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清帝国的西南边境线上，计有缅甸、不丹、锡金和尼泊尔等邦国。在19世纪初，除英属孟加拉以外，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大都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宗藩关系。这其中，尤以中南半岛上的越南、老挝两国联系最为紧密。
越南常规意义上的国土，由交趾故地和南方占城国共同构成。1803年，阮福映上表嘉庆皇帝，请求以“南越”二字作为国号。但考虑到“‘南越’之名，所包甚广，考之前史，今广东、广西地亦在其内”，便“着用‘越南’”册封阮氏政权。
与朝鲜相同，越南深受历代中原王朝的政治、文化影响。越南人辨别“自我”与“他者”的话语模式，以及在古代构造自我民族中心主义的叙事范式，基本上建立在“华夷观”之上，并辅之以曼陀罗文化因子。
然而，相比于中日甲午战争与朝鲜半岛的风云变幻，国人对近代中法越南战争与中南半岛的控制权沦丧却普遍相对稀疏。这场侵华战争，法国方面没有大屠杀惨剧，中国方面也没有表现令人过于瞠目的腐朽无能，但却是一场标准的19世纪战争。
法国排除了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实现了吞并越南的目的，但花费了巨额军费，却没有侵入中国，没有得到战争赔款。中国虽未达到“保藩”的目的，却实现了边境不受侵犯，即“固圉”的目标。
清廷制定的“保藩固圉”边防政策，既属于中国传统思维模式，又带有现代地缘政治因素。通过中法越南战争，大清帝国在南疆完成了国际关系的现代化转型，由传统的中越宗藩关系转变为中法主权国家关系。
唇齿相依的宗藩关系与西南边防危机
在古代宗藩关系中，宗主国掌握着册封权力，藩属国的统治者需要得到宗主国皇帝的册封，才能取得合法的地位。但藩属国内部的行政事务和司法权完全独立，不会受到宗主国的任何约束。
更为重要的是，宗主国对于藩属国还承担着国家安全保护义务。当藩属国受到内部与外部的敌人侵扰时，宗主国接到藩属国王的请求，有义务给予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援助，恢复秩序与和平。
越南的岱依族与壮族、侬族与布依族同源；卢族来自西双版纳；赫蒙族和苗族同属于一个支系；泰族与傣族之间，有着相近的民族特点；京族、拉基族、仡佬族的祖先亦来自华南地区的西瓯、雒越。
红河发源于云南大理哀牢山脉最北端的一个叫“额骨阿宝”的山脊，在中国境内部分被称为“元江”。红河的存在决定了无论是由越南向中国云南运输货物，还是由云南向下游运输物品，都有十分便捷的途径。
正是基于山水相连的自然条件和唇齿相依的居民亲缘关系，19世纪中越两国边境线上驻防的军队无多。商民之间的频繁交往与和平相处，也使国际界牌的设立似乎缺乏必要性，甚至出现广西不要，广东不要，安南也不要的“三不要”地方。
19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列强对大清帝国构成的威胁日益严峻，法国对于中南半岛的侵略活动开始加紧。1858年，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进攻岘港。1861年，法国占领西贡和南圻东部三省。
1862年，迫使越南与其订立《西贡条约》，割让昆仑岛和南圻东部三省，使法国在越南得到了自由通商、传教和航行的特权。1867年，法国又迫使越南割让南圻西部三省，从而占领了交趾支那地区。
19世纪60年代，当法军蓄谋并吞越南南圻六省时，正是中国遭受英法联军打击之后，加之太平军等起义方兴未艾，清廷自顾不暇，自然难以顾及越南。等到清军彻底镇压太平军起义后，法国侵占越南南圻既成事实，无力改变。
越南军队本身的战斗力亦十分令人堪忧，这20年间，只要法国出动几艘军舰，派出数百人的军队，就可以在越南沿海长驱直入。越南军队总是一败再败，不得不一次次割地求和，最终导致整个南圻沦丧。
1869年清军第一次入境越南，只是为了解决广西境内反清农民军遗留下来的逃兵问题，而非抵御“法夷”。在戡平“匪乱”之后，明成祖朱棣在安南丧师数万的前车之鉴，促使清军很快撤回中国境内，严谨地恪守宗藩关系。
但不久，起义军余部东山再起。越南北圻统督黄佐炎再次向中国告急，请求出兵援助，1870年清军第二次援越行动就此展开。1872年取得谅山战役胜利后，越南方面感于难以控制北圻局面，遂致书清廷，请求部分清军不要班师，留驻越南。
清朝方面给出的谕令是：“山、宣、兴化余匪，已知照越南自行攻剿，遇有缓急，仍当遥为声援，以示体恤藩服之意。刘玉成等所部暂留太原，扼守各隘。即着饬令该员等认真防范，务臻周密，俟越南接戍兵到，即行撤回。”
1873年，当法军攻击河内时，援越清军正在太原等地作战。清军遵照朝廷旨令，没有卷入法国和越南的矛盾和争执。“粤军于边关内外堵剿越南各匪，与法兵绝不相涉。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会法使臣，转饬遵照，勿令别滋事端。”
清廷为了维护越南王室的统治，不惜人力物力，诚心诚意地履行了宗主国对于藩属国的保护责任和义务。从阮氏政权连续向清廷求援来看，他们也表明了藩属国从属于宗主国的立场和态度。
然而，这种辅车相依却具有十足的局限性。“听彼自主”政策在弱肉强食的帝国主义时代，反衬得清廷好似一只将头埋在沙漠里的鸵鸟。清朝官员理解的“国际关系，屡屡因传统礼制之下失调，进而“丧权辱国”。
古代中原王朝与周遭四夷之间奉行的是“属人”原则，一个部族的领袖愿意称臣纳贡即可，并不追求明确、清晰的国境线如何。钦州一带，自宋明以后，便不设关卡。到清中后期，“半为安南侵蚀，远非从前旧址，以致华夷错杂，险要全失”。
针对这种情况，清朝方面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坚持宗藩关系，“殊乖固圉保疆之道”，尽力维持阮氏政权在越南的统治，以拱卫中原王朝安全；另一种是遵循威斯伐利亚体系，允许越南“独立”出去，用所谓的国际公法协调中、法、越关系。
总理衙门与理藩院毫无疑问地选择前者，一方面，沙俄在西北、东北方向的鲸吞蚕食促使清廷警觉，必须与西方列强之间设立一道缓冲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天朝上国”的威严与体面，不至于蒙、藏、回部出现异动。晚清“保藩固圉”政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酝酿的。
19世纪法兰西帝国的殖民主义思潮
1789年后，法国经历了至少4轮重大政治革命，建立了5个共和国，遭遇3次灾难性军事失败。一系列社会运动和周期性危机冲击着法国，人们的精力不可避免要首先放在国内事务，疲于应付欧洲难题。
18世纪末19世纪初，法国在一系列对外战争中割地赔款。蒂普苏丹的失败宣告法国对印度再无任何影响力；将路易斯安那售予美国也结束了其在北美的统治；法兰西在欧陆之外，只有小部分西印度群岛。
19世纪上半叶，法国人的目光仅局限于地中海彼岸的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地区，尚无暇顾及遥远的东方。七月王朝君臣考虑到开拓与维持殖民地的高昂费用，皆主张法国需要的是一些关键的贸易点，而不是广阔的海外殖民地。
“致富”，是路易·菲利普及其首相弗朗索瓦·基佐提出的口号，这比帝国梦要实际得多。法国之所以进犯阿尔及利亚，在于其在地中海沿岸的特殊地理位置。实际上，法国人对北非的兴趣最早可追溯到16世纪，甚至从摩尔人攻入西班牙的时候就开始了。
1848年，路易-波拿巴借民粹主义东风当选总统。他在年轻时候辗转欧洲各大城市，将自己描绘成“命运之子”，号召大家跟随他完成他的叔叔拿破仑一世开创的伟大事业。1839年出版的《拿破仑思想》一书，为法国人勾勒出一幅模糊却宏大的世界图景。
“法兰西第二帝国”的奋斗目标，是废除1815年《维也纳条约》；占领埃及，重新划分中东格局。正是在路易-波拿巴执政时期，法国卷入克里米亚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令其身败名裂的普法战争。
色当惨败让整个法兰西蒙上了阴影，“小拿破仑”率领法军成建制地像普鲁士投降，德意志第二帝国皇帝在凡尔赛宫加冕。法国政客和知识分子竞相诋毁帝国及其统治者。拿破仑三世被描述为无赖和小丑，成为辛辣讽刺画的主角。
在杜米埃的画作、雨果的《惩罚集》，以及埃米尔·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小说中，第二帝国粗鄙腐朽，沦为贪婪的资本家和阴谋家的玩物。“帝国”一词充斥着负面色彩，不仅法国，连当时的英国都不愿使用这个称呼。
这是一场灭顶之灾，和平没有希望，悲痛无法抚平，国家失去根基，从战俘营归来的军人寥寥无几，阿尔萨斯-洛林地区被割让，上百万的赔款还需偿还，侵略军占据着1/4的领土，首都也因为内战血流成河。
1871年，梯也尔政府残酷镇压巴黎公社运动。大约2- 3万名公社成员在冲突中身亡，其中不少被政府军就地枪决。这是19世纪，甚至有史以来法国工人阶级最惨痛的一次失败，也是一段法国人永远铭记、无法磨灭的沉痛记忆。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在被外敌打败的基础上，也建立在同室操戈、自相残杀的背景下。巴黎公社惨案使第三共和国从建立之初就产生了社会与思想上的撕裂，福楼拜曾经写道：“这个国家，一半民众想要掐死另一半，另一半人亦是如此。”
内外交困之下，法国人开始将视野投向海外，试图通过生存空间的拓展，重塑民族荣誉感和集体自尊心。著名学者保罗·勒鲁瓦-波利欧于1874年出版《现代国家中的殖民主义》一书，明白无误地表达这一观点。
不同于西班牙、荷兰和英国人贪婪的资本主义逻辑，殖民地是“当前法国在欧洲受到孤立后在东方寻求的一种补偿”，法国人所遭遇的悲剧，只有通过成功的殖民活动，建立一个大帝国才能抚平国家的伤口。
第三共和国政治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共和派人物费里（Jules Ferry），在左右两翼势力面前为法国的殖民扩张行为疯狂辩护。“我们是否要放任沙文主义和短视的政策使法国陷入绝境；我们是否安于孚日山脉内，对现状感到满足？”
而且，《人权宣言》中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以及用理性评估一切的方法，不仅是法兰西人衡量自己的标准，也适用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优秀、高级的法兰西民族的扩张不是殖民掠夺，而是承担起“解放”土著，文明开化的重任。
也正是在1874年，法国决定深度干预中南半岛。在诱迫越南代表签订1874年条约之后，法国人自以为已经把越南北圻纳入了法国的保护之下，但却遭到了越南和清朝方面的联合抵制和一致反对。
无论是越南国王，抑或是总理衙门以及云南巡抚，都不承认1874年的所谓《法越和平同盟条约》，由于中国、越南与法国之间的立场根本不同，军事冲突在所难免。1875年3月，清廷以搜捕零星余匪的名义进抵越南，与法军形成对峙。
对于第三次出兵越南，清廷多少有些顾虑。是时，天地会首领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刚刚击毙法国海军“探险家”安邺，清廷担心卷入越南与法国的矛盾中。1875年的红河三角洲，法军、清军、越军、黑旗军和地方农民武装犬牙交错。
“保藩固圉”方针的讨论、确定与贯彻
1878年，清军将领李扬才叛变，带领部署逃遁到越南割据。清军随即应邀进入越南平叛，阮氏王朝对此也没有意见。因为这类事件在中越关系史上已经多次发生，清廷和阮氏王朝都认为这是十分正常的。
然而，这一举动之于法国殖民者来说，却无法容忍。在他们看来，越南既然已经成为其被保护国，那么越南政府便不可再向清廷请求援助，而且，中国也不应该派兵进入法国的保护国境内作战，更不该在平叛任务结束后，还将清军滞留在越南北部边境。
同年，法国第三共和国政局发生较大变化。总统麦克马洪下台，共和派执政，更加富于侵略性的游列居伯利成为海军殖民部长。在他看来，对于越南，必须采取一次远征。不仅要占领河内，而且要在那里驻防，实行“实效管辖”。
1879年，越南方面向法国殖民当局正式提出外交照会，要求归还南圻六省。这件事使法国交趾支那总督迪佩雷感到极为难堪，消息传到巴黎，法国政府开始紧锣密鼓地策划如何依靠武力强占越南北圻。
时任驻法大使曾纪泽立即向法国外交部长佛来西尼发出警告，明确指出越南系中国藩属邦。次年6月，曾纪泽致函总理衙门，提醒清廷及早关注越南问题，防范法国军队的侵略。法国人阴谋侵占越南已久，“异日事端之起，必有突如其来之势，使人猝不及防”。
接到曾纪泽的信件后，清廷高层罕见地放下派系斗争，一致对外。1880年的大清帝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满清统治集团绝不愿在“海防”与“塞防”的艰难抉择之余，在西南边境节外生枝。
对此，清廷采纳曾纪泽“示形慑敌”的建议。其一，调集桂军主力前往越南北圻各要塞驻扎；其二，暗中资助刘永福的黑旗军队伍，并与之建立协同作战机制；其三，联络越南官员，解决粮饷供应问题；其四，更换武器装备，包括新式洋枪、子弹、火炮等等。
慈禧太后自信于洋务运动的成果，清军不仅没有从越南北宁一线撤退，反而增加援越清军的力量，并且晓喻粤、闽两省未雨绸缪。体认过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清朝官员与知识分子，也请求对法采取强硬态度。
曾纪泽于1881年9月明确指出：“法之图越，蓄谋已久，断非口舌所能挽救。吾华海防水师渐有起色，如拨派数艘移近南服，敌人有所顾及，或可不至于剥肤噬脐之侮。法人内怯于德，又，丢尼斯之役未甚如意，断不敢与我轻开衅端。”
像张佩纶这样的清流党人认为，正是中国方面一而再，再而三的退让和妥协，滋长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野心。“内者量吾之谋不过一和，外者量吾之谋不过一守。宜倭、法之披猖，而诸国之窃睨其旁也。”
与此同时，民间开战的声音高涨，主导了当时的社会舆论。他们普遍认为法兵不足畏，“法之兵船在越海不过十余艘，法之兵士在河内不过六百余人。西贡之饷甚绌，亟战将饥。我若以滇粤桂三省全力当之，郡县北圻为基，据江保险，亦荆楚苻秦之续耳。”
何况，受制于英、德两国的钳制，法国不敢全力经营越南。“今法崇仇弃好而求骋志于南洋小国，其气中馁，其势虚张而已”。法国人之所以能够占据越南南圻，在于阮氏衰败。他们连镇压土匪骚乱都无力进行，何谈抵抗法军的侵略。
因此，只有出兵越南北圻，向法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昭示态度与决心，同时必须抓紧一切时机练军、备饷，驻扎战略咽喉要地，震慑侵略者，使洋人无利可贪，无隙可寻，无机可乘，“而窥伺之心或亦因之稍敛矣”。
1882年3月，法国海军殖民部长游列居伯利批准了交趾支那总督卢眉的北圻行动计划。企图用一支有限的武装力量，驱逐黑旗军，以最小的代价控制越南北部，尽量避免与中国的正规军的大规模冲突。
事与愿违的是，黑旗军在1883年5月的纸桥战役中击毙前线指挥官李维业。决心报复的法国侵略者活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次年大规模增兵越南。法国海军几乎倾巢而出，法国议会拨给交趾支那350万法郎（相当于今天2.6亿人民币）充当此次远征的军费开支。
当年8月，法国大兵压境，攻占顺化府。嗣德王在忧惧中去世，继位的瑞国公阮应祯又被权臣废黜，新立的朗国公阮福洪佚更无法控制政权。在一片混乱中，越南被迫接受城下之盟，承认法国人的殖民统治。阮朝王室仅在名义上保有大南皇位，而无任何主权行使可言。
越南国王的投降导致清军在北圻的行动，无论是“助刘抗法”还是“援越抗法”，都失去了名正言顺的理由。若清军继续驻守北圻，则势必与法国人公开决裂；而如果从北圻撤退，则失去的不仅仅是帝国的尊严。
1883-1885年中法战和始末及意义
1883年12月，法国远征军总司令孤拔按照其先攻山西、再取北宁的作战方针，率军6000人，分成水陆两队，由河内向山西进发。清军被迫应战，前线指挥官之间的糟糕配合导致北宁失陷。法军再向前一步，就是中国本土。
对此，法国方面出现两种意见：以内阁总理兼外交部长茹费理为代表的强硬派，主张乘胜吞并越南全部领土，并向中国勒索战争赔款；而以米乐为代表的前线将领则认为中国方面只是被暂时击溃，势必卷土重来，法军的侵略步伐不可太急，应当先巩固北宁胜利的果实。
就在中法战争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李鸿章与法国海军中校福禄诺的谈判加紧进行。不过，双方很快在清军和法军共同退出越南的具体时间上面，出现尖锐的分歧。巴黎方面，对福禄诺是否能够参与谈判及其协议性质也有疑问。
“李福协议”没有经过双方交换签字，对中法两国拥有任何强制性。中法双方为了这张纸各自表现出的强硬态度，也构不成最后通牒，甚至连命令式警告都算不上，因为李福二人讨论的是撤兵。李鸿章和福禄诺的努力似乎证明，诉诸战争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手段。
1884年5月，越南国王在法国的威逼之下，将清廷颁发的印玺烧毁。此事彻底激怒了清廷，随即裁撤了大部分溃兵，并从各省抽调精锐军队，前往中越边境，展开自卫反击战。“衅自彼开，惟有力遏凶锋”，保卫边疆的战争在这一刻既是目的，又是手段。
当时缅甸与印度相连，已经成为英国人往来的通衢。越南如果“改隶”法国或者说接受法国人中立化的建议，“兵甲不修”，那么亦难以起到“藩篱”中国的作用。在退无可退的情况下，清廷决定对法国采取强硬态度，宣布广西省进行全面战争动员。
1884年6月23日，中法两军在观音桥发生冲突。8月5日，三艘法国军舰进犯台湾基隆，被守军击退。8月23日，法国远东舰队突袭马尾港内的福建水师，轰毁闽江下游两岸炮台。3天后，清廷宣战，中法两国正式进入战争状态。
1884年10月，法军在红河三角洲抵御清军主力的进攻。而在三角洲的西部，法军于1884年秋季击败云南兵，占领宣光省全境，并在泸江沿岸的端雄府和越池建立永备防御工事，形成对峙局面。
1885年初，法军纠集了两个旅团，大约六千多兵力，向谅山发起新一轮进攻态势。帮办广西关外军务的老将冯子材依托敌情和地形条件构筑防御阵地，取得镇南关大捷。与此同时，清军在临洮打败法军，使西线战局也得以扭转。
镇南关大捷的消息传至巴黎，迫使执意发动侵华战争的茹费理内阁立即垮台。为了尽快从西南边境抽身，对付沙俄和日本，清廷主动议和。1885年6月9日，中法在天津签订和约。法军撤除对台湾的封锁，清廷则放弃对越南的宗主国地位。
人们常说1884年的中法战争结局是，法军不胜而胜，清军是不败而败，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中法战争在陆地和海上同时进行，双方互有胜败。法国海军消灭了福建水师，清军在越南战场上先是溃不成军，当战火点燃到家门口之后，才取得了两场胜利。
对于中国来说，清军作战的目的有二：一为“保藩”，二是“固圉”。就“保藩”来说，清廷在战后承认了法国对越南的“保护国”身份，毫无疑问是失败的；但在“固圉”层面，《中法新约》规定了中越边境的走向，也清晰明确地划出中法之间的势力范围。
中法战争结束后，鉴于中越边境的混乱局势，法国提出在中越边境线上建立对汛制度，管理出入境人员，缉拿在边境地区活动的匪徒，尽快恢复边境地区的社会秩序。这个建议得到两广边防督办的积极响应，先后建立了10个对汛哨站。
云贵总督最初对于对汛制度采取消极态度，但后来也与法国人相互配合，在云南与法国的交界设立了11个对汛。中法两国官员就对汛的数量、位置以及管理方法等，都提出了合理性建议，使中越边境社会秩序很快趋于稳定。
《中法新约》签订后，两广总督张之洞感到必须重点加强南疆的边防，为此提出了一套“保边固圉”政策。在广西提督苏元春的主持下，清朝投资巨额资金以及大量人力物力，在一千七百余里的边境线上营建了大、中型炮台82座，碉堡83处。
这次中法战争还让清朝高层深刻认识到了绿营兵在现代武装冲突中，应该扮演的角色。长期以来，绿营兵执行警察和军队两项职能，通常分散各处关隘、卡房等重要交通枢纽，或者在县城内担负警戒和保卫任务。
这样的军事水平和日常作训几乎无法有效完成野战，清军必须改革。在20余年后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清廷不再调拨任何一部绿营兵前往朝鲜半岛，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参与会战、运动战和现代阵地战。绿营兵在清代的暴力体系中的位置，愈发向警察部队靠拢。
何况，清军毕竟在台湾岛和越南北圻，抵抗住了当时世界上第二大强国的一波又一波攻势。这促使日俄两国开始重新衡量清廷实力，不敢轻举妄动。日本方面不再一味妄想通过武力解决琉球问题，俄国方面更是暂缓西北方面的渗透步伐。
余论
对于大清帝国来说，与周边小国建立宗藩关系，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边境地区的安全。清代文人常常把中原王朝与周边国家的相互安全关系比喻为堂室和藩篱之间的关系。“藩篱撤而堂室危，外敌逼而内讧起。”
藩属国是中原王朝的第一道防线，藩属国的安危对于中原王朝影响重大，必须特别重视。清代人认为，朝廷与周边国家积极营建的这种宗藩关系是国家的重要防线之一。“环列中土诸邦，悉为属国，版图式廓，边备积完。芒芒盛德，盖秦汉以来未之有也。”
到清末为止，这种宗藩关系大都被西方殖民者强行改变。即使个别国家与清廷仍然保持着朝贡关系（例如尼泊尔仍然按期以朝贡名义向中国派遣商业使团），但作为一项政治制度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
至于越南，则步入了长达87年的殖民地时期。1890年，费里撰写了一本名为《越南北圻与宗主国》的小册子。他向法兰西公民呼吁，“永远待在后花园里，是成为不了一个伟大国家的。”
1893年，也就是费里去世当年，老挝也被纳入到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版图。1904-1907年，暹罗国王拉玛五世为保持泰国名义上的独立地位，两度割让湄公河东岸领土。至此，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成形。
与大英帝国、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不同，法兰西人不接受“多元化”。理论上，印度支那的法国“国民”也可以拥有成为“公民”的机会。这造成了越南人尽管在人种和传统文化上具备浓郁的东亚性，但其近现代化经验却与之分道扬镳，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东南亚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