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月前，发生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
某自媒体人白小姐公开讽刺某文摘杂志大发公知文，被该集团发了律师函。
虽然人人都知道，在法务致富的年代，如果能靠起诉解决的问题绝对不会发什么吓唬人的律师函，所以大部分人扫两眼把涉事作品一删就过去了，毕竟这些杂志自己也是这么干的。至于道歉七天什么的滚犊子吧，有本事你真的告我？
但这位白小姐心怀家国大义，身正不怕影子斜，一身侠肝义胆，满心为民请命——她确实连发七天道歉信，每天倾情朗读一篇该杂志老文，主打一个不咬人恶心人。
对于白小姐此举，有人拍手称快，毕竟你忽悠大家去喝日本马桶里的水，去舔外国人的地板，还号召大家在伦敦街头撒钱，这是什么行为？
然而事实上，崇洋媚外也好喉舌媒体也罢，都有点太看得起人了。
文摘杂志，它只是一个大众刊物。
1.文摘始于文化荒漠
提起文摘杂志，大部分人脑子里出现的都是三大厂牌——《读者》《意林》《青年文摘》，少数人脑子里还能浮现《格言》《启迪》《特别关注》等。
相比之下，80后更熟悉《读者》，95后更熟悉《意林》。在这三家里，2003年才开始筹备的《意林》是真真正正的后起之秀，而看起来岁数更大牌子更响的《读者》，创刊时间比《青年文摘》的正式版晚了两个多月。
冷知识，几乎每个省份都有一本自己的文摘类杂志，端看出不出名
然而，国内最早的文摘性综合刊物，其实是1897年创办于上海的《集成报》，是维新运动的产物。
建国后第一本文摘类刊物，严格来讲应该是由《新华月报》而来的《新华文摘》。
而这本刊物的起源，据传言是因某位大人物的剪报习惯——综合国内报刊内容组合成一本“杂志的杂志”，集理论性、综合性、资料性于一体，发行一本经过内容筛选的现成“资料剪报”。
世界各地文摘类杂志的创刊原因大同小异。
跟《读者》打了十数年版权官司的美国《读者文摘》的创始人华莱士传说也是因一战期间住院无聊天天看书，觉得书真的太多了很少有人能一次看完，从而萌生了取其精华摘录浓缩后再出版的想法。
而80、90后所熟悉的文摘杂志格局可能要从《青年文摘》说起。
1959年前后，因为组织机构改革，时任中青社编辑的阙道隆等人手头空闲，决定新编一本杂志，起名《青年文摘》。然而这本杂志当时只出了一本试刊号，就遭遇了十年浩劫，出版社全体成员下放五七干校。
《现代出版》2012年第6期 阙道隆、蔡云
十几年之后，当老编辑们再回到案头时，发现遍地文盲，按照曾经的标准出书，当下的读者却看不懂了。其余的，有的能看不想看，有的想看没钱看，而更普遍的情况是没得看——都差点没人出书了，去哪买书？出于发智开蒙降低阅读成本等目的，内容丰富价格便宜的文摘杂志重新走上历史舞台。
所以，无论是《读者》还是《青年文摘》，80、90后所熟悉的这一代文摘杂志，多诞生于那十年之后的文化荒漠，是一代出版人在被暴力推平的土地上挣扎求生的结果。
2005年，又一位大人物视察《读者》杂志社时曾盛赞其为“大漠瑰宝”——当时还没有读者集团，这本杂志还属于甘肃人民出版社。
我理解这句话的本意应该是赞其是甘肃省的文化龙头品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文摘本就是贫瘠土壤上开出的花。
而时间来到千禧年后，轰轰烈烈的全民阅读时代开启，文摘杂志同所有类型的传统纸媒一样迎来了自己最后的春天。如《意林》般在2000年前后创刊的文摘杂志不在少数，甚至很多卷出了细分赛道。
如湖北日报主管的《特别关注》主狙中年男性，分享国事家事；黑龙江的《格言》定位于“青少年语言修养”。而当时仅湖北一个省份，就有近百本文摘读物发行，更妄论全国。
然而，这一次的千帆竞渡，没有赢家。
2.时代的引线与多方共谋
也正是这个时期，出版社开始企业化改制，接踵而来的是自负盈亏，杂志市场也真正开始了残酷竞争——什么样的东西读者爱看，什么样的东西才卖得出去。这些杂志中大部分被人所诟病的内容，都是那个市场竞争时期的产物。
千禧年之后，改革开放的果实刚刚成熟，国门大开之下，新鲜的东西不断涌入，越是底层的人越想踮起脚尖看看外面。仿佛每个人都有机会，每个人都怀揣对外界的向往，那时候像《正大综艺》之类的节目每期都会介绍国外的风土人情，动画片如《海尔兄弟》描绘了一副中西方儿童携手遍历世界风物的美好画卷。
引动这种声音的人本质并不想让大家觉得“别人家锅里的饭更香”，而是出于一种“同住地球村”的美丽幻想。
就像《读者》早期的操作方式是翻译美国《读者文摘》，辉煌时甚至短暂地将自己“翻译”上了语文课本。
据考据，这篇文章本是《读者文摘》摘了天主教传教小册子，《读者》又摘了《读者文摘》
文化行业是一种扩音器，时代的引线不一样，发出的声音自然也不同。彼时的正确换一个时空可能是错误，但时人只能看见自己想看见的。
文摘杂志的读者群更是如此——它们面对更底层、年纪更小、消费能力更差的群体，杂志在不断迎合这些人的喜好，而受众的喜好和选择也不断塑造着杂志的路线和风格。
大部分读物面对的都是不断流俗的现实，色情、秘辛、谣言……市场挑战着出版人的底线，而现实锁紧每个人的腰包和行业生命线。
“读者调查表”制是如今早已被人遗忘的出版制度，却曾经在很常一段时间内左右了杂志的内容方向
这不是一个罕见的情况，像白小姐之类的网红对此应该不陌生——抖快小用户都爱看什么，流量在不断涌向哪个方向，她该比故纸堆里的传统出版人更为熟悉，不然也不会有这次的律师函事件。
除此之外，文摘杂志特殊的用稿方式也决定了它会更受到环境的影响。比起一般原创类杂志的投稿约稿制，文摘杂志的用稿方式是摘编，即从已有的出版物上摘录文章进行转载，文摘编辑日常要进行大量的阅读，从中选稿，而这也衍生出了一个特殊的群体——文摘荐稿人。
这些荐稿人平常也会进行大量的阅读，把符合文摘杂志的内容摘录下来，发到对应的荐稿邮箱方便编辑选择，如果荐稿被选中，荐稿人会收到荐稿费。这些荐稿人有的是出于个人兴趣，有的是本职相关，有的干脆就是其他文摘杂志的编辑。一位受访人说，他相熟的荐稿人里，有一位监狱阅览室的管理员，而另一个让他记忆颇为深刻的荐稿人，是一位戒毒人员。
某文摘杂志的荐稿邮箱界面 / 受访人提供
荐稿人制度方便了编辑，提升了效率，久而久之很多编辑都不再自己选稿，一些文摘杂志社甚至连征订报刊这一步都省了，全心全意培养自己的荐稿人。
像《意林》的编辑就会加供稿人联系方式，给出选稿意见。纸媒日薄西山，工资食不果腹，谁也不愿意为一份工作付出那么多。当然荐稿人也同样有一套降本增效的办法，他们一稿多发，看中一篇文章群发十几二十家杂志社。跟收益挂钩之下，荐稿人们也有自己的计较，什么样的稿上得多就多发，什么样的稿上得少就少发。
最后，尴尬的版权环境也给这个本不景气的行业不断加码。
理论上，文摘杂志摘编文章拥有法定许可，多年前甚至可以先斩后奏——先用稿，再把稿费打给作协，等作者知道了已经生米煮成熟饭，只能去作协领钱。但当下逐渐复杂的著作权环境下，文摘杂志的位置逐渐尴尬。一是大把的头部作者因种种原因明确禁止转载，二是版权环境太多灰色地带——合作出版环境下，作品财产权一劈十几瓣儿，哪些权益归出版商，哪些权益归出版社，哪些权益归作者自己，越来越像一笔糊涂账，更妄论有些作品是网络或杂志首发，版权拆个十几瓣儿不止……此外还有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种种制约之下，无非两种解决办法：诉诸法务，或者回到舒适区，只用熟悉作者的稿子，毕竟有些职业捏造鸡汤的作者专吃文摘这碗饭。
“法定许可”的范畴随着版权法的补增逐渐缩窄，文摘杂志侵权案时有发生
至此，一个完美的闭环形成，刊物的内容品质变成了唯一的牺牲品。
3.向下兼容是一场无止尽的旅程
全民阅读时代过去后，从2008年开始，全国的报刊亭保有量飞速下降，曾经学校门口的小书店也逐渐倒闭，以至于今天“书店倒闭给钱就卖”甚至成了一些直播间的促销手段。
因为定位和价格，文摘杂志一度十分依赖地销，报刊亭和小书店的减少无异于卡脖子。除此之外，文摘杂志的另一条销路——火车站、长途汽运站书摊也随着设施功能性整改和城市文明建设逐渐消失。
现在书报摊的内容多少得带点教辅，平均还都得有只猫才能揽客/某地文化市场的书报摊（左）和三里屯报刊亭（右）
以《读者》为例，2004年—2007年，《读者》月发行量达四千册以上，连续数年拿下全国销冠，2006年更是发行超一千万。然而十余年后，2018年上半年，读者集团被曝应付职工工资比去年同期减少82.66%。
千帆竞渡的后半程是艰难求生。市场缩减，纸价上涨，广告变少……为应对销量危机，各家八仙过海，除了统一操作涨价外，读者集团尝试过进军数码行业，投资影视剧和房地产，读者传媒上市后更是试图募集资金重建庞大帝国，效果肉眼可见；《青年文摘》依赖其部委嫡系的身份做语文范本和校园宣讲，变现能力未知；《意林》在新媒体时代前抢先一步下场，但时至今日也只能靠搬家来降本增效……其他发行量更为捉襟见肘的杂志更是改版的改版，停刊的停刊。
押题高考作文已经变成了这三年每年的固定动作，疑似变成了核心功能
文摘杂志如今的困境，究竟是谁的问题？
是毒鸡汤抵不过优质内容，群众的眼睛雪亮；还是内容跟不上时代，老土而不自知；抑或是传统媒体跟不上时代速度，同质化严重，在流量时代落伍……
在我看来，这场对于文摘的攻讦，本质上是一种期待的错位。
当下的流量密码是我本位的宏大主流叙事，然而这些杂志却几十年如一日地抱着自己发家时的“法宝”过日子，试图在当今依然灌输一些良莠不齐的启蒙型内容。文摘杂志当年的辉煌迷了所有人的眼，让内容管理者沉迷吃老本，也让它在一些自诩正统的读者的眼里带上了光环。
当一个普通的大众文化产品被迫负担起大众对主流媒体的期待，场面无异于让炊事班上前线指挥作战。而回头一想，近年来评分疯涨的当年神剧，不也是那个挥舞着锅铲的士官么？当曾经的底线变成上限，当曾经的“不得已而为之”被时间赋予责任，这不是一场笑话还能是什么？
文摘杂志的存在是因为思想上的荒芜，它的本质是一种对信息的碎片化整合，是一种文化快餐。而流媒体如此发达，营养过剩的现在，是否还需要当年闹饥荒时的那口碴子粥？
没人知道。
只是快餐终会被快餐打败，下沉定位会遭遇更下沉的后来者，人类的文化根本经不起向下挖掘，而向下兼容更是一场无止尽的旅程。八卦、段子、边角料……古往今来都是触发情绪开关的内容更吸引眼球。
不止文摘，几乎所有类型的杂志在一段时间内都走过类似路线——《故事会》上市长非礼女服务员，《少年文艺》里忘年交邻居大叔强暴女学生，《儿童文学》里小学女生爱上男语文老师……更妄论《知音》之类在本就在这个领域里深耕的品类。
然而当时，它们十分正当且正常地出现在学校的阅览室，少年宫的书报栏，甚至家长的订阅目录里，没有人觉得这些内容有什么不对。这不是因为时人麻木而钝感，这份不在乎的背后，是一种时代赋予的松弛感，一种社会性的“宽容”——即便是假的，即便是错的，看一看又何妨？看一些自己想看的东西，得到一些自认为正确的生活答案，对他们来说足够了。人们对于这些文摘杂志的滤镜，也大多来自这些文章内容曾带来的情绪——新奇、感动、愤怒、感慨，或是其他。
所谓正确在不同的时代并不相通，主流市场带来的安逸也并不能长久，曾经的优点变成了当下的缺点，曾经的受众如今在舆论场上冲锋。世纪初的陈词滥调放在当下必然是冒犯的，毕竟如今有人看见外国人就想打，看见日本小孩就想掐死。
“面对新的读者，感到陌生和思想上的距离。”
《青年文摘》初代责编的这句话，像一句语谶，贯穿了几代文摘编辑的职业生涯。
因文摘杂志旧文引发的这场笑话，深究之下会同当前许多问题一样，聚焦在一个相似的点上——何用当朝的剑斩前朝的官。
毕竟，如果这些杂志十年如一日，那比起追问它为什么不进步，更该设问的一个点大概是：曾经的人们，为什么没有追究的心情；而现在，他们为什么又愿意去追究了？
THE END
本文作者
likely
一条重逾百斤的人类后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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