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字子厚，河东（现山西运城永济一带）人。
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
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
很多很多年，
在比南方再往南一些的地区，
于仕宦生涯浮沉的人们来说，
远不是膏腴肥沃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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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被贬，
常常便是“江湖夜雨十年灯”，
十年踪迹十年心。
个中酸楚，
不必尽对他人言，
也无法尽对他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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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一个十年，
也曾完完整整地镶嵌在柳宗元不甚绵长的一生中，
一点一点地琢磨出他的遗世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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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
“潇湘”之地在风雅韵致外，
还是一片荒芜凄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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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王叔文、王伾为首的革新派，
热血满满的“永贞革新”，
轰轰烈烈过百日后，
如昙花一现般令人哀绝的败了，
“二王八司马”被分贬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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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柳宗元被贬邵州刺史。
他接受了，而后，
在赴任途中，又被加贬为永州司马。
那就永州司马罢！
只是没曾想，
此一去便是十年的“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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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千里路途遥，
况行路人，
又有满腔愁绪，深感前途渺茫。
以沉重的心情拖着疲惫的身体，
柳宗元从长安到永州的这一路，
走了三个月，百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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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个“百日期”与革新的“百日期”，
相差的何止是长安到永州的三千里路程？
更有柳宗元前后迥然有别的人生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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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对现实的清醒认知，
并非是此次事件的一蹴而就。
但永贞革新的失败，
还是推着他，
进一步深刻地认识到现实人生的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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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永州的那一刻，
原以为经过途中的心理建设，
他对这命运安排已接受无碍。
但永州与长安的不同，
实在相差太大。
以至于在此前的心理防备之下，
还是感受到巨大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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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气候到风土人情，
柳宗元在方方面面，
认知永州与长安的不同。
没有锦绣成堆，也没有丽人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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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州有的，
是比寻常的荒芜更深切的凄苦。
至少对那年，
刚到此地的柳宗元来说，
实情如此。
潇洒从容还是后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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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烟稀少的永州城，
局促地搁置在潇水东畔的狭小区域，
不知道要怎样生长，才能更茁壮、健实一些。
城里的八九百户人家，
虽然远未到人烟绝迹的境地，
但与长安的“千家万户”，实在是没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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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确确实实站在永州之前，
习惯了长安热闹繁华的柳宗元，
还是没能想象到永州的荒僻。
也无法想象一地之民，
会以捕蛇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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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弱冠之龄后，考中进士，
少年春风得意、看遍长安花的那日，
也没能想过，有朝一日，
他会去到一个小小、小小的偏远之城，
一待便是十年。
以闲得不能再闲的司马身份，
连一个可供居住的官舍都没有，
只能寄居在寺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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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不懂的地方话；
刷新视野、三观的害人陋习；
被监视、被管制；
半年后因水土不服病情加重，母亲不幸病逝；
一日复一日的枯寂……
后来史书的一句“贬永州司马”，
无视了柳宗元这一段人生经历中的多少凄风苦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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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藏于心中，或也曾溢于言表、现于笔端的，
愤懑、不甘、怨恨、惶恐、愧疚、悲伤，
种种繁杂的情绪，长久地横亘在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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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
这些种种，
又缓缓地、缓缓地，
在潇湘之地的自然风光、淳朴人心中，
一点一点和解开来。
与自己和解，与永州和解，
也与这命运的无常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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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地，
他在永州一日比一日舒朗、放松、自在。
越来越的诗文词赋，
因永州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河而诞生。
与邻翁调笑，在山溪自得，同儿童嬉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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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还复一朝，
年年岁岁，柳宗元周身的气质悄然有了变化。
连同他落笔流连笔墨的才华，
也逐渐向着后世的“唐宋八大家”之一进发。
永州成全柳宗元的，
世人不会比他自己更深刻、真切地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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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
便有了那一年那场艳绝天下的大雪。
也不止在那一年，
好似一整个中唐时期的大雪，
都落在了那年冬天的永州之地，
落在了潇水湘江上。
天地浩渺，银装素裹，万籁俱寂，
孤舟行于江上的蓑笠翁，
钓的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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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若浮沉的仕宦生涯都随风远去，
只有一种源于生命本源的坚守，
静默无言地牢牢扎根于心间。
明明那封锁天地的一场大雪，
降落的是一番寒彻骨，
可他跃然纸上的开阔心境，
却带给人难以言喻的温暖和感动。
若没有潇水河畔的那个钓叟人，
彼时的刘禹锡，后来的张岱，
更多人的失意落拓，
将要如何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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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呵！
那十年在永州的柳宗元，
终于走出了那段不堪人回首的凄苦岁月。
也幸好，
永州之地的山水风光、人心往来，
足够为柳宗元治疗慰藉内心的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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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幸那一年的寒冬，
永州的雪下得足够的豪放。
足以浇灌柳宗元坚守的信念，
也足以安放一个“身世浮萍雨打沉”的柳河东。
所以后来的“柳柳州”，
才能那样坦荡、无畏地严词向唐宪宗上疏，
自请与刘禹锡调换被贬之地。
日渐衰颓的中唐何其有幸，
有一个柳宗元。
困于人生无常的我们，
又何其有幸，
曾吟诵过那一首《江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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