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后
艺术家工作室‘开放’的重点，不仅仅在于作品的陈列，更是解码创作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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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图片鸣谢艺术家及阿那亚艺术中心
随着身体位移越来越多成为创作的方法和母题，四壁之内的工作室是否仍是艺术创作不可或缺的场所？或者说，艺术创作的“工作室”是否也存在于四壁之外？阿那亚艺术中心团队策划的群展“走访工作室”以四个房间呈现了杉户洋（Hiroshi Sugito）、奥拉湾·阿伦让（Orawan Arunrak)、秦畅和埃尔文·塞内（Erwan Sene）四位来自不同文化的艺术家的作品——或者说，是他们的“工作室”。展出作品包括但不限于绘画、装置、雕塑和声音装置，而“策展团队重要的工作方法”，则正如展览前言所提，是“置身于作品创作的环境之中，并观察其生成的过程，将给予我们对艺术家的创作更直观和深入的理解”——那么，在展厅里重现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室”环境能帮助观众了解艺术家的创作特质和思维方式？或者，将“工作室”转换为面向观众的展览，能否为艺术家工作室这一创作的幕后场所祛魅？阿那亚艺术中心的展厅由螺旋上升的步道相连。二楼杉户洋的空间最为切中对大众观念中“工作室”的再现。杉户洋以架上绘画作为主要创作语言，常常探索温和色调和几何形状的各种可能。四周的白墙上挂有以纸板盒作框的绘画和多个小件装置，质感毛糙而粗粝；他的工作台和他日常收集的纸袋则被带至展厅中央，白墙上作品的参照物和原材料均陈列其上，彼此形成两两相对的参考坐标系，解码着他在创作时使用的媒介：手切玻璃厚片，上了色的泡沫箱与纸盒，还留有翻模的边缘的、色彩饱和度较低的瓜果模型……处于未完成时态的材料呈现出一个尚可调节的工作情景，向人摊开各种未竟的可能。摄影：孙诗
泰国艺术家奥拉湾·阿伦让因其长期的旅居生活，没有固定的工作室空间挪做展陈样本。其展厅的设置，也因此着重体现艺术家创作的即时性和在地性特质。黑色窗格被延伸至地面，形成作文纸的样式；被拆解的中文汉字，化为铁制黑色桌椅，一系列看似尚未完成、可随时继续创作的手绘和小型手工雕塑摆放其上。一侧阶梯空间的墙面上，挂着艺术家的中文学习手帖——这与她2016年在柏林的临时工作室有些相似，那个工作室的地板上则是堆满了用英、德、泰和越南语书写的条纸。物件之外，艺术家用她在东南亚寺庙采样而来的声音创作的装置，试图将来者包裹进另一种语言的环境。理想状态下，这些作品几乎可以随时被收起、装运，在别处被组装、重现。如果说阿伦让的创作是从个体与环境之间的对话关系出发，以进行的一种跨文化、跨地域研究的艺术实践，那么其展示的空间也可被视为此次展览中有关不断位移的工作室的实验样本：艺术家在不同区域、语言和文化间游移、生活、创作，工作室也随之易容。
盘升至建筑最高楼层，我们依次可以看到秦畅和埃尔文·塞内的创作。他们的展厅，相较前两位艺术家有着较强的“工作室”气质，呈现出“完成度更高”的展览形态。秦畅从阿姆斯特丹和北戴河搜集到的材料：麻绳、钢筋、渔具、翻模后的灰色充气垫，被重构为作品。生活在巴黎的埃尔文·塞内则以声音、影像和装置模拟出他想象中这座城市中的废置景观——而这些城市中“看不见的角落”正是他的“工作室”。我们当然可以这种呈现两位艺术家创作作品的方式，理解为策展团队试图将“工作室”的概念扩展到城市和自然环境中，但这些从城市和自然中取材的创作方法何尝不是如今艺术创作的普遍方式？怎样让已完成的“作品”在展出时仍处于持续演化的开放性之中、不拘于呈现的目的，已成为我在此次“走访”时最为迫切的体验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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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工作室”展览现场，2024年
摄影：孙诗
在此背景下，或许首先需要谈谈关于工作室的实验历史。艺术历史学家斯韦特拉娜·阿尔珀斯（Svetlana Alpers）提出，自17世纪开始，欧洲画家取材于光线、静物与人物等进行创作，以此表达自身的认知，这看似独立的过程实则发生在容纳了众多助手的“实验室”，并且通常向普通公众开放；也就是说，工作室之所以存在，不仅是为了让艺术家追求独创性，也是为了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类感知、视觉文化和社会环境。[1] 因此，艺术家工作室“开放”的重点，不仅仅在于作品的陈列，更是解码创作的过程。而在以展览“结果”为主导的秦畅和埃尔文·塞内的展厅中，发现和创造的过程却在无意中被消解，落空了观展者对“走访工作室”的期待。诚如展览前言所说，当下的“艺术家们都主动或被迫地改变着与工作室的传统关系”，但这种改变不仅应当体现在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上，也亟需反映在展览的呈现中。展览试图将展厅转化为“介于创作与展示之间的临时性空间”，那么，落点究竟在于“创作”还是“展示”？是否需要揭示那些在画廊或美术馆白墙背景下，难以显现的理念和创作脉络，让观众从中获取一种解读作品的机会与权利，并通过观察艺术家的创作和生活环境，来推进对作品的理解？工作室或是一种对艺术生态的关系拓扑，而“走访”这一过程则理应对其解构和分析。专注于现当代雕塑的策展人与作家乔恩·伍德（Jon Wood）在《美术馆中的工作室？》（The Studio in the Gallery?, 2005）一文中探讨了将艺术家工作室重建或呈现在画廊和博物馆中的两种不同方式：其一是照搬、重建既存的工作室，另一种是探讨“工作室”作为一种隐喻和概念装置的可能性。这个问题至今仍具有讨论的价值：我们如何才能以一种“有历史意义的方式”在画廊中重塑艺术家工作室，而不诉诸使用工具、石头和锯末的模型，或者对雕塑技术和方法进行过度的说教性演示？[2]摄影：孙诗
此时，若回到阿那亚艺术中心的一楼，会发现在杉户洋的展厅之前，还有另一个房间：散布一墙的儿童绘画作品、空间内机构既往展览的电子画册、一些零碎的昆虫蔬果摆件——这令人联想到美国观念艺术家约翰·巴尔代萨里（John Anthony Baldessari）曾在担任加州艺术学院的教授期间，开设过的一项“后工作室”（post-studio）课程，鼓励学生使用非传统材料和媒介，在公共空间创作，以此强调艺术创作中观念形成的过程，而非仅仅其物质形式——这个房间或许才是展览真正的开端，它意旨从一个工作坊式的环境开始，用体验调动起参与者对艺术创作的兴趣。但或许展览也该由它终止。毕竟，就像乔恩·伍德说的，“工作室通过激发观众更高的参与度和想象力，来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总而言之，要让观众被其俘获”。[3] 反过来说，那我们要怎样正确走访工作室呢？答案或许可以是：消弭掉创作的结果状态，允许参与或干预的自由。[1] Svetlana Alpers, “The Studio, the Laboratory and the Vexations of Art”, 2014.[2]Jon Wood, “The Studio in the Gallery?” in Reshaping Museum Space: Architecture, Design, Exhibitions, edited by Suzanne MacLeod, Routledge, 2005.✦ 本文将发表于《艺术世界 ArtReview》2024冬季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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