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修订点校本“二十四史”，在中华书局主持下业已出版13种，还有6种已进入编辑流程，完成可期，令人高兴。此时，我想起最早负责（1978年版）的“二十四史”点校本“总其成”的顾颉刚先生，颇多感想，略记其事，以为纪念。
一
读大学时便听说，顾颉刚先生说大禹是条虫子，很受人嘲笑。那时我想，这老先生大概研究糊涂了，就跟我的一个师弟那样，拿着空墨水瓶去灌墨水（那年代都是这样，因为省钱），嘴里背着《庄子·逍遥游》，背完便往回走，到了宿舍才发现墨水瓶没灌。真成一个书呆子了。学术界还曾流行一个笑话，说某人研究李自成有没有胡子，长、短、多、少等等，还写了不少论文。于是，我产生了一个想法，学者过于钻研，是否就钻牛角尖了？那时，我也把顾先生归入了这一类。
后来，由国家统一分配我到中华书局工作。那是1968年，当时，中华书局隶属于出版口，出版口归原文化部管。1971年，中央下令恢复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老专家纷纷回来了，在干校的同志也一小批一小批地被调回北京。当然，当时恢复的只是“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点校工作，其他业务并不在其列。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整理出版是毛主席亲自指示要做的。
顾颉刚（中），谭其骧（左），侯仁之（右）在山东青岛考察。本文作者 供图
整理出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工程上马了，周总理亲自批示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其背景当然是得到了毛主席的同意。
后来，我看到出版口领导小组给中央的一份报告，时间是1971年5月3日。报告说：4月2日总理等同志关于整理校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指示，我们及时向顾颉刚先生、上海的绳树山同志和中华书局的同志作了传达。又说：各史校点完毕，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审查定稿后，统由中华书局负责出版。报告的上方赫然一排红色大字，“毛主席批示：同意。”
这个情况对我的认识是一个极大的冲击。到底还是有学问的人哪，有了大工程，组织上还是首先想到他们，信任他们，依靠他们来完成。任点校组长的白寿彝先生经常来中华书局，点校《魏书》《北齐书》《周书》的唐长孺先生，点校《宋书》《南齐书》的王仲犖先生，点校《金史》的张政烺先生、《辽史》的翁独健先生，点校《明史》的王毓铨先生、周振甫先生，点校《清史稿》的启功先生、王锺翰先生、孙毓棠先生，一般都住在中华书局，或者每天从家里到中华书局上班，我们每天都能见到他们。他们都是学界大师。回想起来，那时他们每天下楼上楼自己去打开水，拿着饭盒同我们一样去食堂排队买饭菜，向他们请教问题总能得到详尽的解释，即便启功先生也是谁请他写字他都答应，写不满意，一团，扔到纸篓里重写。我对他们仰之弥高，崇敬有加。可是，在中华书局我却从来没有见到“总其成”的顾颉刚先生。
1978年，这个新中国最大的古籍整理工程的最后一部《清史稿》出版了。它标志着这个伟大工程终于完成了。学术界极为兴奋。大家心里想，充满封建主义思想的古籍都可以整理出版，其他图书的出版大概为时不远了吧！顾颉刚先生专门撰写了《努力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1978年5月24日）上。这也给广大知识分子一个期盼：顾颉刚都能上《人民日报》，知识分子可以安心开始自己的工作了吧？
1979年，机会终于来了。中华书局总编室派我去看望顾颉刚先生，看看他手头在做什么项目，能不能交中华书局出版。
从那时到现在，时间已经过去40多年，但我与顾先生见面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他家在北京西边，钓鱼台附近的三里河南沙沟。他听说我是中华书局的编辑，十分高兴，非让我先坐在中间的沙发上，然后让人端来藤椅，他自己坐在我的对面。这我怎么敢当，急忙站起来请顾先生坐中间的沙发。顾先生笑着说：“不必客气，我是年纪大了，怕听不清你说的话，这样坐近一点。”
这样一个坐法，这样一句话，让我十分意外，也十分感动。那时我刚刚30岁出头，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关系，刚刚开始编辑业务工作，而眼前则是学界泰斗，是大前辈，是我景仰的先生，顾先生对一个年轻人这样谦虚，一下子把我和先生的距离拉近了。
在那次拜访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顾先生的紧迫感。我问他，“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出齐了，一大使命完成了，下一步您打算做什么呢？我心想，这样一件伟业竣工了，总该喘口气，休息休息了吧？
没想到，顾先生一口气给我说了四五个大项目。他说，他最集中精力的头等大事，是整理《尚书》。他说：“‘尚’是上代的意思，‘书’就是历史简册。用现代的话说，《尚书》就是‘上古的史书’。”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由于它写定于两三千年以前，那时的语言与现代的语言距离太远，所以，已经很不容易读懂了，其中又有“今文”“汉古文”和“伪古文”等各种版本的问题，还有真的记录和假托的古史的争论，问题相当多。清人阎若璩作了《尚书古文疏证》，把“伪古文”的问题基本解决了，历代学者又在校勘和注释方面付出过大量劳动，解决了不少疑难。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把这些研究成果综合起来，进行科学的比较、分析、判断，所以，大家使用《尚书》这部书很感不便。顾先生告诉我，他16岁时便开始了对《尚书》的研究，几十年来，掌握了大量的历史资料，颇有新见。他早就计划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要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全部《尚书》用现代口语翻译出来，使读者从佶屈聱牙的古文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我访问他的时候，顾先生在他的学生、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刘起釪先生的帮助下，已整理完《尚书》28篇中的12篇。他们把其中的《尚书·甘誓校释译论》《盘庚三篇校释译论》两篇，在《中国史研究》《历史学》上发表，引起了学术界很大的关注。
他又说，手头进行的工作还有这样几项：一是应香港三联书店之邀，撰写自传；二是继续编辑《史林杂识》，这部书在“文化大革命”前出了第一集，现在二到五集已大体就绪，只待编定；三是整理读书笔记。顾先生的读书笔记大约有200册左右，人们估计总有500万字以上。这些读书笔记是顾先生一生读书心得，“里面有许多是见闻所及的抄撮，有许多是偶然会悟的见解”（《古史辨》第一册自序），是一部丰富的宝藏。
“您不要着急，慢慢来。”我情不自禁地安慰老先生。
“不行，越慢越不行了，得赶快搞。”
“你们年轻，还不理解老人的心境。我这几天腰疼，背也疼。开始，我不知是什么原因，看看日历，才知道交寒露了，是在闹节气。我年轻的时候，见到一些长辈，一到节气，就嚷不舒服，我不明白。今天自己体会到了。”
“假如再给我5年时间，我的《尚书》可以整理完毕，我肚里的文章也写得差不多了。”
这些话仍在耳边，犹如昨日。
顾先生沧桑之慨和追回失去时间的不已壮心给我极大的激励。当时，尽管顾老已86岁，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我第一次拜访顾先生，便也是最后一次了。我们拜访他的第二年，1980年12月25日，顾老去世了。
二
日月如梭。顾先生风云一生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最让我感叹的是他的开创性。他是疑古派。怀疑，才去探究。探究，才建新说。
胡适坐在火车上在国外旅行，“一边是轻蓝色的镜平的湖光，一边是巉巉的岩石”，他怀念国中治史的朋友，在火车上写文章推荐他们的书。他推荐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辨》第一册，说它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他断言：治历史的人，想整理国故的人，想真实地做学问的人，都应该读这部有趣味的书。
这部书中最有价值的就是顾先生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
顾先生在给钱玄同先生的信中说：我很想做一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把传说中的古史详细一说。它的含义有三点：第一，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尚书·尧典》就成了一个“家齐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古史辨》第一册《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
这是大胆的革命思想，也可以说是石破天惊的创见。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说，层累地造成中国史观是“颠扑不破的方法”。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的古史学界，一般分为信古、疑古和释古三大派别，以顾先生为代表的新疑古派，认为中国的古史并非早已如此，而是逐渐地、层累地堆砌起来的，“譬如积薪，后来居上”。胡适说，崔述在18世纪的晚年，用了“考而不信”的一把大斧头，削去了几百万年的上古史，是很可佩服的，但崔述还留下了不少古人帝王，凡是经书里有的，他都不敢动。而顾先生斧头更大，胆子更大，一直劈到禹，把禹以前的古帝王（连尧带舜）都送上了封神台。胡适说：“顾先生的中国古史学说替中国史学界开了一个新纪元。”胡适的评价是很深刻的。其实，顾先生的贡献就在于他在史学理念上突破了传统的格局，把古代的帝王圣贤都作为历史的文献去考辨，不迷信，不盲从，把对历史的认识推向新阶段。
当然也有人说，《古史辨》的辨伪工作还没有超出旧史学的范围。但看问题不能离开历史。这一点蔡尚思先生说得透彻。他说，人们多只知道，在文学上以白话派而向文言派进行斗争，在哲学思想上以反旧道德派而向旧道德派进行斗争，是进步的一种表现；而还不知道在史学上以疑古派而向信古派进行斗争，以资产阶级的一些方法而向地主阶级的一些方法进行斗争，也同样是进步的一种表现。二者都是属于反孔反封建的思想体系的。我想，千百年来经书当道，谁敢怀疑古帝王圣贤？但顾先生能够大胆地提出不要盲目地信从前人关于古史的各种记载，要大胆地怀疑，认真地辨别真伪，敢于在古圣贤说教上开刀，是当时反封建思潮的一个骁将。
从这里，我们似乎可以理解了，为什么顾颉刚先生好端端忽然提出来“大禹是条虫”来。郭沫若在1930年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诚恳地写道：“从前因为嗜好的不同，并多少夹有感情作用，凡在《努力报》上（他）所发表的文章，差不多都不曾读过。他所提出的夏禹的问题，在前曾哄传一时，我当时耳食之余，还曾加以讥笑。到现在自己研究了一番过来，觉得他的识见是有先知之明。”郭老非常赏识地说出他的看法：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确是个卓识。
三
现在有些史家学问很大，他们在书斋里可以编出无数大书来。他们以翻检文献为能事，号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顾颉刚先生与这些史家不同，他非常看重实地考察，而且身体力行，这一点我真是想不到的。
1978年6月12日顾先生写道：
我一生性极好游，足力又健，日可步行百里，故能多所见闻，用以证明古代史事。惟一生为教学牵制，不得长时间调查……
史念海先生在回忆中写道：
先生以学术名家，却并非终日伏处案头，不出庭户。其游历最为重要的应为三次：一次是到河北大名，探问崔东壁的故里；一次是到内蒙古后套，访问王同春所开凿的渠道；再一次是到甘肃南部和青海东部，考察教育。
容肇祖先生写道：
他曾到我的家乡东莞县城隍庙，仔细研究探询，并绘制了《东莞城隍庙图》。他每到一处，都不放过和他研究有关问题的调查，这是他研究的基础和特点。
侯仁之先生回忆道：
就我个人来说，我之受益于顾颉刚师最为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给了我以实地考察的机会。我得以参加黄河后河套的水利考察，还仅仅是一个开端。使我最难忘的是我作为他的助教协助他开设了“古迹古物调查实习”……这对我无疑是极好的训练。
典型的事例还有很多，我只选了几位大学者的回忆，已经可以充分显示顾先生于社会实践的重视。
前排左起：顾颉刚、王伯祥，后排左起：叶圣陶、章元善、俞平伯。本文作者 供图
顾先生这种实地考察，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学风，正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早在西汉之时，司马迁遍游山川大河、名胜古迹，考察形势，考察史事人物，写出辉耀千古的《史记》，成为中国学人的楷模。顾先生非常形象地提出“拿显微镜”的人要“拿望远镜”。“显微镜”是指考辨细微，探索奥秘，但缺少大局观和实地考察的经验，所以，顾先生鼓励“拿显微镜”的人再“拿起望远镜”，到大自然中去，到社会中去，进一步考察史书的记载和个人的成见，发现书本的缺漏和失误。这种治学精神在今天不是仍然应该继承和发扬吗？
四
凡是大学问家都十分重视对青年人的培养。这些大学问家都明白，薪火相传，长江后浪推前浪，事业总是要由青年人接续的。正是这样的责任心、使命感，使他们对青年人充满热情，大力扶植。
顾颉刚先生是这方面的典范。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讲了一件他亲身经历的事情。1930年他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当研究生，听顾先生讲《尚书·尧典》。顾先生认为，这一篇的写作时代应当是西汉武帝以后，因为文中所述制度是汉武帝时才有的。谭先生认为顾先生所举材料不是西汉制度而是东汉制度，材料判断错了，结论也就不对了。下课后，便向顾先生谈了自己的看法。顾先生要他把看法写成文章。谭先生说，我本以为口头说说就算了，由于顾先生的要求，他不得不认真翻查资料，最后写成文章，以信的形式交给顾先生。没想到顾先生第二天就回了一封长达六七千字的信，表示三点赞成，三点不赞成。顾先生的回信更激发了谭先生钻研的兴趣和辩论的勇气，不久，他又就顾先生不赞成的三点进行申述，写了第二封信。10多天后，顾先生又回了一封信，对谭先生第二封信的论点，同意一点，不赞成两点。通信讨论截止后，顾先生将往还讨论的四封信合并在一起，加了一个按语，加上题目，作为这一课讲义的一部分，印发给全班同学参考。
谭先生说，这是一场师生之间的学术讨论。但这位老师不是一位普通教师，而是一位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不是一位一般的著名教授，而是一位誉满宇内、举世钦仰的史学权威。谭先生还说，讨论之所以能展开，当然有作为学生大胆提问的原因，但关键还在于作为老师的顾先生对待这位大胆学生的态度。学生给他提出意见，他既不是不予理睬，也不是马上为自己辩护，而是鼓励学生把意见写出来，并且认真回信，一封信有六七千字之长。老师如此重视，对学生是多大的鼓励呀！谭先生颇为动情地写道：“通过这场讨论，使我这个青年对历史地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又提高了我做研究工作的能力。”
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他非常重视青年人的独立思考，即使是与他不同的意见，甚至是反对他的意见，他也总是耐心倾听，鼓励青年人把不同观点写成文章，然后他再主动推荐刊物发表。有一位研究生对于《尚书·盘庚篇》制作的时代提出与顾先生不同的看法。顾先生看完文章后，立即写出意见，嘱咐说：“你的说法不是不可能成立的，千万不要因为与我的观点不一致而改变。”顾先生要求这个研究生按自己的观点写下去，最好写成与他辩论的文章，并表示写成后，由他推荐发表。更使人感动的是，顾先生还帮助这位研究生找了几条有利于说明其观点的证据。
这是多么博大的胸怀呀！这是真正的学者，在真正做学问。
为了更好地培养人才、发现人才、聚集人才，还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就是创办《禹贡》杂志，创建“禹贡”学会。1933年，顾颉刚先生在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讲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发现学生的作业中有不少好文章，认为这些青年学生很有培养前途，便创办了《禹贡》半月刊，一方面深入开展对中国古代地理的研究；另一方面发表学生作品，扶植青年人成长。一位从农村考入天津师范大学的三年级学生，写了几篇讨论文章，顾先生认为他肯于钻研，亲笔写信邀请他加入“禹贡”学会，并寄去入会表格。这位学生认为“禹贡”学会多为大学教授和讲师，至少是名牌大学的学生，而自己只是师范学校学生，不敢填表。顾先生知道后又约他到“禹贡”学会面谈。当得知学生家在农村，生活靠舅舅卖水接济，便亲自带他到饭馆吃饭，随后还拿出办刊物节余的稿费给他作奖学金，鼓励他努力学习。很多青年学生的稿件，顾先生亲自批阅。青年人给他写的信，他件件答复。正如《禹贡》三周年献词所说：“我们能够聚集一班青年，唤起他们对学问的热心，使他们常常做练习，一时虽嫌粗疏或幼稚，到底必可做出些看得出的成绩。我们要使不注意的人注意，不高兴的人高兴，不动作的人动作。”
1936年“禹贡”学会由筹备会而正式成立，一大批学者聚集其中，比如：吴晗、童书业、齐思和、谭其骧、白寿彝、史念海、朱士嘉、周一良、侯仁之、杨向奎、韩儒林等等，真可以说群星灿烂。这一大批人才的汇聚和成长，顾先生是有大功的。
顾先生是明智的，他知道对于无止境的学问来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必须有后继者。顾先生是幸运的，这一大批弟子的成就，已经实现了他薪火相传、后继有人的理想。他的希望没有落空，一支“继续者”的大军正在科学的春天里奋进。
五
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位旅美学者在怀念顾颉刚先生时写的一篇文章。他说1980年年底中国史学界失去了两位重要人物：顾颉刚先生和洪业先生。两人都是1893年出生，逝世时间仅仅相差两天，洪先生卒于12月23日，顾先生卒于12月25日。他说，两人都代表了“五四”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主流，即史料的整理工作。当然论两人当时的声名，“顾先生自然远大于洪先生”。但最后30年，顾先生“许多研究计划都无法如期实现……这实在不能不令人为之扼腕”。而洪先生在最后的30年发表了许多分量极重的学术论著，值得庆幸。
这又是一个知识分子，一个做学问的知识分子的遗憾。
于是，我又一次想到当年与顾先生分手时，顾先生对我说的一句话：“假如再给我5年时间，我的《尚书》可以整理完毕，我肚里的文章也写得差不多了。”可惜，上天没有再多给顾先生时间，他讲过这个愿望的第二年冬天，便告别了他的著作、他的事业和他的学生。他到底没有完成他的《尚书》研究事业。但这没有关系，后来，他的学生、助手刘起釪先生的《尚书校释译论》于顾先生去世25年后出版了。正如刘起釪先生在该书“序言”中所说：“顾师曾致蔡尚思先生函言，如果整理《尚书》之作不能完成，将死不瞑目，其言沉重至此！今勉可告慰顾师之灵，可含笑瞑目了。”
灯下，我在写这篇随笔时，再一次翻看顾颉刚先生80余年前写的《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那时他说：“我将用尽我的力量于挣扎奋斗之中，为后来人开出一条大道！就是用尽了我的力量而到底打不出一条小径，也要终其身于呼号之中，希望激起后来人的同情而有奋斗的继续者！”我想，顾先生确实是实践了他自己的诺言。（2024年10月25日再改）
（作者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总主编、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
编辑：刘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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