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就胸怀“改造中国和世界”大志向。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毛泽东一生保持着这种开拓精神。
走出一条不同于苏俄的道路
1927年叛变革命的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批共产党人和进步工人被屠杀。一次次的失败，并没有引起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反思。他们仍然坚信，在大城市发动和组织工人搞城市武装暴动，是在中国取得革命胜利的不二法门。
在白色恐怖笼罩下，中共领导成员顾顺章、向忠发也先后叛变，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上海待不下去了，只好迁往江西苏区。就在早期中共领导人们仍然在中国搞城市武装暴动夺取政权时，党内有一个人开始独立思考一个重大问题：在中国，能不能走出一条不同于苏俄城市暴动、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就提出一个别人没想到的问题：共产党可以领导革命力量“上山”。但他那个时候只是提出一个设想。他认真考虑这个问题，是从秋收起义失败开始的。秋收起义失败后，务实的毛泽东考虑的是：在反动势力镇压之下，共产党总要生存下去。能生存，才能有发展。因此他在文家市用一个通宵的时间说服和他一起领导秋收起义的领导人，最终决定秋收起义余部向罗霄山脉的井冈山进发。
毛泽东率领几百人在井冈山立足后，很多仍按旧思路想事情的人在问：南昌起义失败了，秋收起义失败了，广州起义也失败，我们在井冈山能搞出名堂来吗？于是“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出现了。面对疑问，毛泽东却在实践中找答案，他领导革命军队击退了敌人数次“围剿"，他率领的革命军队不仅生存下来了，还发展壮大了，在井冈山周围几个县建立起了人民政权。
井冈山斗争实践，使一个大胆的新思路在毛泽东头脑中酝酿、产生，这就是：在中国，照苏俄在大城市搞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法子，搞不成中国革命；中国革命必须开拓出一条新路。
他总结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实践经验，分析中国的政治形势，从五个方面回答了红色政权能够在农村长期存在发展的原因。他自信地指出，“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由此，毛泽东提出了一条马列著作中没有、也没有前人走过的革命胜利之路：在中国，共产党要夺取政权，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红军在陕北立足后，毛泽东仍然坚持共产党必须走这条新路的决心，在农村扎扎实实发展革命力量。最终，真理被实践结果证明：中国革命就是按照毛泽东开拓的这条新路搞成功的。
中国“要换两回朝”
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人已经看到胜利曙光时，人们开始考虑，中国战后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国民党方面在考虑，共产党方面也在考虑。
毛泽东对中国实际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对未来作出切合实际的设想，提出了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思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胜利后，要先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经过这个社会的过渡，再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由此创造性地提出了战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构想。
早在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讲演时就提出，我们抗战胜利，“要建立一个新中国”。这个国家，毛泽东取名为新民主主义国家。共产党为什么不直接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而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呢？
毛泽东根据中国现实状况作出了了回答：“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
到了1943年，毛泽东这个创造性思想更加成熟。这年8月8日，他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发表讲话时，用形象生动的语言解释了他的建国构想：“中国共产党要办什么事情呢？就是要办两件事，要换两回朝。”
第一次换朝，是“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改变为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次换朝，“就是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社会”。
毛泽东回顾历史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国民党靠苏联和共产党帮助搞了起来，我和周恩来等同志都在广州开过会。国民党搞起来后，就一脚把我们踢开了。现在他们虽然与我们合作抗日，但他们是下决心要同我们打了，他们没有一时一刻不是在想要消灭我们。
毛泽东提出的抗战胜利后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构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都没有提过。这是毛泽东根据中国的革命实际进行新创造和新开拓而提出的。
当时，毛泽东面临的是：国民党反对，共产党内多数人不理解，苏联共产党怀疑。尽管如此，毛泽东认准这是真理，就坚持到底。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在赢得解放战争胜利后，团结全国各族各界人士，联合各民主党派，成功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
在1956年，当经济和社会条件具备后，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成功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中国稳步、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奠定了新中国逐步发展壮大的基础。
中国应该“标新立异”
在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毛泽东思考了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中国是不是也建立和苏联一样的社会主义国家？
毛泽东经过周密调查研究和反复思考，得出了否定的结论。他认为，中国不能照搬苏联模式，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建立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
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向苏联学习，是“政治正确”。大家都认为，苏联仅仅用了30年时间就发展成为与美国比肩的世界大国、强国；东欧各国学习苏联经验，发展也很快。因此，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后学苏联，是理所当然。
1956年初，毛泽东听了34个部门汇报，又到南方进行城乡调查研究后，在当年4月24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这个方针。他在讲话一开始就否定了一切照搬苏联的认识，说：“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时的谈话，讲得更加生动、深刻。毛泽东那次谈话面对音乐工作者，但内容却不限于音乐，虽然看似天马行空，却有一个核心点，这就是中国要走独特社会主义道路。这体现了毛泽东谈话的一贯特点。
他一开始就提出一个论断：“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毛泽东在谈话中，旁征博引，举了很多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
讲到革命，毛泽东说，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表现形式就有许多不同。苏联是由城市到乡村，我们是从乡村到城市。讲到打仗，毛泽东说，打仗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攻、守、进、退、胜、败，但是在打法上，怎么攻，有很多的不同。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讲到绘画和音乐，毛泽东说，过去说中国画不好的，无非是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以为必须用西洋的画法。当然也可以先学外国的东西再来搞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讲了一些经典的话：“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
毛泽东并不排斥学习外国，他说，我们当然要学习外国好的东西，“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正是在毛泽东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要“标新立异”思想指引下，中国进入社会主义之后，在很多方面都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存在很大区别。中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制度，实行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实行的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有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在农村实行集体经济等等。
文：陈思 来源：新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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