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利平 | 在孤独中飞翔——高更的一生

文摘   2024-11-14 16:27   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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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源于网络】












在孤独中飞翔——高更的一生     


文 | 童丽平





高更是一位很有争议的画家,身上标签很多:疯子、傻子、渣男、艺术家…… “来自秘鲁的野蛮法国人”是他分裂身份的自我认同。

如此种种,我们先从他的家族背景讲起。

高更的外祖母弗洛拉.特里斯坦
关于高更的祖父母,鲜有资料记载,只知道他们居住在法国奥尔良。相比其他家族成员,更多被提到的是高更的外祖母弗洛拉.特里斯坦,她是一个传奇女性。弗洛拉是19世纪的一位社会活动家,女权主义者,圣西门派作家。她创办了手工业行会,支持工人运动,是第一个将工人阶级的自由与促进妇女权利相联系起来的政治家。她先于《共产党宣言》提议将工人组成明确阶级,并主张工人阶级团结在一个无产阶级政党之中。她的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产生重大影响,她的著作《工人联盟》中有一句日后被马克思引用的著名口号“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高更母亲弗洛拉画像   1894年
弗洛拉(1803年-1844年),她的母亲是法国人,父亲是海军上校,叔叔是秘鲁总督,整个家族在秘鲁南部富裕且地位显赫。因时局混乱,弗洛拉父母结婚时没有在政府登记。她五岁时父亲骤然离世,作为非婚生女,母女俩没分到半点父亲的财产。从贵族到平民,未满18岁的弗洛拉迫于生计嫁给了她打工的平版印刷车间老板、雕刻师安德烈.夏扎尔(1796年-1860年)。婚后遭遇丈夫家暴,弗洛拉想逃离婚姻,而当时的法国法律禁止离婚。她花了17年时间,最终在1838年奋力争取到“合法分居”的法庭判决。判决生效半年后,夏扎尔枪杀弗洛拉,因谋杀未遂罪判处监禁20年。
外祖父夏扎尔和外祖母弗洛拉之间的悲剧组合影响了高更的个性。从夏扎尔身上我们看到了高更刚愎自用、敏感易怒的性格;弗洛拉的生活经历、冒险精神和女权主义思想,则影响了高更的艺术创作和人生观。高更根深蒂固的傲慢,孤注一掷的反叛以及对自由不可遏制的深爱,都有外祖母的影子。

高更的父亲克洛维斯.高更,是一名激进的政治新闻记者。在法国二月革命期间,因揭露拿破仑.波拿巴的称帝野心而遭受迫害,于1851年举家迁往秘鲁,途中染病而亡。

在高更的父亲去世后,母亲艾琳.夏扎尔带着高更和他的姐姐继续航行到达秘鲁首都利马,投奔亲戚。后来高更祖父去世,他们回到法国。高更的母亲艾琳对高更的艺术生涯有着深远的影响,她的生活经历和背景无疑为高更的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灵感来源。

命运多舛、天生孤傲的高更身上,有着整个家族成员的烙印。

随着对高更家族背景的深入了解,我们不禁对他的人生旅程充满了好奇。那么,这位拥有复杂血统、性格矛盾的艺术家,究竟经历了怎样非凡且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呢?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在这样一个充满血腥和暴力的时期,同年6月7日,保罗.高更在轰隆隆的炮声中降临人世。他的出生在艺术史上如同一颗新星的升起,他的影响与1848年革命一样深远。

1851年8月,由于政治压迫和时局动荡,高更一家决定迁往秘鲁首都利马,投奔母亲的家人;三岁多的高更开始人生第一次远行,不幸的是才出门两个多月,航行至麦哲伦海峡途中,高更的父亲因血管瘤破裂而亡埋葬异乡。母亲带着他们继续前往秘鲁,投靠了自己的娘家人。

幼年的高更拥有了在南美洲生活的独特经历。当时的秘鲁是文明与野蛮的混合体,当地人对色彩的运用让高更着迷,这奠定了他后来对明亮色彩的偏爱。幼年时期对于异国风情的记忆,让他一生都保持着流浪旅行的习惯,高更走过巴西、巴拿马、大洋洲、地中海,甚至到了北极圈。这一切都成为他创作的灵感源泉。

1855年,祖父去世后,母亲带着他和姐姐回到法国奥尔良继承遗产,高更在这里开始接受正规教育。他晚年回忆说,“那里的教育使我痛恨虚伪、虚假的道德,痛恨制约他人的一切。”高更对自由和原始生活的渴望开始萌芽。

1865年,17岁的高更成为一名海员,开始了长达六年的环球航行。(1867年,母亲因病去世,临终前将高更托付给她的好友银行家古斯塔夫.阿罗萨。)1871年,高更结束了海员生涯,回到巴黎。1872年,监护人阿罗萨安排高更到证券公司工作,担任投资顾问。从水手到投资高手,高更也游刃有余。他天资聪颖,反应迅速,许多客户对他的专业投资能力深具信心。当时辛苦劳作的工人每月勉强可以领到100法郎的薪水,而高更年薪已超过四万法郎。不到30岁的高更成为人人羡慕的中产精英,事业如日中天的单身贵族。住豪宅,穿华服,有专人接送的马车……他还学习阿罗萨投资购买艺术品,收藏了大量马奈、莫奈、塞尚等人的作品。

高更于1873年迎娶了丹麦女子梅特为妻。家庭美满,儿女绕膝,有稳定高薪的职业,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高雅的业余爱好。高更是妥妥的人生赢家,一切看起来都是完美人生的模板。

《维罗弗的景色》

如果按正常轨迹,艺术殿堂并不会出现高更的名字。然而,在1874年,高更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他的人生在这个夏季悄然改变。经阿罗萨介绍,高更结识了毕沙罗,他很快成为印象派画家的大客户,并加入了周日画家行列。毕沙罗是高更艺术之路上的贵人,他引领高更走进了印象派大门,教他绘画技巧,为他争取参展机会。1876年,在毕沙罗的力挺下,高更的一幅风景画《维罗弗的景色》入选印象派展览。

高更逐渐在绘画界崭露头角,他开始不满足于当一位星期日画家。

不出意外的话,意外就发生了。1882年金融风暴来临,法国股市崩盘,高更收入骤降,一场金融危机彻底解放了他的灵魂。1883年高更未与任何人商量就决然辞职,专心画画,从此走上了艺术这条不归路。这样戏剧性的决定,让亲朋好友倍感震惊,毕沙罗都对自己的儿子说,“高更太天真了。”从此,这个世界缺少了一个体面的股票经纪人,而多了一个举世闻名的画家高更。

成为画家的高更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但是他在画画中找到了自己。马克吐温说,“人生最重要的两天,是你出生的那天和你明白为何活着的那天”。对于高更来说,决定辞职的那天一定是他明白为何活着的那天。30多年前,母亲将他带到了这个世界,他获得了肉体的生命。可此时,他的灵魂睁开了眼睛,他为自己争取到了第二次生命,这一次新生让他找到了人生的意义。从此他自由地画,疯狂地画。

辞职后的高更收入锐减,他的画作一幅也卖不出去,全家几近断炊。但是一路低走的生活并没有影响他对艺术的追求,哪怕失去家庭,失去朋友信任。即使经常食不果腹,过着流浪的生活,他依然在坚持。为了节约生活成本,高更一家先是离开巴黎去了鲁昂,1884年又去了丹麦的哥本哈根,投奔妻子的娘家。在这里他做了防水布销售员,妻子也当起了家庭教师并兼职翻译,以维持生计。不出意料的,高更遭到妻子娘家人的冷遇。

1885年高更受不了梅特娘家人对他的冷嘲热讽,带着儿子克劳维斯重返巴黎,把妻子和其他孩子们留在娘家。从此沉重的家庭重担由梅特挑起。

1886年,高更参加了印象派第八届画展,也是印象派最后一届画展。此后这个团体不复存在,大家各奔东西。

此时的高更卖不出画,生活窘迫。同年6月,他首次去了法国北部布列塔尼的阿旺桥居住,那里的乡村酒店包吃包住65法郎一个月,风景优美,民风淳朴,常有美院学生来此写生,这个村子成了画家的聚集地。高更长相英俊高大,多年漂泊练就了很好的交际技巧,见多识广又擅长聊天,再加上年龄较大,高更成了“阿旺桥派”领袖。此时,他的画作依然无人问津,开始欠债维持生存。

在阿旺桥居住期间,高更认识了一位年轻人叫贝尔纳,可以说贝尔纳是高更艺术之路上另一位贵人。贝尔纳读书颇多,对巴黎当时蓬勃发展的象征主义文学理论非常熟悉,他发现高更的作品与象征主义有不谋而合的地方,于是向高更详细介绍了象征主义绘画理念,贝尔纳的理论让正找不着北的高更深受启发。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高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美学语言。

11月高更返回巴黎,他生命中又一位重要人物闪亮出场了。来自荷兰的梵高与高更初次相遇,这一对好友拉开了相爱相杀的序幕。谈高更就不能不谈梵高,缺了其中一个人,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欧洲艺术也不完整。

这一年,高更正值困境,无法照顾家人,生活受到阻力,精神受到打击,时常自责绝望到想结束生命。

这一年,梵高刚和妓女茜恩分开,梵高所有的宗教狂热与爱的梦想随之幻灭,孤独地来到巴黎投靠弟弟。

同样的颓废无所,孑然一身;同样的除了创作的热情和艺术的创作力一无所有。这次短暂的相遇,让他们在对方的绝望中看到了自己,两个悲伤的灵魂在这座城市相遇,望见了彼此眼中那燃烧着的艺术热情。梵高认识高更后相见恨晚,把他当做艺术界的偶像,将其视为难得一遇的知音。那时的高更一定不会想到对面那个与自己十成相似的艺术疯子,会在一年后与自己羁绊到燃尽生命。

短暂的相遇后,梵高去了法国南部阿尔,高更则再次走向布列塔尼。

1887年4月,高更决定离开法国,去远离文明的海岛,乘船先后去了巴拿马、马提尼岛等,12月返回法国。

和高更分开后,梵高去了法国南部阿尔租了一栋黄房子,准备建造“画家之家”,他计划将一些志同道合的画家聚集在这里共同创作。于是梵高给许多相识的画家发出邀请,也包括高更。但是好多人都拒绝了。

此时,返回法国的高更身无分文,疾病缠身。他对于梵高的邀请有更加功利的想法,答应邀请既可以缓解当下的经济困境,又可以委托梵高的弟弟提奥为自己销售作品,正所谓一举两得。为了摆脱困境,1888年8月中旬,高更答应赴约,并给妻子梅特写信说计划在那里住六个月,直到来年春天。

《画向日葵的梵高》

等待相聚的过程中,两人互换了自画像。梵高在这段时间创作力爆棚,我们所熟知的名画《向日葵》系列、《黄房子》《夜间咖啡屋》等就是那个期间所画。

1888年10月,高更终于来到阿尔,最初几周两人共同散步、作画,画艺上两人相互渗透,互为借鉴,日子过得那叫一个岁月静好。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性格中的差异逐渐显露。梵高内向狂热,高更冷静骄傲;梵高的随性不羁与高更的井井有条形成了鲜明对比;梵高对生活里的柴米油盐显得力不从心,高更则游刃有余。他们的艺术观念也产生分歧,相互之间的评价转为贬损。性格迥异的两个人,从生活习惯到作画风格完全不同,矛盾越来越大,恶斗不止,争吵、道歉、咒骂、威胁周而复始。共同生活的梦想在现实面前逐渐破碎,真是相见不如怀念。近距离的接触,梵高眼中高更的偶像光环也渐渐消失,随之而来的只有日常的琐碎,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唉,这份感情终究还是错付了。

高更经常为了息事宁人,面对暴躁的梵高常常会委曲求全,“是的,你是对的。”一天半夜高更醒来,发现梵高一声不响地站在他的床边,瞪着眼睛盯着他,高更感到恐惧,决定尽快离开。终于在共同相处了62天之后,发生了闻名的“割耳朵”事件。随后,梵高住进医院,高更在通知了梵高的弟弟提奥之后匆匆踏上前往巴黎的火车。阿尔见证了这对玻璃兄弟的相聚相离,见证了这段来得凶猛走得彻底的友谊。

高更的离开对梵高打击很大。1890年7月27日,梵高在奥威因枪伤而亡,高更也没有回来参加葬礼。至此,两人此生不复相见。

高更心中可能也有愧意吧?在50岁那一年,他请巴黎的朋友寄来了向日葵种子,高更把它种在自己家的花园里,并且画了一系列关于向日葵的绘画,这也许是他对自己过去老友的怀念吧?高更画中的向日葵温婉哀伤,与梵高画中的向日葵之激情热烈完全不同。梵高的热情灼伤了高更,让高更逃离;但梵高的热情同样也温暖了高更的后半生。

高更离开阿尔后又一次去了布列塔尼。1886年到1894年间飘荡成性的高更总会不定期地在布列塔尼住上一段时间,这是欧陆唯一能让他喘息、安心画画的地方。布列塔尼是高更艺术的根,也是前往塔西提岛停留的起跑点。他关心当地人原有的文化与艺术,于1888年完成《布道后的幻想》。

1891年高更计划前往塔西提岛。为此他举办了画展拍卖作品筹集费用。高更在出发前先到哥本哈根会见妻小,之后就向巴黎的一切挥手告别。高更没料到的是,12年后他会死在遥远的小岛上。

塔希提岛是他最后一线希望,而起意奔赴这座南太平洋小岛,是他偶然读到一篇有关塔希提岛的报道,作者将它描述成一处不知金钱是何物的世外桃源,这里风光怡人,物产丰富,人人无忧无虑。如此简单的生活让他非常向往。现在的塔希提岛作为旅游胜地,人称是海岛中的“爱马仕”,被誉为“最接近天堂的地方”。可当年高更登岛后才发现童话里都是骗人的,这里远没有宣传的那么美好。作为法国殖民地,欧洲文明已经渗透到了岛上。

经过62天的航行后,高更终于在1891年6月来到了他梦想中的塔希提岛。开始他长达12年的塔希提岛生活。

登岛后眼前所见到的一切却让他大失所望,高更在这里仿佛看到了另一个巴黎。伴随着殖民,法国人带来了西方的文化、等级、服装、食物和疾病,这一切都让高更厌烦,他不知道自己渴望的原始文化藏在哪里?

初来塔希提的高更自负、浮躁而孤独,他不愿意与道貌岸然的欧洲人打交道,又无法融入土著人的圈子,因此倍感孤独。但他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和生活方式,也找到了归属感。他学会了当地人的语言,越来越像个本地人,赤脚行走,脚底长满了厚茧,衣服穿的很少,后来常年赤身裸体。”当地人也习惯了他的存在,把他当成自己人,他和一位叫蒂蝴拉的本地女孩生活在一起。

高更摆脱了他一心想要摆脱的禁锢,变得和当地人一样自然、平静、坦率、强健。他说:“文明慢慢从我身上消退,思想也变得单纯了。”坦诚相见的生活环境,使他的画作也变得原生态无过多修饰。

《你何时结婚?

塔希提岛是高更艺术生涯的重要阶段,他一生中的主要作品在这一阶段完成,这座岛成为高更的乌托邦。哪怕岛上生活穷困潦倒,也不妨碍他对艺术的追求。1892年创作出拍卖价最贵的一幅画《你何时结婚?》于2015年成交价为三亿美元,购得者是有钱任性的卡塔尔王室。

高更带来的钱很快散去,心脏因水土不服也出现问题,弹尽粮绝的高更只得于1893年返回法国。到达马赛港口时,他的口袋里只剩4法郎,病得东倒西歪不成人形。此时,他的一位叔叔病逝,一笔遗产从天而降,他又开始大手大脚花钱,在巴黎租了画室装修成塔希提风格,还养了一只猴子和一位模特,这位模特是来自爪哇的混血女孩安娜。

高更在1893年11月举办了《塔希提人》画展,向公众展示他创作于塔希提的作品。结果公众对他的作品反响不大,评论界更是褒贬不一。他本想卖出一些画作,却没有获得任何收入。然而他那些新颖、神秘、野蛮绘画还是为他赢得了一些崇拜者。

1894年高更带着安娜去了布列塔尼。招摇的安娜和这里格格不入。有一次安娜和当地人发生冲突,高更为了保护安娜而受伤。高更在医院养伤期间,安娜将高更所有值钱东西一卷而空消失了。没钱也没前途的高更倍受打击,对欧洲彻底恋无可恋。高更很快在卖掉一些作品后,于1895年最后一次离开法国重返塔希提岛。与之前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没有打算回来。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

1897年,高更的身体每况愈下,雪上加霜的是他最疼爱的女儿艾琳因肺炎去世。痛失爱女让高更陷入低潮期,遭遇了有生以来最严重的精神危机。而此时,高更在塔希提岛用贷款置办的木屋因欠债被银行收回。高更很快病倒了。爱女离世,贫穷和病痛的反复折磨,让一向意志坚定的高更也陷入了人生的迷茫。这样的心境下,他画出了《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整个画面代表了人在一生中不同阶段的存在形式。高更在这幅作品里提出对生命意义的哲学思考,集中表现了他对人生和艺术的见解。

这幅画用他的话来说,“其意义远远超过所有以前的作品,我再也画不出更好的、有同样价值的画来了。在我临终以前我已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这幅画中了。这里有多少我在种种可怕的环境中所体验过的悲伤之情……整整一个月,我一直处在一种难以形容的癫狂状态之中,昼夜不停地画着这幅画……没有模特儿,没有画技,没有一般所谓的绘画规则。”

画完之后,高更心愿完成。1898年2月21日,他只身走进大山,拿出准备好的砒霜准备自杀,结果因药效不足被救。因而卧床两个月,每天头疼难忍。在他自杀获救之后,法国一些朋友说服了巴黎的一个画商,成为高更作品的独家经销人。高更的所有作品都在他画廊寄卖,他每月支付高更300法郎生活费。

《塔希提的山》(Montagnes Tahitiennes,高更,1893)

最后的塔希提岛岁月是极其痛苦的,因为私生活混乱引发了梅毒并发症,湿疹、腿疼也折磨着他,最让他痛苦的是彻底的孤独。

塔希提造就了高更,他在这里确立了独特的艺术风格,同时也确立了自己在世界绘画史上的艺术地位,并对现代绘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01年8月,高更搬往更为原始的马克萨斯群岛的希瓦瓦岛,此时的高更身体每况愈下,常常卧病在床,几近失明,开始着手写回忆录《此前此后》。

生命的最后三年中,他用肮脏的绷带包住两条流脓的小腿,拄着拐杖,四处蹒跚。为了缓解浑身疼痛,不得不服用吗啡、鸦片、苦艾酒等,他的情绪也逐渐变得躁狂,健康恶化,常因难以入眠而精疲力尽,被疾病带来的痛苦折磨不堪的高更曾多次自杀未果。

因身体原因,当他考虑回法国居住时,申请被当局官员拒绝。高更反伦理、反文明的许多言论与行为触怒了当地殖民政府的法国官员及教会神职人员。他被殖民政府官员视为行为败坏、辱没欧洲文明的痞子,被神职人员认为是一个背离基督信仰充满邪恶的魔鬼。

高更回不到文明社会了,他走的是一条没有机会回头的不归之路。高更孤独地生活在自己营造的梦中,巴黎终究成为他回不去的故乡。

《雪中的布列塔尼村庄》

1903年5月8日,保罗.高更因心脏病发作去世。人们在画架上看到一幅未完成的风景画《雪中的布列塔尼村庄》,临死前高更依然在画画,他是真的热爱画画,是拿生命在画。莫奈说,“一个人要有舍弃对一切事物的眷恋,唯独钟情于作画,这样的人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画家。”高更做到了。

高更在这座岛上度过了最后的时光,永远地留在了这座小岛。他的作品被带回了欧洲大陆,画作一经展出,引起了艺术界疯狂的追捧。高更的妻子梅特享受到了高更死后出名所带来的巨大财富。到1911年,卢浮宫已无法筹集到足够的钱买下高更的名作《亡灵的注视》。

至此以后,高更成为了世界的高更。

作为后印象派三大巨匠之一的高更认为艺术应该回归原始本能,而非理智的描绘客观自然。他认为色彩是思想的结果,而不是观察的结果,在他眼里,色彩是心灵的窗口,是对自我的表达。高更拒绝复制大自然,而是想通过色彩把自己心里所想表达出来。

高更一生画了500多幅作品。他的画大多是反映原始部落的人和生活方式。他的作品简练明快、原始质朴、色彩斑斓。高更摒弃传统的光影与明暗效果,着重运用了纯色平涂和流畅线条,画面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装饰效果。除去绘画以外,在雕塑、陶艺、版画和写作上也有一定的成就,为20世纪的现代艺术奠定基础。 

艺术发生巨变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和时代背景,更有自身发展不可逆转的规律,每个阶段的发展都是在解决前人遗留的问题。一旦问题解决,必然会迎来变革。以高更为代表的后印象主义,其鲜明的风格引领着现代艺术发展,其独特的艺术特质和无可替代的艺术地位,成为西方艺术史上的转折。

在艺术变革瓶颈期,高更通过对原始和土著民族艺术的研究,形成了一种平面的具有原始意味的艺术风格,在作品中寄予了对人生及艺术的深刻思索,赋予了作品的象征意义。为以后原始主义、象征主义、立体主义等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道路,成为艺术界不可或缺的引领者。

至此,高更的故事就讲完了,而生活仍在继续……

编辑 | 申奋平
审核 | 付小平    刘芳芳









童利平,山西省高中美术教学能手,山西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中国画学会理事,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中学高级教师   任教于范亭中学,守三尺讲台,绘诗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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