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涵英:有感于“席地而坐”
文摘
文化
2024-11-03 17:30
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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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10月1日晚,香港特别行政区举办了一场烟花汇演。据报道,有百万内地游客入港,估计半数是奔着烟花去的。晚上9时许,烟花汇演如期举行。当美丽的烟花腾空绽放之时,如潮的人群沉浸在巨大的欢乐之中,美轮美奂、如梦如幻的烟花,映红了波光粼粼的水面。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兴奋,人们赞叹不已、欢呼雀跃,暂时忘却了由于长时间等待给身体带来的疲劳。第二天,香港媒体的报道直指内地观光游客。何故?烟花汇演结束后,观众开始撤离。由于烟花汇演现场集中了上百万的观众,拥挤在相对狭小逼仄的空间,显然,烟花汇演曲终人散,他们基本上快累瘫了。这些游客又集中乘坐地铁离开,一时间人流涌动,地铁站大厅人满为患,车厢里座无虚席,拥挤不堪。那些实在累得不行的人们竟然席地而坐。于是,香港媒体高呼:内地人,请站起来!舆情瞬间发酵。一些对内地观光客的批评见诸于网络,他们称内地人缺乏文明意识,大庭广众,东倒西歪,不成体统。有人搬出了香港地铁乘坐有关规定,意在说明内地客的行为不仅有碍观瞻,也是触犯条规的。当然,内地人觉得香港媒体过于挑剔,太过矫情。不就是席地而坐吗?这有什么,如果有别的办法,谁喜欢坐在地上啊?不就是因为太累了吗,好几个小时屁股没有沾过地,站了那么长时间,坐一下有什么了不起的,何必鸡蛋里挑骨头,吹毛求疵呢?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因公赴丹麦、瑞士考察。返程离港的地点是苏黎世。我们乘坐的是从伦敦飞来经停苏黎世的国航航班,飞往北京。我们登机后,看到飞机的中后部零零散散地坐着一些乘客,看样子像是到中国旅游去的。这些乘客大多白发苍苍,都在70岁往上。而飞机上所有的乘客大致上是两个群体,中国人和英国人。飞机起飞后,我看到的是两个群体风格迥然的景象。中国人在飞机上大呼小叫,旁若无人地大声聊天。特别是看到飞机上空闲了不少座位,便开始选择最舒适的乘机方式—躺着。特别是飞机中部,把连排座位的把手抬起来,便成了一张卧铺似的睡塌。一时间,横躺竖卧的,都是国人。再看英国的那些老头、老太太,他们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能把座椅变成睡觉的床,仍然规规矩矩地坐在各自的座位上,有的在闭目眼神,有的在低声交谈。这一路近十个小时,他们始终就这样安安静静地坐着。当时我就想,听说过绅士风度,今天才真正领教了什么叫绅士风度。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飞机安全降落在首都机场。中国人在公共场合的旁若无人、无所顾忌和英国老人所表现的文明礼貌、儒雅得体形成的强烈反差,深深地印刻在记忆之中。不得不说,这是文化的差异,也是教养的区别。此刻,我是为国人的举止而羞愧的。其实,中国人有源远流长的文明礼貌、自我约束、注重仪容仪表的光荣传统。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发生在春秋时期,发生在孔子的十大弟子之一——子路身上,留下的是“君子死,冠不免”的故事。子路在卫国内乱中,为了保护幼小的卫君,浴血奋战迎击敌人。战斗中,子路的帽缨被砍断,帽子也被打歪了。在临死之前,子路坚持要系好帽缨,体现了君子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要保持风度和尊严的精神。在我们看来,子路太过于迂腐,生死关头还顾得上帽子正不正,发髻乱不乱吗?但是子路做到了,至死也要保持君子的端庄和高傲。可惜,子路的行为即使放在今天,大多数人也不会投他的赞成票。回过头来说。国人在香港地铁席地而坐,说是不经意的习惯也好,说是情有可原也罢,的确反映的是东西方文化上的差异。虽然内地客和香港人同样长着中国人的面孔,但由于长期的文化熏陶迥异,骨子里却有着很大的不同。 客观上说,观看烟花是一件非常累人的事情。香港寸土寸金,空间逼仄。看过烟花燃放地形图可以知道,维多利亚港湾没有空旷的大广场,观看烟花的人们只能拥挤在江边两侧。为了抢占有利地形,有人在午饭前就到达了现场。可以想见,晚上九点开始烟花汇演,这中间相隔十个小时以上,别说是站着,就是坐着也早已是兵困马乏。再加上人涌如潮,摩肩接踵,人也就更加容易疲惫。等到曲终人散,走进地铁,体力怕已是到了极限,席地而坐实乃力不从心、无可奈何。尽管不够文明,甚至是违反了香港乘坐地铁的有关规定,但实属特殊情况,可以理解。香港媒体尽管批评得对,但却有苛责之嫌。可以说,在公共场合,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下,正是验证公民公德水平,体现文明修养的重要时刻。哪怕是再疲倦,要是有子路的那种精神,也不会授人以柄,给人攻讦的口实。有些内地客表现得不尽如人意,也的确有待提高素养。但是,如果媒体借题发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因此以偏概全,往内地人脸上抹黑,挑拨香港公民与内地公民的关系,那就不厚道了。内地观光客应该尊重和遵从香港的规制,香港方面也应该体谅内地游客的舟车劳顿和诸多不便。董涵英,河北邢台市人,退休干部。退休前长期在纪检监察机关工作。喜欢读书,善于思考,对反腐败理论和实践有深入研究。退休后潜心练习书法,偶尔写写诗词和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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