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诗文之美的熏陶中，感受博大的北京文化。
传统诗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巨大宝藏。关于北京的诗歌，可分为写北京和写于北京两部分；其中，写北京又包括北京人在京所写、客居北京人所写以及北京人在他乡所写等三种。
北京对于中国传统诗歌的贡献：一是北京对中国诗歌的地理空间的拓展；二是古代北京的人物、事件、风物引起诗人感兴，或者作为意象引发的诗歌名篇众多；三是生于北京长于北京的老北京人在这方面的独特成就。
北京，闪耀着燕国八百年的荣光。《战国策·燕策》苏秦说：“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燕昭王师事郭隗，千金买马骨、高筑黄金台；乐毅为将，连下齐国七十多座城池；秦开袭破东胡，修筑长城。燕太子丹时，荆轲和高渐离燕市高歌，而后荆轲刺秦，高渐离击筑……燕昭王黄金台特别触发诗人们怀才不遇的感慨，乐毅伐齐引发诗人对建功立业的思考，燕市高歌快意恩仇，易水萧萧一别长绝……这些都是后来诗歌反复吟咏的对象，尤以《白马篇》《燕歌行》《蓟门行》为题的，佳作颇多。
荆轲刺秦、渐离击筑虽然是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大悲剧，但其志可嘉。阮瑀、左思、陶渊明、阳缙、骆宾王、王昌龄都曾写诗赞颂。贾岛说：“荆卿重虚死，节烈书前史。我叹方寸心，谁论一时事。至今易水桥，寒风兮萧萧。易水流得尽，荆卿名不消。”这种影响，直到“一剑一箫平生意”的龚自珍还解释说：“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
北京，是游侠诗的发轫地。一般说来，游侠诗始于曹植、张华。建安十二年（207年），16岁的曹植随父亲曹操出击东胡、乌桓，北征柳城（今辽宁朝阳），亲历幽燕大地，写下《艳歌行》：“出自蓟北门，遥望胡地桑。枝枝自相值，叶叶自相当。”诗中蓟北门，字面意思就是蓟城北门。基于这趟“北出玄塞”的实际经历，他还写了昂扬奋发、措辞惊警的《白马篇》，描写了一个弓马娴熟、英勇杀敌、视死如归的“幽并游侠儿”形象。幽，幽州；并，并州。幽州，古代九州之一，《尔雅·释地》：“燕曰幽州。”汉十三刺史部之一，治所在今北京城西南广安门附近。并州，治所晋阳，在今山西太原西南，辖境相当于今山西、内蒙古自治区、河北、陕西的部分地区。幽并地区尚侠重义成为风气。《隋书·地理志》说幽州这个地方“俗重气侠，好结朋党，其相赴死生，亦出于仁义。故班《志》述其土风，悲歌慷慨……自古言勇侠者，皆推幽并云”。韩愈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
典型如西晋诗人张华（232—300年），范阳方城人，其故地也就是今河北固安一带。张华本人就是侠肝义胆之人，后不幸遭猜忌被排挤，出镇幽州。在幽州，他减少战事，对新部族以招抚接纳为主，幽州因此安宁富足。张华工于诗赋、辞藻温丽，善写游侠之诗，“雄儿任气侠，声盖少年场。借友行报怨，杀人租市旁。……生从命子游，死闻侠骨香。身没心不惩，勇气加四方。”这首《博陵王宫侠曲》通过生动的描绘，展现了侠客的英勇、正义和悲壮，反映了汉末魏晋时期侠客文学形象的典型特征及其所代表的“悲壮义烈”的侠士精神，礼赞其慷慨报国的大义。游侠，是乐府古题，从曹植、张华以后历代都有人作。如唐代诗人卢照邻的《结客少年场行》：“长安重游侠，洛阳富才雄。玉剑浮云骑，金鞍明月弓。斗鸡过渭北，走马向关东。孙宾遥见待，郭解暗相通。不受千金爵，谁论万里功。将军下天上，虏骑入云中。烽火夜似月，兵气晓成虹。横行徇知己，负羽远征戎。”此诗描绘了慷慨赴边、驰骋沙场的游侠少年形象，赞许其为国立功、英勇杀敌的精神。再如唐代诗人崔颢的《古游侠呈军中诸将》：“少年负胆气，好勇复知机。仗剑出门去，孤城逢合围。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此诗歌颂了一位少年游侠的赫赫战功和威猛气概，《唐贤三昧集笺注》评价说：“英姿爽飒，有风云之气。”
和胡服骑射的赵国一样，古代燕国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相接，骑兵建设很早，先秦以来一直很著名。在东汉政权的建立过程中，幽州骑兵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后来安禄山反唐，一开始气吞万里如虎，也主要是依靠幽州骑兵的力量，所以杜甫《后出塞五首》说：“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幽州骑、幽并游侠儿，即使在六朝期间，也多有歌咏，展示了南朝风流雄豪一脉，例如吴均的《赠别新林诗》：“仆本幽并儿，抱剑事边陲。……气为故交绝，心为新知开。”还有《雉子班》：“幽并游侠子，直心亦如箭。生死报君恩，谁能孤恩眄。”
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时间里，幽州主要为鲜卑人出入，是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大熔炉。隋炀帝开御道、修长城、开凿运河，加强幽州军事防御体系，原本边陲的幽州一跃成为北方军事重镇与交通中心。隋炀帝、唐太宗从陆路征高句丽，都在幽州誓师，并且以此为基地。随着幽州军事地位的不断提高，这里也成了唐朝边塞诗的主要创作空间，游侠诗进而得到了新发展。陈子昂感激忠义，任侠使气；李白嵚崎历落，骏发豪放；高适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他们虽然不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但其性情与幽燕地域风习深相契合，所以写下很多关乎幽州的诗歌，且脍炙人口、广为传颂，如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登蓟丘楼送贾兵曹入都》，李白的《幽州胡马客歌》《出自蓟北门行》《行行且游猎篇》《侠客行》，高适的《蓟门五首》《燕歌行》《使青夷军入居庸三首》，等等。
清代学者赵翼说：“唐开元、天宝间地气自西北转东北之大变局也。”东北向关内发展，幽州是必经之地。安史之乱促使中国之“中”由西（洛阳）向东移，所以它也是北京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
公元938年，燕云十六州被割让给契丹（辽）。1012年，辽国把幽州升为陪都，史称辽南京，又称燕京。这里成为中国北半部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是少数民族政权南征的跳板与大本营。对辽南京最好的诗歌书写者是刘敞、苏颂、苏辙等北宋访辽的大臣们。1123年，女真政权金联合宋朝攻占燕京；1127年金灭北宋。1153年金主完颜亮把金朝的都城迁到燕京，改称中都。金中都被认为是北京八百多年建都史的开端。出使金国的南宋大诗人范成大笔下的金中都展示出雍容祥和的一面。1215年，蒙古人攻陷金中都。1272年，忽必烈改中都为大都，定作元朝的都城。辽金元约四百三十年，古老的北京（辽南京、金中都、元大都）地位逐渐上升，成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文人多集聚于此。这一时期产生了宫词，记述辽金元三代帝王及其妃嫔们的宫廷生活，以及对皇家苑囿景色进行描写。关于北京或以北京为创作背景的诗作，也越来越丰富，元好问、耶律楚材、赵孟頫、萨都剌、鲜于必仁等均是其中翘楚。
明清，关于北京的诗歌像井喷一样。明诗台阁体的代表人物“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均在京为官，官至大学士。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也长期在京任职，正是他们在京相聚讨论，方有“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文学复古运动。到了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同样是在北京，考中进士的李攀龙、王世贞等人组建诗社，“后七子”继续影响文坛。应制诗、宫廷诗、酬唱诗以及反映北京风物、客居士子日常生活的大量诗歌精品应运而生。清朝，大量皇家亲贵以及各地来京士人吟咏北京风物，抒发怀抱，专辑不少。因为各地文人聚集在北京南城的各大会馆，还形成了特有的宣南文化。“后三家”中袁枚、蒋士铨、赵翼均曾在京任职，写了大量关于北京的诗词。曹贞吉、顾贞观、纳兰成德被誉为京华三绝，还有龚自珍、黄遵宪等诗坛巨擘，均留下了很多名篇。明清北京，尤其是晚清和民国年间，还出现了大量描写北京民俗民风方面的竹枝词，有写节令年俗的，有写庙会风情的，有写市井百业、杂耍戏曲的，也有写名胜风光的，反映了北京文化的鲜明特色和细节。
确切可考的生于北京长于北京的诗人包括唐代卢照邻、高骈、贾岛，元代耶律楚材、宋褧，明代李东阳、米万钟，清代塞尔赫、纳兰性德、顾春、宝廷，等等，当然还有皇帝诗人弘历。其实谭嗣同也是生于北京烂缦胡同，长于宣南一带，最后就义于菜市口。这些北京诗人的创作大大丰富了中国古典诗歌宝库，一度影响深远，尤其是纳兰性德“人生若只如初见”和顾春“君忆我，我忆君，愁肠似转轮”，情真意笃，自然天成，至今仍感动着无数读者。
关于北京的诗歌，确实汗牛充栋。文津出版社新推出的《古代诗歌中的北京》以普及为宗旨，酌选其中名家名篇110首，吸引读者更多地关注中国古诗文与北京地域文化的关联，让读者在古诗文之美的熏陶中，感受博大的北京文化，理解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历史渊源，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增强文化自信，自觉投身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时代课题中。
作者：蒙木
文章来源：《前线》杂志2024年第11期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责任编辑：钟鑫
网络编辑：崔天琪
监制：宋明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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