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这篇书评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陷入了一个疑问：究竟它在哪一点上引起了我的痛苦共感？
我试图从“身份共性”上寻找答案，但事实上没有。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并不具备类似于非裔美洲人或巴勒斯坦人的那种“背景身份”——所以缺乏共感的基础。
那就只能说阿布哈瓦是一个痛苦的精灵——她总是带给人痛苦。就像2012年读她的第一部小说《大卫的伤疤》那样，尽管当时我们买了整整一大箱子这本书免费送人，但我自己始终未能坚持读完它——它实在是太折磨人心了！
苏珊·阿布哈瓦可能是《信息》这本书的最好读者，我是说她可能是它的作者塔那西斯·科茨的最好理解者。因为他们都是被剥夺了“身份”——家园、故乡、国家……出处的人。帝国叙事告诉他们：你来自乌有之乡，所以你什么都不是。或者“谁是巴勒斯坦人？他们不存在！”——从1960年代的果尔达·梅厄到最近被特朗普任命为美国驻以色列大使的迈克·赫卡比他们一直这样说。
而与此同时，一群来自波兰、乌克兰、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摩洛哥、埃塞俄比亚、伊拉克、也门的犹太人认为自己是同一个民族，他们集体渴望并受帝国叙事的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属于他们的“民族家园”……正如阿布哈瓦所说：这是一个完全不可能的故事——一个真正的神话——却被如此有力地传播。
塔那西斯·科茨和苏珊·阿布哈瓦并非想要颠覆历史。历史无法被颠覆。他们所做的，是要颠覆正在进行的帝国叙事，即种族灭绝叙事。或者可以被称作以色列种族灭绝战争的“第七条战线”——它自称正在“六条战线”同时作战。第七条战线，就是全球殖民主义宣传和全球帝国主义宣传。
从弗朗茨·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到爱德华·赛义德的《不合时宜》，从苏珊·阿布哈瓦的《杰宁的早晨》到这篇书评所评论的塔那西斯·科茨的新书《信息》……从20世纪到21世纪，这些人类中杰出的知识分子一脉相承：
“
他们敏感的心灵感知到大地深处传来的痛苦颤栗，他们总是从嘈闹喧嚣的知识分子市声中谛听到被淹没的无声呐喊，他们的眼睛看见地面上被遮蔽最深的、但其实也是最醒目的问题：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问题。
——这才是根本的、结构性的不公。
写到此处我想到了另一个小小的“背景”：最近两天我被拉进一个微信群里，看着群里的人们一整天地为“拜登和特朗普谁更民主”这样的题目争执得不可开交……坦率地说，我感到本能的屈辱。当读完这篇书评，我理解了自己的屈辱感来自哪里。
当黑帮的两个头目在街面上轮流横行之际，杂货铺伙计们滔滔不绝于黑帮的帮规家法的合理性或合法性……无论如何这都让人直觉哪里不对劲。伙计们对自家掌柜的不满或许有其理由，然而，更大更现实的危险在于：杂货铺本身处于黑帮的威胁恫吓之下。这是一个现实。
放弃了对根本不公的关注，知识分子自动放弃了其道德位置。诺姆·乔姆斯基称知识分子为“统治链条上的一环”，怒斥他们本身就是帝国主义的帮凶——帮凶与帮凶之间有服务对象的东西方差异，也可能有效忠程度的差距，但其实质并无差别——中国自古有云：五十步笑百步。不论是有意识的帮凶或是无意识的帮凶。
至于那些一头钻进自由女神裙子底下嗅求民主真味、宣称找到民主真谛者，我已经一再说过：它们浸泡在媚强的蒙昧主义羊水里还未睁开两眼——它们不配谈论民主，它们是在羞辱作为人类美好理想的民主。它们的问题很简单：或者是一个智力问题，更可能是一个质地问题。
在苏珊·阿布哈瓦、塔那西斯·科茨们面前，连提到它们都令人觉得晦气！
塔那西斯·科茨原本是帝国叙事机器的一名宠儿，或者干脆说他是被资金雄厚、意识形态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媒体捧红的一位当红作家。在受到了潘卡吉·米什拉、康奈尔·韦斯特等人对他的严厉批评之后，他删除了拥有数百万粉丝的 Twitter 账户，并开始隐居……
当他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他反复地说：“我感到羞愧！”
这表明了：塔那西斯·科茨是一位具有道德勇气的知识分子！
民刊《关注》第九期（2012年）采访苏珊·阿布哈瓦的片段
振作起来，不要绝望。历史还未走到尽头。
我们的血管中还有热血，我们的肺叶里还有空气，我们的子宫里还有灿烂的灵魂。而他们只有冰冷钢铁制造的死亡机器、道德缺失的谎言，他们不能、也不可能战胜那些为自由而勇敢战斗的赤裸裸的心和空荡荡的胃。
——这是十多年前苏珊·阿布哈瓦为巴勒斯坦抵抗者在以色列监狱进行的绝食斗争写下的一段话，也是我一生在自己文章中引用次数最多的一段话。
“你在自己的皮肤里
过着一个陌生人的生活”
第一个是关于科茨的思想历程，在我看来，这本书标志着他迈向国际主义的第一步。
这是在马尔科姆·X、黑豹党和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开辟的道路上迈出的一步，他将压迫和至上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政治、历史和情感线索连接了起来。
第二个观点源自他的观察、见解和沉思——即“起源故事”的中心地位，它同时是个人和集体自我意识的基础，也同时是激发同情团结和种族灭绝暴力的动力。
科茨对塞内加尔、南卡罗来纳州和巴勒斯坦的殖民神话和假说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美国人对国际主义在推动美国民权运动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几乎一无所知。
这个时代的国家叙事由本土主义定义，即美国黑人与一些白人盟友一起，通过经济抵制、直接行动和抗议等内部机制完全改变了法律和统治精英的行为。
流行的叙事认为，法律和社会安排朝着更加公平的方向的变化是群众施压运动的结果，这种运动重新调整了统治阶层的道德准则。
尽管所有国内或本土的民众动员机制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官方叙事几乎完全忽视了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承受着同样巨大的压力。
即使是那些谈论民权运动国际主义的人，也往往更关注全球团结对运动本身的影响，而不是它对当权者的影响。
这一时期，美国卷入了越南战争和柬埔寨战争，这是所谓冷战的热潮延伸，是与苏联展开的一场决定世界秩序的全球竞争。
塔那西斯·科茨的最新著作《信息》The Message
虽然这些竞争表面上是军事对抗，但美国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运用其软实力赢得全球民众的“民心”，特别是在刚刚独立、试图寻找后殖民立足点的非洲和亚洲国家中。
尽管当时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但美国仍广泛地被视为民主灯塔：
那是一个我们都梦想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人人生而平等，只有法律——而不是特权或威望——才是至高无上的；正义是普遍的——不分肤色、性别、社会或经济地位；每个人都有公平的机会。
为了增强这种软实力，美国资助、制作和传播了大量的文化产品——从好莱坞电影、书籍、音乐、新闻到政治智库、地方广播电台和廉价快餐——传播民主、平等、繁荣、魅力、可能性的形象，以及最重要的，所有这些的可实现性——当然是通过资本主义。
在银幕上和海外表演的、魅力十足的黑人音乐家和演员对于塑造这一形象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种吸引力是不可否认的、影响深远的，它抓住了世界各地年轻人的想象力，他们开心地用传统服装和食物换取牛仔裤、汉堡包和香烟。
“混血”的浅肤色美国黑人成为了非洲国家的审美标准（科茨在塞内加尔之行中也遇到了这样的人）。
越南战争以及同期的民权运动强有力地剥去了美国光鲜形象的外衣，揭露了种族主义、幻灭感和可疑的道德现实。
年轻士兵作为暴力干预的受害者和煽动者，以及国内和平抗议者遭到残酷镇压的画面，与美国宣称捍卫自由的口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最糟糕的是美国黑人的现实状况。民权时代揭露了美国可怕的黑暗面——种族隔离、吉姆克劳法、私刑，以及白人至上主义恐怖的许多其他形式。
这或许是美国核心问题首次在世界舞台上以视觉形式曝光，给美国的全球声誉蒙上了一层阴影，与马尔科姆·X、弗雷德·汉普顿、房利美·卢·哈默和穆罕默德·阿里等黑人革命领袖的道德明辨性形成鲜明对比，使美国的全球声誉更加黯淡。
一边兜售自由，一边剥夺本国公民权利的虚伪行为开始打破美国叙事的壁垒，凸显出言论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导致美国的盟友和对手在国际上深感尴尬，开始审视美国的道德立场。
与此同时，由于完全不同的原因，吉姆克劳法的危险性在统治阶级中逐渐显现。种族隔离使年轻的黑人思想远离白人至上主义者，他们看到，这在激进的解放运动传统中催生了强大的黑人声音。
种族隔离无意中滋生了美国黑人的自爱，并由此形成了社区机构；草根行动主义和民权组织的车轮在黑人社会中扎根，并蔓延到白人社会。
它开创了文化复兴，并带来了辉煌的繁荣，黑人的创造性表达开始主导甚至定义美国音乐、艺术、时尚等。
最重要的是，黑人知识分子和革命者越来越多地与全球解放运动建立联系，在世界各地的抵抗运动中找到了共同的目标，并预示着来自帝国内部的威胁。
既定秩序因此变得脆弱。
将黑人年轻人的思想交到黑人教师和黑人长辈的手中是非常危险的，这一想法在约翰·埃德加·胡佛的言论中得到了呼应——他曾说过一句臭名昭著的话：对美国内部安全的最大威胁不是枪支，而是黑豹党的免费儿童早餐计划。
黑人解放运动秉承着民权时代的精神，在现代世界中奋力崛起。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激进承诺尚未充分发挥其在身份政治的全国性环境中作为国际主义解放运动的潜力，其中知名的黑人面孔已被招募为帝国服务：劳埃德·J·奥斯汀三世、琳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克拉伦斯·托马斯、康多莉扎·赖斯、科林·鲍威尔、科里·布克、巴拉克·奥巴马、罗伯特·伍德、卡玛拉·哈里斯，等等。
与此同时，美国的统治阶级也小心翼翼地提拔和赞扬那些专注于让美国人内部争斗不休的黑人知识分子。
白人出版商、编辑和媒体大亨喜欢黑人思想家，他们花时间在身份政治和“觉醒”的迷宫中摸索，对他们来说，国外的“冲突”与“国内的斗争”无关或无关紧要。
对于黑人作家来说，强大的公共渠道（取决于资金和机构支持）几乎总是建立在本土主义的基础上。
《黑人议程报告》将此称为“身份还原主义”，是一种缺乏阶级和结构分析或历史唯物主义的身份反动诉求。
非裔美国人研究学者 查里斯·伯登-斯特利举了奥德丽·洛德和朱恩·乔丹之间争论的例子，洛德在“女权主义”群体的支持下，“利用黑人和犹太人的身份来打击乔丹对殖民实体（以色列）的正义批评”。
伯登-斯特利还介绍了相关的孪生概念“交叉帝国主义”，该概念描述了帝国主义如何“通过使用交叉性的语言、任命种族化和少数群体担任战略职位、以及将边缘化个人作为帝国的代言人，来合理化、合法化和延续”。
在他最近的一本书出版之前，科茨也属于这一类黑人知识分子，他们的作品仍然具有本土特色，以身份还原主义为基础，这在他的书《我们曾掌权八年》中得到了体现，科茨在书中称赞前总统奥巴马是一位“极具道德的人”。
我相信科茨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他意识到大众媒体和信息守门人如何合谋操纵他自己的分析所依据的知识基础。
结果是，自然的光辉因美国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帝国主义的脱离语境而黯然失色。
科茨之所以认同奥巴马，就意味着他对总统在世界各地史无前例的无人机屠杀视而不见。
奥巴马领导下的美国无人机“反恐”战争
他肯定对其中的讽刺视而不见：在奥巴马的监督下，利比亚遭到了彻底的破坏，从一个最繁荣、自给自足、独立的非洲国家（免费医疗和免费教育、零国家债务、电力和住房被视为人权、泛非洲文化舞台蓬勃发展）变成了一个不稳定的北约前哨，西方国家对其进行了抢劫，并成为绑架和贩卖贫困非洲人的名副其实的奴隶市场。
奥巴马和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策划了对穆阿迈尔·卡扎菲的刺杀，而卡扎菲的计划是让非洲统一，使用由非洲大陆巨额黄金储备支持的货币，从而使非洲成为不可否认的超级大国。
科茨的新书标志着他脱离了本土主义、身份迷恋、党派政治以及与帝国冒险和国际主义动态脱节的种族主义。
他首先计划前往塞内加尔的达喀尔。
对我来说，这是这本书最感人的部分，也是文笔最优美的部分。我泪流满面，有时，我惊叹于他那半透明的文字组合。
在谈到解放巴勒斯坦和返回家园的斗争时，他说：“至少你知道自己来自哪里。我们不知道他们把我们从哪个国家或哪个部落带走。我们不知道我们属于哪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家在哪里。”
他的话深深地震撼了我，当我读到科茨对他非洲之行的描述时——他第一次尝试居住和探索起源故事，他的声音在我脑海中回荡。
2023年5月25日，作家塔那西斯·科茨与巴勒斯坦作家 Isabella Hammad、Mohammed el-Kurd 在巴勒斯坦拉姆安拉 Khalil Sakakini 文化中心举行的巴勒斯坦文学节2023 闭幕式上发表演讲
刚到塞内加尔时，他感到迷茫，思乡之情油然而生，有一种不言而喻的感觉，觉得自己像个游客，却身在一个自己原本想称之为家的地方。他的经历与所有流亡者的经历相似，他们虽然可以跨越世界，但永远无法在一个地方安身立命。
在达喀尔，他的肤色还不够黑，不能算是黑人。当地居民已经习惯了黑人来访，他们催促他，希望他能找到无法挽回的过去。
他以美国人的眼光来评判这个看似破旧的户外健身房，认为它是“集体功能障碍”的标志。
但在非洲的阳光下，他的视野很快就调整过来，看到了这个社区陈旧的基础设施和“公民精神的美丽典范”。
他写道：“我身上的非洲特质正在逐渐显现，它体现在我对于阴凉和缓慢移动的美德的理解中。”
他的写作风格光彩夺目，尤其是当他描述自己站在曾经的奴隶贸易中心戈雷岛的海岸时：
他内心深处的感受最终还是属于私人的。
他周围的世界继续运转，没有意识到也没有关心他跨越海洋所背负的无法言喻的历史重负——几个世纪的痛苦、辛劳和恐怖，至今仍抽象地存在于美国的国家叙事中。
非洲海岸上弥漫着一种莫名的悲伤，形成了一种回家的感觉，让读者感到不安。然后他谈到了我所理解的流离失所的逻辑，流亡者对此非常了解，语言最终不足以表达这一点。
他写道：“……我就在从戈雷岛来的这艘船上，泪流满面，为某事感到悲伤，直到现在，当我写下这些话时，我仍然无法言喻某种情感。”
我试着想象当时的感受，然后听到长者说道：“我们不知道他们从哪个国家或哪个部落把我们抢过来。”
我永远无法完全理解成为一个迷失的部落意味着什么，被从根部拉出来，被迫在另一个民族的统治下生活和安家，而他们的生活和经济引擎是由你们世代相传的痛苦驱动的，这种痛苦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你们的 DNA 里——你们遭受的痛苦越多，你们的身体受到的侵犯就越多，你们的心碎得越多，意味着他们获利越多，生活得越好。
作为一名巴勒斯坦人，我深知个人和集体的痛苦，这种痛苦终其一生萦绕在你心头，无论身在何处，都无法得到安息。现在，这种痛苦尤其严重，如火焰般灼烤，因为我们看到以色列正在进行的大屠杀中，其恐怖和堕落程度清晰可见。
但我至少知道我在为何而奋斗。
我知道我的确切出身、我的家乡以及讲述我家族故事的人。我知道那些在数千年中创造它的人留给我的独特文化和传统。这很了不起。
本书的核心是对殖民神话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对那些为国家和帝国服务而塑造的想象的或至少是不完整的历史叙事注入活力的机构的批判。
他反思道：
但是，他问道，如果有一个不同的故事，一个“以种族灭绝和奴隶制为起点，并追求更加黑暗的当代”的故事，那会怎样？
同样，虽然科茨考察了犹太复国主义叙事的虚假性，但他的重点是媒体机器所宣传的奇幻、非历史且简单的故事，讲述一群在民族、语言、种族和地理位置上分散的人在失踪整整 3000 年后奇迹般地返回他们的出生地。
这是一个完全不可能的故事——一个真正的神话——却被如此有力地传播，就连像科茨这样头脑敏锐的人也没有想到要质疑，一群来自波兰、乌克兰、俄罗斯、英国、德国、法国、美国、摩洛哥、埃塞俄比亚、伊拉克、也门的犹太人认为自己是同一个民族，他们集体渴望并被支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独属于他们的“民族家园”。
然而，3000多年来，他们从未有过这样的协同行动——尽管巴勒斯坦和所有穆斯林占多数的国家一样，除了西方十字军占领时期外，至少12个世纪以来一直对犹太移民开放。
科茨巧妙地将《一个国家的诞生》和《出埃及记》这两部好莱坞大片联系起来，这两部电影都服务于种族灭绝至上主义信仰，相隔半个世纪，相距数千英里。
他写道：“《出埃及记》中，胆小怕事、一心想强奸的阿拉伯人的形象对任何看过格里菲斯的《一个国家的诞生》中黑人形象的人来说都很熟悉。正如对黑人的粗俗讽刺是为了白人的救赎，《出埃及记》中的阿拉伯人也是为了犹太复国主义的事业。”
要让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站得住脚，还需要两个因素：
上帝元素源自圣经故事。采用以色列这个名字，突然间，圣经中与这个名字有关的一切都指向你！这就像将你的名字改为埃菲尔，然后你立即成为巴黎那座奇怪的塔或莱茵兰同名山脉的继承人。
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对巴勒斯坦本土人民的彻底诽谤和贬低——他们被贬低为野蛮人、恐怖分子，以及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最近又被贬低为殖民者。因此，对大众叙事、公众想象和话语的控制是全面的，或者至少全面到足以实现帝国的野心。
科茨总结道：
……记者们自己扮演上帝的角色——记者们决定哪一方合法，哪一方不合法，哪些观点应该被考虑，哪些观点应该被排除在框架之外。这种权力是其他文化管理人权力的延伸——网络高管、制作人、出版商——他们的核心工作是决定哪些故事可以讲述，哪些故事不能讲述。当你被从争论中抹去，被从叙述中被清除时，你就不存在了。因此，管理人集团所做的不仅仅是设定出版日期和开绿灯——他们正在建立和监督人性的标准。
阿拉伯或其他西亚的作家、记者、思想家、知识分子、艺术家、电影制作人和音乐家早已认识到这一现实。
尽管阿拉伯作家的作品是美国近 100年来政变、战争、政权更迭和各种暴力混乱与盗窃的主题，但美国文化机构从未真正认真地推出过任何一本阿拉伯作家的作品。
更糟糕的是，巴勒斯坦作家和其他文化工作者被积极地、有针对性地压制和抹黑。一个突出的例子是10 月 7 日后，法兰克福书展上为Adania Shibli举办的颁奖典礼被取消。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可以列一个长长的清单——而且这还只是公共领域的情况。这还不包括悄无声息地解雇记者和教授，拒绝提交和申请以及取消那些未经关注或在暗中进行的图书活动的情况随处可见。
塔那西斯·科茨踏上巴勒斯坦之旅
让科茨噤声或边缘化是一项更加困难的任务，特别是在自由派当权者多年来一直将他捧为争取社会正义的黑人进步代言人之后。
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露面时，第一次尝试就遭遇了惨败。保守派评论员海伦·安德鲁斯的一篇种族主义评论同样遭到了普遍的谴责。顺便说一句，这篇文章并没有出现在Google 搜索中，即使带有特定的单词或短语。
在达喀尔，科茨提醒我们，戈雷岛主要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因为“众所周知，据报道，数百万被奴役的人中，只有极少数人穿过那扇门”。
故事本身是“一个（集体）想象和梦想的起源，用来填补一个民族的空虚，即他们来自虚无，因此什么也没做过，因此什么都不是。”
我之所以会想到这里，是因为我找到了与以色列最近流行的叙事的完美类比。我说“最近”，是因为以色列的国家故事会随着政治风向的变化而变化。
尽管一开始的口号是“没有人民的土地，没有土地的人民”，但对话和机构明确致力于巴勒斯坦的“殖民化”和“定居”，使这个谎言无法维持下去，后来发生了变化。
随着殖民主义不再是政治潮流，人们开始需要援引当代的交叉性语言。以色列人创造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新神话，来自波兰、乌克兰、布鲁克林、英国等地的犹太人声称自己是原住民，并正在“回到祖籍故土”。
当然，这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没有一丝法医或历史证据，它像所有种族灭绝的殖民运动一样，利用了天意和神权。
如果美国黑人都有这样一个简单的起源故事，即他们都是通过戈雷岛的大门进入美国，那会怎样？
如果他们于 2024 年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返回”塞内加尔，结束几个世纪以来白人至上主义无法言喻的暴力和恐怖，在他们的“祖籍故土”重建家园，履行救赎的承诺，为祖先的痛苦和受挫的家园之梦画上一个浪漫圆满的句号，那又会怎样呢？
如果他们带着各种死亡机器来到这里，驱逐或征服自古以来就生活在那里的土著居民，宣称自己是这片土地的合法继承人以及这片土地上的历史、生命和资源，那又会怎样？如果美国黑人家庭干脆驱逐塞内加尔人，然后搬进他们的家，建立城市，声称自己在那里有历史存在，并与当地部落有 1-2% 的基因联系，那会怎样？
这可能是对当代犹太复国主义者叙事发明最恰当的类比，尽管黑人美国人的主张仍然比欧洲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的主张更站不住脚，其中大多数人与该地区完全没有家族或祖先的相关性。
以色列按照这种神圣特权的叙述行事，通过杀害、毁灭、肢解、折磨、压迫、羞辱、驱逐、强奸、焚烧和轰炸当地巴勒斯坦人的生活，实现地区统治、扩张、囤积资源和积累全球影响力。
至少八十年来，他们一直享有豁免权，主要得益于美国的无条件支持——经济、军事和政治——终于导致了“最终解决方案”，即加沙大屠杀在我们的屏幕上上演。
这条信息有力地击破了以色列的宣传铠甲，为我们理解大众媒体所起的关键作用提供了途径，它首先煽动强大的殖民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当地平民进行肆意屠杀，然后为其辩护。
对于那些将吉姆克劳法、伤膝河事件（Wounded Knee Massacre）、血泪之路或塔尔萨事件铭刻在思想基础中的人来说，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科茨告诉我们：“我（在巴勒斯坦）度过的那段时间最令人震惊的事情是，那里的生活其实非常简单。”
这或许就是《信息》的最终信息。
译文标题来自苏珊·阿布哈瓦小说《杰宁的早晨》主人公阿迈勒与大卫的对话
以色列士兵在加沙舒贾伊亚社区焚烧为加沙城流离失所家庭准备的食物和援助物资
以色列社会平等部长梅·戈兰：“我个人对加沙大屠杀感到自豪，80年后，他们会告诉他们的孙子犹太人曾经对他们做了什么。”
一名巴勒斯坦儿童问美国公民：“你们纳税是为了杀害我们吗？当你们知道自己的税金资助了这些苦难时，你们是怎么睡得着觉的呢？”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儿童的战争
一名巴勒斯坦妇女讲述了她在以色列监狱的经历：在对待女囚犯时，以色列监狱“没有不被跨越的红线”。她强调了使用狗和武器进行巴勒斯坦女囚犯的身体暴力以及针对年轻囚犯的脱衣搜身……
几十年来，以色列士兵一直在性侵巴勒斯坦女性。记录巴勒斯坦妇女遭受暴力行为的研究机构表示，自 10 月 7 日以来，许多妇女遭到以色列士兵的袭击和侵犯，曾经在暴力压制下的沉默已被打破
一名加沙儿童冒着生命危险在冰冷刺骨的海水中为自己和家人寻找食物
日本东京
恳请聆听这个恐怖的信息
卡桑旅：为辛瓦尔的血复仇的伏击，第二部分
12月1日，受我们委托，志愿者在代尔巴拉赫为流离失所者提供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