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平四集》的时间书写与历史内涵探论
刘育：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袁桷的《开平四集》是元代上京纪行诗的代表作之一，源自其在元仁宗和元英宗时的四次扈从上都之旅。与一般上京纪行诗着意描绘沿途见闻或上都风情不同，袁桷的书写重在以文学为介质，展现个体对于自然时间更替和历史时间变化的体验，在一种模式化的赋诗体式中寓意时代与心绪之变。一方面。作者通过与自我、他人及自然的不断“对话”，为《开平四集》注入了流动的时间性意涵：另一方面，其晚年对于四次上京纪行诗作的合编行为也赋予这部作品以时代变迁的历史性价值，显示出袁桷作为史家的深刻自觉。
袁桷（1266－1327），字伯长，号清容居士，庆元四明（今浙江宁波）人，《元史》卷一七二有传。其《开平四集》分别创作于元仁宗（1311－1320在位）延祐元年（1314）、延祐六年（1319），以及元英宗（1320－1323在位）至治元年（1321）、至治二年（1322）。这不仅是袁桷以文臣身份先后四次扈从两代君主在大都与上都之间往返的文学化记录，其晚年有意识地将写作时间跨度近十年的四次小集结为《开平四集》，该书可资研究的角度和意义就和其他上京纪行诗有了显著的区别。
“标准化”上京纪行诗视野中的《开平四集》之特异
一般认为，上京纪行诗可分为途中纪行诗和上京风情诗两类。其中，途中纪行诗对大都至上京之间昌平榆林、居庸关、龙门、赤城、独石、牛群头、明安驿、李陵台、桓州等驿馆及风物都有细致刻画；而上京风情之诗对上京风情、帝王巡行、诸王朝会等蒙古族习俗多有描绘。这也构成了上京纪行诗的典型样貌。
然而，通过观察《开平第一集》《开平第三集》《开平第四集》的小序内容和《开平第二集》创作当年的作者心绪，却可以看到，与其他多以记录风土人情为主题的同类别作品不同，袁桷的上京纪行诗是充满个体因子和情绪要素的。不仅如此，其个性化的部分还串联起了一条较为清晰的书写脉络，呈现出了时间的流动。
从《开平第一集》内容上看，诗人的姿态想必是虔诚而满怀期待的。当首次扈从体验结束亦即完成后，袁桷“得诗数篇，录示儿曹”的总结也隐隐表达出对此行之中不无自得的情绪。至于延祐六年（1319）创作的《开平第二集》，袁桷心绪已是非常复杂，在这一时期，袁桷目睹了仁宗曾经锐意进取，更张政事，但同时也看到仁宗受制于太后答己，逐渐变得少有作为。整个王朝站在了由盛转衰的节点，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敏感的文人自有感知。这种情操亦内化于文学写作，即便时移世易，诗人明明清楚很多东西已经在时间流动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但他仍然带着对于仁宗及其时代的希望鼓励友人，亦是为自己打气。当内心的愤懑消解于温婉含蓄的字词之间，这也可以说是袁桷对诗学的领悟和践行。
其后，当时间行进到英宗朝，诗人的心态发生了更多的转变。他在《开平第三集》小序中写“道途良劳”，可见在第三次扈从上京之后，旅途的辛劳已经取代了初次体验时的新奇与意气；至于“姑录以记出处耳”，更是少了《开平第一集》时“得诗数篇，录示儿曹”的风发和自得。及至《开平第四集》，袁桷仍然提到了“驰驱之为劳”的问题，不过与上一集小序直言“道途良劳，心思凋落”但未作详解不同，这一次他的心绪似乎更为复杂。最后，袁桷以“悲愉感发，一寓于诗。而同院亦寡唱和，率意为题，得一百篇”的说法，不仅直截了当地表达了第四次上京之行的寂寥，同时也彰显了《开平四集》中随着时间流动的情绪变化。
“对话”中的时间书写
袁桷在上京纪行诗的创作中明显融入了他对时间的感知，回归到各集内的具体诗篇则可以看到主人公持续不断地与自我、他人及自然“对话”。
首先，袁桷的上京纪行诗表现出显著的与自我“对话”的倾向，有一种对于生命感受和自我情绪的执着关注。对所有初次访问上都的人来说，一次陌生行旅的沿途见闻、一座陌生城市的人事种种，理应是极具吸引力的观察对象，但是袁桷却从《开平第一集》时就已表现出强烈的个人化倾向。从早期的意气满满，到英雄白头的无可奈何，最后不得不接受平凡的现实。种种心绪被袁桷写入诗中，最终到《开平第四集》时，扈从之行中的沿途见闻或者上都风情似乎都已很难吸引袁桷的注意力，而是将绝大部分的兴趣和笔力其实都在于审视自己的内心，关注自我的情绪，在流动的时间视野中让袁桷和袁桷发生“对话”。以对个体生命变化的敏感察觉并透露着时代之变。
其次，袁桷的上京纪行诗也表现出善于与他人“对话”的特点，在充分发挥诗歌社交功能的同时，同样寄予着诗人对时间的深刻认知。一是袁桷借诗感怀，实现了与其他访者关于时间话题的隔空对谈。二是在纪行诗中，不少涉及旅途中的互动。探寻双方过往记忆交集的过程中表达自己对时间的感知，不少酬答作品的属性却让人不难找到的共鸣。三是袁桷通过空间物质，诸如建筑、标识性事物实现了与他人的“对话”，并为此赋予了时间上的意义，以自身思绪观察他者。
再次，袁桷的上京纪行诗还展现出与自然“对话”的特点，无论是前往上都途中还是身在上都期间，他都格外留意大自然的时序及天气变化，对节气与温度特别敏感。在他眼里，扈从之旅甚而人生之旅，总是与大自然的节令、物候不无关联。换言之，在《开平四集》中，时间也正于袁桷对自然的关注和与自然的“对话”中流动不息。
从书写到合集：史家思维中的“加减法”编辑
书写者袁桷所记录的可以是现在、这里、此时此刻所经验的，编辑者袁桷却是从回溯的角度进行检视，确认那些文字之于编辑时的意义。我们可以将袁桷先后书写《开平第一集》《开平第二集》《开平第三集》《开平第四集》，进而将它们合编为《开平四集》的内涵扩展到一种史家的自觉。
一个从理论到实践都彰显着史家风范的创作者，当他意图将写于过去不同时期的文字置于一处、合为一体的时候，不会没有注意到潜伏其间的时移世易。袁桷让原本文学化的文本附着上厚重的历史化意味，这也表露出《开平四集》从书写到合集的过程深意。当袁桷将四次扈从上都的《开平第一集》《开平第二集》《开平第三集》及《开平第四集》合编为一集之时，其实也就意味着那个对仁宗朝以及后仁宗时代的英宗朝“身历而知之”的人，正在以一种全知视角来回顾和回味十数年间的世情起落、气象浮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开平四集》的本质虽然是文学文本，却也充分回应或反映着时事。袁桷在纯粹的书写之外，又通过“加减法”编辑将元仁宗时代气象兴衰的时间点进行叠加、复合，最终呈现出历史行迹的做法当然有其不同寻常的特点与价值。
综上所述，《开平四集》的书写与合集在文学史的视野中或许只是寻常的一环，它最为人称道的意义就在于为其后几十年间上京纪行诗创作的勃兴状态做好了铺垫，提供了一种展示模型。透过现象发现本质，我们会看到袁桶如何用这种模式化的赋诗体式包容了一个时代的变迁，书写生命历程的沧桑与历史兴衰的进程。
袁桷的扈从之旅暨仕途通达之机恰于仁宗朝初期的盛世开始，《开平四集》的书写与合集则是以一种含蓄而艺术化的方式反映了仁宗时代的结束，宣告着时移世易的人事更替。袁桷作为“一代文章之钜公”所发挥的正常笔力，更是他志在存史立场下理所当然的创作成效。总体而言，关于《开平四集》及其时间性内涵的讨论，是一个既有助于理解袁桷也有益于了解元代中期历史语境的过程，这也是《开平四集》和其他上京纪行诗相比与众不同的存在意义和解读视角。
[说明：该文章刊发于《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摘编自《历史与社会（文摘）》202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