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6日下午，北影的摄影棚中在试拍《茶馆》中康顺子巧遇刘麻子的镜头。忽然，导演、演员们的眼光不约而同地转向“裕泰茶馆”的大门口。顿时，人们脸上泛起了笑容，于是之、胡宗温一起朝前奔去。
原来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的夫人访问《茶馆》来了。厂长汪洋和导演谢添搀来老舍先生的夫人胡絮清，向斯诺夫人介绍说："老舍夫人正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听说你要来，立即赶来和你见面。
斯诺夫人见胡絮清七十三岁高龄，仍然红光满面、精神矍铄，心中非常高兴。顿时，两双温暖的手紧紧握在起。
她们象多年老友一样, 畅叙着友情。斯诺夫人对老舍先生非常钦佩，1979年4月她和著名作家阿瑟·米勒的夫人在北京看了话剧《茶馆》之后，曾兴奋地说：“这真是一部杰作。我要说真心话，表演真好！”
这回她刚到北京，听说《茶馆》要搬上银幕，便立即赶来了。
斯诺夫人和老舍夫人并肩坐下看拍摄。谢添说了一声“开始！”只见扮演康顺子的胡宗温百感交集地朝王利发请安:“您还记得二十年前有个娶媳妇的大太监？"王利发努力回忆着，忽然想起，“您，您就是庞太监那位……”
康顺子泪水夺眶而出，猛地—转身指着人口贩子刘麻子（英若诚扮演）说："都是他做的好事"这时她眼中的悲痛变成了愤怒，朝刘麻子扑去……
“OK! "谢添满意地笑着说：“诸位演得Very Good（非常好）！"英若诚立即风趣地说“看见没有，斯诺夫人一来，谢添的英文突飞猛进。”一下子逗得哄堂大笑。斯诺夫人和胡絮清也笑了。
沈雁冰同志逝世一周年快要到了，根据他的名著《子夜》拍摄的同名影片即将上映。最近，记者访问了这部影片的主演李仁堂。
辞了“乔厂长”
“上中学时我就读过《子夜》”,李仁堂笑了笑,说:“开拍前又细读了三遍。这部书好就好在没有把资本家简单化，而是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对吴荪甫这个角色，我是有创作欲望的。”
他又补充说：当时曾邀他演乔厂长，但他感到这几年干部演得多了，他希望创作路子宽一些，这是接受《子夜》任务的又一个原因。
他深感不熟悉吴苏甫一类人的生活。他说：“以前连上海也没到过几次。三十年代的上层工商界更是见都没见过。”于是，他加紧“补课”：图书馆里看资料，在锦江饭店观察外商，访问当年上海滩有头有脸的工商界人物。
他特别提到桑弧导演的鼓励和帮助。桑弧过去在“中央银行”当过职员，熟悉交易所的情况，告诉他：“工商界斗争很激烈，你必须头脑很快、很活、很敏感，生活节奏、语言节奏都不同于你过去演干部时的稳健、沉着。”
到了上影，李仁堂就换上了西装，平常也穿着，去体味、捕捉人物的节奏……
憾于“拿不准”
样片出来，有人说他：“不错”，也有人说：“不怎么样”。
导演安慰他，他的自我感觉却是“不太满意”
他说：“我感到自己演的很拘谨，不洒脱。这是因为和角色距离大，生活底子薄，心里没底。主要靠导演把着，给我当镜子。"
他感到：演起吴荪甫，远不象演张万山、朱克实那么自如。
他说：“以前我长期在基层，农民、干部接触得太多了，积累的东西多。用起来好像顺手就可以拿来似的！创造人物就容易生动、深刻。”
而拍《子夜》，则觉得口袋里东西少。一场戏设计了许多方案，哪个是最佳的？拿不准。
他思索着说："演员虽然可以创造很多类型的角色，但毕竟有一定限度。要想超越、突破，可以，但没有生活不行，底子必须厚实！"
这里他谈起即将完成的北影新片《如意》，他扮演主角老校工石义海，要从三十岁演到五十多岁。这种类型的人物他还是第一次接触，但他觉得适应，他说：“原因就是这种人物接触的多。表现手段也就多了。片中有个四分钟的长镜头忆苦,全是台词,一气呵成,我演起来毫不觉得别扭。”
关键在生活
谈到生活积累，李仁堂说起自己走上演员道路的经过：“我原在通州潞河中学读书，理想是当个工程师或者医生。
北京一解放，参加革命队伍，原想随军南下，一位老同学把我拉到热河文工团搞创作。团里演歌剧《刘胡兰》，人不够，叫我演政委，就一场戏，几句词。没想到大伙看了高兴地说：是个演员坯子，扣下他！那年我才十九岁。”
他说：“不少青年人来信问我：你是怎么当上演员的？我只能回答：我没想当演员，结果倒成了演员。”他又说，后来，文工团下乡，他看到农民、战士是那么欢迎，很受感动，决心为他们演好戏。岁月流逝，事业心坚定下来。同时，大量的生活素材也丰富了他。
但他认为：不能满足于已有的东西，要突破！要熟悉生活中各种人物，汲取新的营养，开阔自己的创作道路。
他说：“我在话剧里演过列宁、勾践、李岩、周朴园、方大来、陈秉光，也演过反面人物：《槐树庄》的崔老昆，《风雪夜归人》的王新贵……
舞台上我创造过各种各样的角色，银幕上我也有这种愿望。古装片我想演，知识分子也想演，还想试试演个老工人，不断给自己提出新的目标，也就促使自己加强生活积累。
沉思良久，李仁堂徐徐说："既是创造形象，又没有表演痕迹，达到这种境地是很难的。”抬起头来，他又重复了这句话：“关键在于生活！”
在我们的相册中，有一张特大的照片，摆在最醒目的地方，随着时光的流逝，它越来越引起我们的怀念。
那是1959年国庆前夕的一个晚上，敬爱的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到首都剧场观看北京人艺演出的话剧《骆驼祥子》。
妈妈舒绣文在剧中扮演虎妞，她精湛的表演才能赢得了观众的喝彩。
演出结束以后，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在掌声中走上舞台，与演员亲切会见，当总理与妈妈握手时，闪光灯一亮，摄影师抢下了这珍贵的镜头。
总理紧紧握着妈妈的手，兴奋地说：舒绣文同志，你们的戏演得很好吆！剧本改得好，导演导得好，演员演得好。我看你们可以多将一些小说改编成话剧，这是一个大胆地创新！啊！
总理关切地询问妈妈的身体情况，问她来北京后生活习惯了没有，妈妈笑着说：“我是在北京长大的呀！”
“噢，对了”，总理一边说着，一边习惯地挥了一下右手。
接着，总理来到化妆室，同每个工作人员会面。随后，总理又到了我家，坐在客厅的小沙发上，同妈妈及剧院的叔叔、阿姨们愉快地交谈。
总理勉励大家演好戏，立志作一个人民爱戴的艺术家，并一再问我家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还特意到我家厨房看了看。
直到夜深了，大家才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送走了总理。
这天晚上，妈妈激动得彻夜难眠。她对我说：“孩子，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时刻啊！总理这样关心我，我更要好好为党工作。”
几天后，邓颖超妈妈打来电话，说有一张照片拍得很好，派人送来，让妈妈留作纪念，我一看，正是这张珍贵的照片。
妈妈懂得，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照片，它包含着党对文艺工作者的深切关怀和期望。妈妈特意买来一个精美的木制镜框，把照片镶入框内，摆放在案头。自那以后，每当妈妈工作劳累了，或病魔缠身，她总要捧起照片看看，然后又继续工作了。
在十年动乱中，当妈妈被四人帮诬陷为“历史反革命”时，这张照片给了她继续生活的勇气和坚持斗争的决心。
妈妈手捧照片，回想起抗战时期总理在重庆领导她们进行抗日救亡运动的情景；
回想起1962年冬天她因心脏病恶化住进医院，是总理派秘书张元同志送来药品，邓妈妈还写来了亲笔信，要她安心治疗；
回想起1965年去上海动心脏手术回到北京后，总理和邓妈妈亲自来家探望，总理还送了一件珍品：一个小巧玲珑的洋娃娃。
想到这些，妈妈尽管从精神到肉体遭到了非人折磨，但她始终没有动摇过对党的坚强信念。
妈妈临终前，把照片郑重地交给我们，嘱咐我们像爱护眼睛那样地爱护它。她深情地说："周总理、邓大姐最了解我，我不是反革命，不是啊！"
是的，妈妈，周总理是了解你的，邓妈妈是了解你的，人民是了解你的。今天，党已为你平反昭雪，邓妈妈还亲自主持了你的追悼会。妈妈，当你知道这些，你也一定会含笑于九泉的。
偶尔从三十年代的电影周刊《电声》中读到赵丹在那年十月十日写的一篇日记，颇受教益，特摘录如下，供读者一阅。
拍戏拍到吃晚饭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去吃饭了，摄影场里就剩下我和电灯射下的我的瘦长影子。
独坐着翻翻报纸，或是倒杯茶来充饥了事。有时还找到几只香烟屁股，学陈凝秋法，撕一角报纸将烟卷起，使劲地抽，味儿还不坏呢，一种特有的味儿，烟味里带点辣。
人们吃完饭再到摄影场来的时候，导演先生到来了，跟着一些别的人们，总要客套的问我一句吃过了吗？而我也老于世故的要回一句吃过了。
吃过了！于是开始拍戏…
等到一个镜头能够把我的感情提高到和戏场融合了的时候，我肚子反倒充实说了许多，人们称今天是国庆，但象目前这样子，实在连我个人也无从“庆'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