）民族融合与“单一民族”神话的脆弱性
如前所述，朝鲜半岛分裂的状态与外来移民的冲击，让韩国官方有意或无意地强化着“单一民族”的神话，并受到大部分韩国国民的认同。然而，近代由民族主义学者在社会同质性的基础上依托理性加工而成的这一神话，并非完美无缺或坚不可摧，其脆弱性在中国朝鲜族融入韩国社会的过程中也逐渐凸显。
根据大数据资料，韩国人在对待中国朝鲜族与西方人的态度方面呈现出极端的差异。笔者通过在韩国社交媒体分析网站Sometrend检索“朝鲜族”与“西方人”发现，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月1日期间，韩国人在网上提及“朝鲜族”时，多使用贬义的词汇，主要为“厌恶”“无语”“违法”“犯罪”“辱骂”等等；而涉及“西方人”时，则多是“喜欢”“厉害”“勇敢”“信任”等褒义词。韩国人并未因中国朝鲜族与自己语言相通、文化相似而接纳其存在，也未因西方人与自己人种相异而予以排斥。这种现象，不仅在网络空间，在现实生活中也随处可见。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无疑是多样的，而“民族”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相同民族的属性无法左右韩国人对外国人的好恶，“单一民族”神话对血缘、语言、文化同质性的强调也在现实生活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自古以来，朝鲜半岛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与稳固的政体，让朝鲜半岛的居民集团呈现出高度的同质性。这种同质性，在20世纪初期日本的侵略下，与“民族”概念相结合，蜕变成“单一民族”的神话。在近代民族主义学者建构的这一神话中，朝鲜半岛的居民集团始祖相同，血脉相连，共享着悠久的历史与独特的文化，作为超越时空的存在，虽在日后遭受来自日本帝国主义长达35年的殖民迫害，却更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并在解放后逐渐转变为建设经济的主体，帮助国家渡过一个又一个的危难时刻。
时至今日，这一民族神话，在朝鲜半岛的分裂局势下，呈现出坚不可摧的姿态。纵使韩国国内外国居民数量不断增加，官方依然固守“单一民族”的神话，试图扩大血缘共同体的存在。然而，透视“单一民族”神话的内部，却早已裂痕重重。不同于前近代社会中自然孕育的同质性，近代理性作用下“单一民族”神话中的同质性充斥着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色彩，不仅僵化着民族成员的精神世界，也成为韩国建设多元文化社会的理念障碍。如何构建超越“单一民族”的国家认同，势必成为韩国未来发展的重要课题。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2年6月刊，原题为《韩国“单一民族”的神话与现实》。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