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馨蕾||革命“苦履”：中共军队的草鞋历史与记忆

在战争年代，行军作战是士兵行伍生活的常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军队面临两个最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吃饭，另一个就是穿鞋。军鞋供给不仅仅关系士兵的穿着需求，更是影响战争成败的重要因素。

据曾志回忆，1932年红军打下漳州后，战士们在没收大店铺时，面对各种橡胶制品，只挑最实用的胶鞋拿。胶鞋在当时无疑是罕见的奢侈品，即便是布鞋也一双难求。红军时期，中共军队被服物资紧缺，衣服五花八门，打土豪得来的花布则留着做草鞋。那时红军的军服虽难以统一，但脚上穿的都是草鞋。每人除穿一双外，背上还要背两双和一些布条，有时间就自己打草鞋穿。在中央苏区，战士鞋子的一部分由设在瑞金沙洲坝的鞋厂提供，一部分来自群众劳军与打土豪的获取，但最主要的还是靠士兵自己打草鞋。

红军开始长征后，由于离开苏区时走得匆忙，许多战士因草鞋备得少，逐渐开始赤脚行军。朱德随即指示，将没收自土豪的衣服、布匹，除发一部分给群众外，主要发给战士打草鞋或做布袜用，以减少烂脚的情况发生。1935年1月，朱德、周恩来等再就部队供给工作致电林彪，要求将没收来的烂布分发给战士做包脚布或打草鞋，每人须准备三双。2月，中央军委为节约战争经费，虽决定每名战士减少2分钱伙食费，但仍按月保证草鞋的发放。

1935年7月，中央红军开始向北移动，气候逐渐寒冷。中革军委总司令部规定，每人打两双草鞋。8月9日，徐向前在关于右路军配合左路军出击阿坝给林彪的电报中也谈道每人应尽力准备两双草鞋或皮鞋及包脚布。8月20日，周恩来、李富春在对红一方面军北进前的工作指示中，亦要求部队寻找皮子和羊毛做两双草鞋、一双包脚布。红四方面军在过草地前，每人也准备了两至三双草鞋，布的、麻的、牛皮的各种材质均有。

红四方面军战士在回忆中谈到，长征时每人都离不开三件包袱，即武器弹药、干粮和几双草鞋。由于草鞋重要、稀缺，还成为当时部队间互赠的慰问品。

草鞋本属中国南方民间的穿着特色，但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将这一传统带至北方。抗战时期，中共官兵在训练与工作之余总会打几双草鞋以备急需。一方面，因南方人早已习惯穿草鞋。另一方面，中共军队在抗战时期继续保持穿草鞋的作风，也是由根据地生活条件艰苦、物资匮乏、军需供给困难等因素所致。许多指战员不仅没有棉衣穿，更是赤脚穿草鞋。同时，草鞋也便于雪天轻装行军、翻山越岭。日军就曾因高筒马靴在雪地里无法前进，而放弃“扫荡”计划。

草鞋虽具有较多优点，但士兵终日穿着行军作战，通常会导致血液循环不良。草鞋又极易造成脚部创伤，继而引发溃疡。红17师政治部发布的卫生注意事项规定，士兵出发前必须先试穿草鞋。中央内务部卫生管理局、中革军委总卫生部联合制订的卫生常识也明确提出注意事项。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限于南方气候环境与军需供应短缺等因素，红军将草鞋作为最主要的行军作战与日常穿着用鞋。而到了抗战时期，活动在北方的八路军部队随着气候环境的改变与根据地生产建设的逐渐巩固，开始做到普遍发放和穿着布鞋。1940年12月，八路军总部与129师后勤工作会议明确了军鞋供给标准。

1942年至1943年，由于日军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扫荡”，经济困难。八路军前总后勤部缩减了1944年服装供给标准。以1942年的标准为例，八路军战斗部队夏秋两季每人多发麻草鞋四双，表明在某种程度上草鞋被作为战斗用鞋，布鞋则是供日常普遍穿着的军鞋品种。由此，八路军中也就出现了按战时与常时状态对军鞋所做的功用区分。

抗战时期，身处华中地区的新四军部队也穿着草鞋。在新四军游击支队中，很多新战士没有鞋子穿，彭雪枫就动员老战士打草鞋，并在欢迎新战士的大会上，将草鞋当作礼物亲自分发给新战士。由于新四军部队穿着草鞋的形象特征深入敌心，日军在“扫荡”时曾采用伪装方式，袭击新四军孤立部队及政权机关。

穿草鞋虽是中共人士的普遍装扮，但如果不合时宜地穿着使用，也会影响革命工作。陕西省委统战部要求公务人员在对外环境中不搞特殊化，尽量学习国民党人员的作风，避免陕北作风，穿衣说话均须注意。

总体而言，红军战士虽将穿草鞋的习惯随长征一并带至北方，但气候环境与军需供应情况的改善，加之抗日战争局势的不断发展，北方人逐渐成为中共军队的主体力量，官兵对于草鞋的体用感呈现淡化趋势。大多数时期，草鞋被作为布鞋供应紧张时的短暂替代品。而在解放战争进程中，这种由所处环境改变引发的军鞋穿着变化体验再次显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时，因南方雨水多，布鞋不耐穿，各连队发起打草鞋运动。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再到解放战争，中共军队在各个阶段穿着草鞋的行军战斗足迹，恰是中国近代战争时空轨迹的另一种呈现。

红军时期，中共军队在有相对稳定的后方支持时，可通过建立工厂或发动群众劳军等方式保证草鞋供应，从而减轻士兵在战斗间隙自己打草鞋的负担。然而，部队一旦离开根据地开始行军作战后，由于流动不定，加之对鞋的消耗量急剧增加，打草鞋便成为每个士兵的必备技能与行伍生活常态。

1934年11月，长征开始后，为解决部队草鞋问题，减少病员和巩固红军战斗力，防止士兵赤脚行军，邓小平曾撰写专文。此时，草鞋问题虽已受到上级重视，但一些战士仍对情况估计不足，存在思想懈怠问题。

在红军中，无论前线或后方、战士或干部，每人都必须掌握打草鞋的技能，即便是周恩来也不例外。红军活动在南方诸省时，根据各地物产、气候与地理环境变化就地取材，不断改良草鞋制作原料与方法，创制了各式草鞋。红军战士积累的草鞋经验，解决了长征途中的穿鞋问题，更将之带到北方，使得抗战时期草鞋传统在八路军中得以继续推展与发扬。

自中共军队抵达晋陕地区后，在战士来源与生活习惯等方面开始北方化，官兵掌握打草鞋技能的必要性也逐渐减弱。太行第六军分区曾反映战士不会打草鞋，　打出的鞋子松懈不耐穿。为此，1944年，太行根据地成立七家草鞋厂。随着抗日根据地建设的不断巩固，军需生产步入正轨，布鞋已可做到普遍供给，官兵仅需夏、秋两季穿着草鞋，且大部分亦由工厂或群众代制，各种因素使得打草鞋不再是从军的必备技能。待到解放战争时期，北方部队南下广西作战，布鞋供应不上时，军中南方籍士兵提议打草鞋，全班仅两人会打。班长只好将全班分成两组，由会打的人当组长，并要求包教包会。

红军在南方时，主要利用柔软且有韧性的糯米稻草打草鞋。到了北方，因物产与地理环境的变化，草鞋制作原料也随之改变。在晋西北，用麻与碎布制作草鞋所费高昂，部队开始发动士兵利用漫山遍野的马兰草打制草鞋。而在太行山区，能用来打草鞋的草不多，士兵就改用麻做原料。又因山区石头多，麻鞋易破，士兵便在鞋底上缝两条带子做成新式草鞋。

当草鞋原料无法就地获取时，部队只能花钱购买草、麻或直接从市场购买成品。红军时期，部队不设薪饷制度。条件好时，多发零用钱与草鞋费；条件差时，则少发或甚至不发。1932年，中革军委规定废除草鞋费。但此后各地根据自身情况，　并未严格执行上述规定。

1934年1月1日，中革军委重新制定红军供给标准，再次明确零用费是发给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工作员本人的零星使用之费（草鞋费在内），由军委按照经济状况临时决定发放。因零用费发放的不确定性，战士日常开销时常需要依靠各自家庭的帮助。1936年12月，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决定恢复发放鞋袜费，若由公家发给鞋袜时，则照价扣除鞋款。

自1937年4月起，中共军队全部取消鞋袜费，采用实物供给制。就草鞋而言，所需稻草可直接就地取材，所需之麻则可发动部队自行种植。活动于华中地区的新四军情况与八路军大体相似。

在中共军队中，虽然士兵都被要求掌握打草鞋的技能，但行军作战无暇顾及的情况时有发生。在苏区时，为保证士兵的穿着需求，红军曾设有草鞋厂和草鞋连。草鞋属于易耗品，加之行军作战频繁，军中生产能力远不能满足士兵的消耗。因此，中共将最大的草鞋厂建在群众之中，通过发动群众制作，实现及时补充。基于女性的社会分工与特长，中共明确将草鞋制作任务分配给妇女群体，为红军供给草鞋成为这一时期苏区妇女的生活常态。

起初，草鞋由部队依照所需直接向地方募集。随后，中共党团组织加紧了对群众的宣传动员工作。尤其考虑到青年妇女的制作与生产能力，由各地青年团承担起发动青妇慰劳红军、制作草鞋的重要任务。自1932年4月起，各级苏区“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简称“妇改会”）相继成立，慰劳红军成为该会的主要工作，而草鞋则是当时最急需募集的军需物资之一。1933年1月底，红一方面军在前方作战正值寒冬，战士冻坏脚的情况频发。中央军委要求后方在冬闲时，动员群众多做草鞋、套鞋以供部队发放。对此，各地妇女积极响应，仅江西万载县就在一个月内为红军编制草鞋1万多双。

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全苏区再次发起大规模劳军运动，号召群众为红军制作30万双草鞋。劳军任务的分配通常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以行政命令发放任务，另一种是由各地干部自行认领。此次草鞋募集大致采用后一种方式。

草鞋任务分配完毕后，中共首先面临的是妇女动员与组织问题。为此，1933年12月，江西省第一次女工农妇代表大会召开。邓颖超在会前撰写专文，要求全省女工农妇将完成30万双草鞋列为中心工作。在会上，蔡畅也强调在当年年底必须完成全省扩军、做鞋的目标。扩军与草鞋看似是红军工作的本末两端，难以相提并论，但其中存在着紧密联系。红军规模的不断扩大，意味着部队对慰劳品需求的增加，征集草鞋也就成为扩大红军的工作之一。因而，扩军与草鞋是当时苏区妇女运动中最重要的两项内容。然而，各地草鞋劳军运动最初开展得并不顺利，大多经历了由迟滞到高涨的发展过程。

草鞋支前的频繁发起与常态化，促使各级妇运机构的组织体系得到完善，形成一套妇女动员模式，中共更有意识地将草鞋动员与基层经济工作、干部选拔等问题相结合。在草鞋征集过程中，各地较为注意工作作风。草鞋动员任务过于繁重，给苏区妇女的经济与生活造成一定负担，导致草鞋质量每况愈下，某些地方甚至出现“用纸账底”敷衍的恶劣现象。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中共在苏区发起最后一次大规模的草鞋征集活动。长征途中流动不定的红军战士基本只能靠自制草鞋“武装”双脚。当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后，立即着手恢复军需供给，以解决士兵鞋袜短缺的状况。此后，抵达陕北的中共军队因气候环境改变，军鞋生产与动员工作的重心也逐渐从草鞋转移至布鞋之上。

草鞋虽是军需事务细项，但在中共的群众组织与动员机制下，从草鞋制作、征募到供给各环节，形成了一个涉及前方与后方、士兵与妇女等社会各方面的战时军需后勤体系。苏区时期的草鞋劳军运动，由此成为中共将妇女群体融入战争与革命的有效切入点。在此过程中获取的妇运经验，更为抗战时期中共军队在由南方向北方、由穿草鞋向穿布鞋过渡时，提供了有效组织动员群众的经验和路径。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官兵足蹬肩挑着草鞋行军作战，源于战争的严酷性。抗战时期，中共军队虽在陕北等地延续了这一穿着习惯，但时空环境的改变使草鞋不再是唯一的军鞋选择，往昔的军中日常开始衍化为一种革命身份的象征与社会群体间的流行风尚。1937年，美国女作家海伦·福斯特·斯诺访问延安，发现当地缠足的农村妇女最初看不起那些来自南方的“苦力大脚”，将光脚穿草鞋视为典型的南方“穷破烂”，并感到不寒而栗。中共领导人考虑到民众观感，改穿起布鞋或胶底球鞋。而抵达延安的女知识青年则认为穿草鞋不仅仅是必不可少的革命礼仪，更是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的有效方式。从斯诺的书写中可以看到，中共军队的到来在给陕北地方社会带去草鞋的同时，无形中向当地输入了解放与变革的思想意识和风气。

对于奔赴抗日根据地的知识青年来说，很多人先前生活条件优渥，对这种遍及南方乡间的草鞋，在初见时大多感到新鲜和好奇。国民党旧军官马千里初到延安时就发现，即便这里物资困难，但未能阻止人们锻炼身体的意愿。在篮球场上，运动员们没有一双像样的球鞋，观众的鞋子更是千奇百怪。马千里被延安人不怕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战斗精神所震撼，穿着旧皮鞋外出时，开始感觉不自在。知识青年不仅身体力行地穿草鞋，还纷纷动手学习打草鞋，红军老兵成了他们的草鞋师父。

长征途中，战士们苦寻各种材料打制草鞋的艰辛记忆尚未消退。数年后，穿草鞋在根据地内却成为青年竞相追逐的革命装扮。然而，初穿草鞋的革命者们也为此体会到了“赶时髦”的痛苦。

抗战时期，穿草鞋固然是根据地内的流行装扮，但身处国统区的青年为表达对革命圣地延安的向往和热爱，也会起而效仿中共人士穿草鞋，使得草鞋在西安、重庆、成都等城市流行开来。抗日根据地内外的青年爱穿草鞋，从表象上看是一种模仿行为，其本质是跨越时空的革命参与活动。长征结束后，红军战士途中遭遇的艰辛、残酷经历逐渐远去，成为一段记忆，而被中共军队从南方一路带至北方的草鞋则成为具象的革命见证。在红军老兵眼中，草鞋或许只是稀松平常之物，但在知识青年眼中，却独具一种崇高的革命精神。草鞋便将不同身份和地域出身的革命者融汇在一起，消除了不同革命阶段的时空阻隔。

行军作战中，草鞋既在革命者的记忆中留下印记，后方妇女制作草鞋劳军的身影也烙印在地方文化之中。在中国东南诸省，至今仍流传着大量以草鞋为主题的民间歌谣。其内容大多通俗易懂，曲调朗朗上口，生动地表达了红军在前方冲锋陷阵、群众在后方踊跃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亲的革命友爱精神。

随着中共军队活动轨迹的移动，沿途民众充分体认到穿着草鞋的红军战士形象以及部队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各类关于草鞋歌曲的创作与传唱，也将这一形象传播开来，深刻影响着当地的民间文化。除民间文艺作品外，抗日根据地里的知识分子作为创造与传播中共红色文化的主力军，也通过借用草鞋这一载体，将自身的革命情愫融入文学、音乐、版画、雕塑等艺术作品的创作之中，进而弘扬与歌颂中共军队艰苦朴素的军旅作风与无畏牺牲的抗敌精神。关于草鞋的群体记忆，也通过各种媒介与途径，得到保存、强化与不断重现。

新中国成立后，草鞋作为中共革命文化的重要意象被继承与延续。时至今日，在井冈山、延安与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博物馆中，草鞋仍是展现中共军队红色文化必不可少的陈列品之一。从草鞋阐释开来的革命精神，亦是当下爱国主义教育的实例。

在中国革命战争中，中共军队重拾与发扬了南方民间传统，编制草鞋武装双脚，进行内外斗争。战士们脚蹬草鞋的图景，充分展现了工业文明下的坚船利炮与落后的手工业制造之间的冲撞。中共士兵穿草鞋、打草鞋的历史真实，也成为公共性与私人性、宏大史实与微观叙事的交叉地带。

小小的草鞋成为转动全社会战时力量的重要齿轮，并与各项从动系统共同构成中共的群众动员与组织机制。随着时空条件的转变，红军北上抗日后，草鞋的适用性逐渐降低。在从草鞋到布鞋的穿着过渡中，显现的是中共在面对地方环境变化时所作出的适应性策略调整。在广阔的战争背景下，草鞋细小而微，却牵涉着军需后勤、群众动员、社会生产与革命信念构筑等各方面问题。硝烟虽然散去，但战争给亲历者留下的回忆刻骨铭心。回忆的留存需要具象的载体，草鞋给无数官兵造成的肉体创痛以及其逆时代发展的潮流性，则成为承托老兵对战争苦难与革命记忆的容器。在这一过程中，革命理想与价值信念也凝结在了小小的草鞋之上。革命记忆既是历史真实的反映，也可以影响人们的回忆与实践。在中共老兵反映革命日常的回忆录与口述史资料中，关于穿草鞋或打草鞋的描述俯拾即是。这些在战争背景下本属极为平常之事，但在日后中共革命话语的不断塑造与深化下，草鞋则被赋予了艰苦奋斗精神、军民鱼水情谊等一系列深刻内涵。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穿草鞋、打草鞋从革命传统蜕变为革命记忆时，草鞋也升华为重要的革命元素与红色符号。在中共文化的承续过程中，关于草鞋的历史与记忆定会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