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字史和书法史上，秦汉时期是古今文字变革兴替和书法艺术兴盛的关键时期。正如史学家柳诒徵所言：“盖秦政称皇帝之年，实前此二千数百年之结局，亦为后此二千数百年之起点，不可谓非历史一大关键”（见《中国文化史》）。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字变革，观其形，察其要，探其理，究其因，对学书者极有助益。
李斯《泰山》刻石（北宋安国拓本）
“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巩固统治，采取了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推行“度同制”、“行同伦”、“车同轨”等一系列新政，统一文字的“书同文”也是其中一项。据《说文解字•序》记载，自盘庚东迁，周朝衰落，“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所谓“文字异形”，即指这个时期“六国”文字与秦国不同，给经济、文化交流造成不便。王国维有“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之说（见《史籀篇疏证序》）。所谓“古文”，指殷商西周时期的古篆，典出《汉书•艺文志》的“孔子壁中书”，即汉武帝时鲁恭王拆孔子旧居，发现藏于墙壁中的六经之书，所用文字为“古文”。《说文》中也论道，“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因孔子等人六经之书行于齐鲁，爰及赵魏，故“六国”所用文字为殷周古文。而秦人居于周之故土，承袭周制，故所用文字为西周后期宣王时编制的“籀文”，即大篆。由此可见，秦始皇焚书，不仅因推崇法家，为统一思想而废黜儒家，也为统一文字而“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秦始皇为了“书同文”，命丞相李斯作《苍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按史籀大篆整理修改，形成小篆，作为统一用字标准。而李、赵、胡所作三篇，正是用于启蒙教育的识字课本，史称“秦三苍”。
战国时期秦国“石鼓文”，为“籀文”向小篆过渡时期的文字
关于小篆的产生，史书和民间多有李斯所创之说，其实并不尽然。从石鼓文和秦简研究成果看，小篆由大篆简化而来，这种“省改”变化自战国时期已经开始，在统一“六国”之前，秦国的小篆已基本成形。这一点从李斯的自述中也可参见，“夫书之微妙，道合自然。篆籀以前，不可得而闻矣。自上古作大篆，颇行于世，但为古远，人多不详。今斯删略繁者，取其合理，参为小篆。凡书，非但裹结流快，终籍笔力轻健。蒙将军恬《笔经》，犹自简略。斯更修改，望益于用矣”（见北宋朱长文《墨池编》之李斯《用笔法》）。李斯是秦篆“小篆化”集大成者，同时又是有碑刻存世的第一位小篆书法家，故被后世称为“小篆之祖”。李斯的代表作有《泰山》、《琅琊台》石刻真迹拓片和《会稽》、《峄山》刻石摹本传世。而李斯“夫书之微妙，道合自然”的观点，首次揭示了文字产生发展的规律，成为中国书学思想的核心，更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李斯《峄山碑》拓本
小篆是古文字的最后形态，也代表了古文字书法艺术的最高水平。小篆的变革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在其之前的古文字都是基于生产生活的自然形成，而小篆的产生则是根据国家政治经济文化需要，凭借行政体制力量所进行的自觉改造和规范，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从书法艺术的角度看，小篆的形成还有以下意义：一是对大篆的繁复作了简化，象形感减弱，符号感增强，形成了“正体”的法度和范式。二是对文字结构作了调整，字体大小统一，体势纵向修长，结字平衡对称，里结外拓，重心偏上的则上紧下松，伸出垂脚；重心偏下的则下紧上松，伸头耸肩，形成精致妍美的体态特征。三是笔画横平竖直，粗细均匀，婉转圆通，挺拔坚劲，宛如玉箸玉筋。四是形式多样，应用广泛，不仅事工，而且尚艺。据《说文》记载，秦有“八体”，即：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实际上，这“八体”中除大篆、小篆和隶书可称书体外，其它五种都是小篆不同功用的变体，如：刻符，是刻在符节上的字体；虫书，是写在旗帜或符节上的花体，因其有的像鸟，有的像虫，而鸟也称羽虫，故称为虫书；摹印，也称缪篆，是写刻在印材上的字体；署书，也称榜书，是题在匾额上的字体；殳书，是铸在兵器上的字体。过去曾有书法艺术起于魏晋之说，由上可见，书法艺术在秦时已经兴起并且得到广泛应用。
里耶秦简，战国时期秦篆“隶变”期墨迹
实行“书同文”后，小篆成为官方用字，但不是唯一使用的字体。“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见卫恒《四体书势》）。关于隶书的由来，史上说法不一。相传由程邈所创，在《说文解字》、《四体书势》和唐代张怀瓘《书断》中均有记载，其中《书断》所记最为具体：“案隶书者，秦下邽人程邈所造也。邈，字元岑。始为衙县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奏之，始皇善之，用为御史。以奏事繁多，篆字难成，乃用隶，以为隶人佐书，故曰隶书”。对于古人的这种说法，今人多有质疑，因为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物材料证明，篆书的“隶变”在战国时期已经发生。最具说服力的是于2002年出土的里耶秦简，共计36000枚，20余万字，主要内容是秦王政二十五年（统一之前一年）至秦二世元年洞庭郡迁陵县的官署档案。从中可以看出，秦在完成统一之前，秦篆已经破体，形成早期的隶书，即后来被称为“古隶”的秦隶。所以比较可信的情况是，程邈对民间流行的隶书进行了规范整理，因其书写便捷，故为秦始皇采用，允许下属官吏使用，以佐助小篆之不逮。所以隶书，也被古人称为“佐书”。对于这种解读，里耶秦简也提供了实证，作为官署档案包括县级官吏的往来文书，所见字体多是隶书。由上可见，“书同文”后，小篆和隶书并行，前者主要用于“庙堂”和重要场合，故有封禅表功的刻石和诏版传世；而后者则流行于“江湖”，在下层官场和民间广泛使用。这就为后来隶书取代小篆奠定了基础。所以郭沫若说“秦始皇改革文字的更大功绩，是在采用了隶书”（见《奴隶制时代·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
睡虎地秦简，秦国隶书墨迹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完成统一大业的秦朝只存在了15年，宏图初展却于二世而亡。继之而起的是一个更加兴盛的朝代。“秦人启其端，汉人竞其绪”。秦人未竞的一统之策，皆被汉人继承和推行，从而造就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持续420年的两汉时期。在这个时期，文字和书法与时俱进，小篆逐渐式微，于西汉后期退出朝堂被隶书取代。在隶书走向代表地位的同时，草书、楷书、行书嬗变，竞相争秀，形成多样化发展的局面。
马王堆帛书《孔子》乙本
在书法史上，对汉代隶书有“古隶”、“汉隶”（也称狭义的汉隶）和“八分”三种划分，分别对应隶书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形态。“古隶”通指“秦隶”和具有相同特征的汉隶，是篆书“隶变”过渡期的形态，体兼篆隶，通常取纵式，横画较短，斜画较多，化圆为方，末笔重按似波磔，常见纵向长划波尾。主要见于石刻和简牍帛书，如《五凤二年刻石》、马王堆帛书《孔子》乙本等。狭义的“汉隶”是指西汉后期隶书成熟的形态，通常取横式，结构方正，横平竖直，横画中实、略向两端翘起，波磔成型，点画之间俯仰呼应，风格庄重古朴。具有代表性的墨迹如“定县汉简”，“武威汉简”等。“八分”又称“分书”，汉时无此称谓，最早见于晋人，专指东汉时期隶书精妍化的形态。结构扁平，左右分布，相向背反，横画中虚，“一波三折”，形成“蚕头雁尾”的艺术特征。“八分”已经脱离隶书“篆之捷”的实用特性，属于纯粹的书法艺术，而且千姿百态，风格多样，如：《曹全碑》妍美秀逸，貌若秀女；《张迁碑》方劲雄强，形如壮士；《礼器碑》俊健挺拔，状同君子；《西峡颂》苍茫古朴，像似仙翁。可以说“八分”是隶书艺术的高峰。
定县汉简
研习隶书，要循其变化，把握规律。隶书主要是对篆书“正体”的改造，字形由纵变横，竖画的垂脚和耸起变成横画或撇捺的伸展，均匀的线条变成伴有提按的“一波三折”。沙孟海在《略论两晋南北朝隋代的书法》一文中提出：北碑结体大致可分“斜画紧结”与“平画宽结”两个类型。虽然讲的是真书，而且隶书多为平正，少有侧倚，但其含义深合隶书结体要旨。从西汉“汉隶”到东汉“八分”中的《张迁》等碑，均为“平画宽结”；而“八分”中的《曹全》等碑，则类同”斜画紧结”。由此可见，中宫“宽结”则庄重朴拙，中宫“紧结”则清俊秀逸，这可视为隶书包括正书类书法结体的一个规律。
《曹全碑》拓片（局部）
“汉兴有草书”。在“汉隶”发展的同时，“草变”也相伴而行，顺应社会生活简捷书写的需要而形成“章草”。章草的源头几乎与篆书“隶变”同时，是秦篆“草变”加以隶书“草变”的结果。虽然史上多认为章草源自“汉隶”，但从新近出土的简帛文字研究成果看，我更采信篆隶“草变”之说。“草变”起于“篆之捷”，因快捷书写而造成结构删繁就简、字形由纵变横、线条分解成点画、偏旁部首浓缩成“构件”，这一系列解构变化致使篆书“破体”，形成“隶化”和“草化”两种趋势，前者由快捷转向精研而变成隶书，后者则由快捷转向率意而化成章草。章草有篆书圆转的笔意和隶书波磔的特征，正是文字和书法“通变”“杂形”的反映。章草形成于西汉，成熟于东汉，盛行于东汉至西晋。在西汉前期的简牍墨迹中，保留了很多章草的原始状态，延续了篆隶书的平铺直叙，运笔有篆书的圆转缠绕，结体有隶书的左向右背，笔画迟涩，形态率真朴拙。西汉末期以后的传世摹本和墨迹，代表了章草成熟期的水准，结字愈趋简省，笔法凝炼精致，笔势连绵更多牵丝意趣，彰显古朴典雅的美感。除了保有明显的波磔特征外，在形态上已与篆隶明显区别，成为独特的书体。关于章草名称的由来，史上说法不一，值得重视的是其中关于章草概念的说法。章草之“章”，是篇章、章法、章则之意，含有法度的意思，所以章草是规范化的、章法化的草书。学习章草，必须熟悉草法，遵循“章务简而便”、“字字区别”等结字规律和篆式圆转、隶式波磔等笔法特点，既要精研成熟期范式，也要从过渡期的质朴中吸取营养。那种“凡草书中见有波磔者即曰章草”的观点是不全面的。
《张迁碑》拓片（局部）
汉代草书无真迹传世，有刻本传世的唯有张芝，北宋《淳化阁帖》中收有他的《八月帖》等刻帖，是章草成熟期的代表。张芝不仅擅长章草，而且打破章草“字字区别”的格局，开创了“一笔书”式的连写，被后世称为“今草始祖”。在张芝之前还有杜度、崔瑗擅草，史称“崔杜”。崔瑗有《草势》存世，是现存最早的书论。《草势》云：“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应时谕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纯俭之变，岂必古式。观其法象，俯仰有仪；方不中矩，圆不副规。抑左扬右，望之若欹。兽跂鸟跱，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奔未驰。……是故远而望之，漼焉若注岸奔涯；就而察之，一画不可移。几微要妙，临事从宜”。从中可见，崔瑗用“简略应时”，“兼功并用”，“爱日省力”概括了草书的实用功能；用“纯俭之变，岂必古式”肯定了草书顺应时代变化的进步；用“方不中矩，圆不副规”、“抑左扬右，望之若欹”等句描述了草书的形态特征，更用“几微要妙，临事从宜”指出了草书不拘一格，随机应变的特性。
张芝章草《八月帖》刻本
如前所述，当“八分”趋于高度“雅化”时，即逐渐脱离实用，而快捷实用的通俗“汉隶”和章草则迅速发展变化，推动了新的字体——“真书”的兴起。真书与楷书以及正书，在古人书论中经常被混为一谈，其实三者在概念上也有同有异。真书与楷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真书变革经历了由隶至真再至楷的演变过程，真书是指汉末至魏晋过渡期中尚未定型的楷书形态，楷书则指定型于唐的具有楷模的成熟形态。所谓“正书”的“正”，取“大中至正、不偏不倚”之意，所以“中正”即为“楷模”，这就是为什么把小篆、隶书、真书和楷书称为“正书”的缘故。据宋《宣和书谱》记载：“字法之变，至隶极矣，然犹有古焉，至楷法则无古矣。东汉章帝建初(76-84年)有王次仲者，始以隶书作楷法，所谓楷法者，今之正书也”。隶书有楷法，这正是其变形真书的一个重要原因。真书继承了汉隶的规矩法度，形体方正，横平竖直，保留了“平画宽结”的原有特征，增多了侧倚的“斜画紧结”倾向，笔画变波、磔而为撇、捺，同时吸收提炼了草书连带牵引所形成的侧（点）、趯（钩）、策（提）、掠（长撇）、啄（短撇）、“提”（直 钩）等笔画，从而为“楷化”提供了构件。真书变革发展很快，其间也派生了亦真亦草的行书的发展，至东汉末，以钟繇为代表，具有楷法隶意的真书已经基本形成，钟繇也因此被后世称为“楷书之祖”。
张芝今草《冠军帖》刻本
至公元220年曹魏代汉，秦汉435年的历史阶段落幕。此时的小篆、隶书、章草均已达到书法艺术的高峰，代表今体文字的楷书、行书和今草也已基本成型，并向新的高峰迈进。秦汉文字和书法艺术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可以归结于这个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影响和作用。政治的驱使和经济的推动暂且不说，仅文化的影响就有以下几宗：一是教育的推广。秦时有规范小篆的启蒙识字课本“秦三苍”，汉初闾里学师将“秦三苍”整理补续合为一篇，统称为《苍颉篇》，此后西汉扬雄续编《训纂篇》、东汉贾鲂续编《滂喜篇》，合称为“汉三苍”，为四言韵文，便于学童诵读记忆。此外，西汉史游还编写了章草《急就章》，这些用于蒙学的字书，在“正文字”、“教小学”上起了重要作用。不仅于此，东汉灵帝时还设立了“鸿都门学”，专门培养包括书法的艺术人才，以通过经艺取仕，促进了书风的盛行。二是书学研究的兴起。秦代李斯作《用笔法》，首次提出“道合自然”的书学观点。汉代许慎著《说文解字》，首开书法字典先河。崔瑗作《 草势》，首兴书法理论研究之风。蔡邕著《篆势》、 《笔赋》、《笔论》、《九势》等文，集汉代书法理论之大成。书学理论的形成，对书法艺术起到了引领推动作用。三是立碑敬孝风气的影响。秦汉之交《孝经》问世，认为孝是诸德之本，“人之行，莫大于孝”。所以汉代奉行孝治天下，并实行举孝廉制度，以致祭丧厚葬盛行，碑碣颂扬成为风气，为书家提供了用武之地，客观上促进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四是书写材料的作用。除了前述刻石以外，秦汉时期书写材料主要是竹木简牍和丝织缣帛。西汉时期发明了麻纸，但稀少而贵重，及至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术后，纸张逐渐取代简帛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书写材料对文字和书法的变化有着重要影响，例如，竹简窄，书写受限，故多取纵势；木简宽，书写就有了横向舒展的条件。东汉后期文字和书法艺术的迅速发展，正是得益于碑书、帛书、纸书的广泛应用，使书法有了易写可变的条件。
钟繇真书《贺捷表》（局部）、《宣示表》（局部）
如果您觉得这篇文章不错，别忘记分享给好友，并点亮下面的【赞】和【在看】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