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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0多年前，汾水之畔，陶寺先民经天纬地、筑城建宫、敬授民时、以礼治国。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四大早期都邑性遗址”之一，陶寺遗址是实证中华文明五千年历程的重要支点。近日，位于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的陶寺遗址博物馆开馆。透过诸多珍贵的文物，我们得以窥见陶寺先民鲜活的生活面貌及探索宇宙的智慧，揭开陶寺文明的神秘面纱。
陶寺遗址是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大型聚落遗址，年代距今约4300年至3900年。陶寺遗址博物馆依托陶寺文化建设而成。步入博物馆大厅，一道“文明之光”映射着“光被四表 协和万邦”8个大字——这即是对陶寺文化精神品质的高度概括。
文物不言，摆渡求索之人，穿越时空长河，追寻文明曙光。彩绘蟠龙纹陶盘、铜蟾蜍片饰、绿松石镶嵌腕饰、彩绘漆木器……230件（套）文物集中亮相，结合光影、数字化等技术，全景式展示陶寺遗址在城址规划营建、手工业制造、艺术创造等方面的突出成就。
“这里是最佳观测点。”顺着讲解员靳垣临指引的方向，观象台遗迹复原互动装置出现在眼前。陶寺遗址考古发现的弧形排列的夯土柱基，被专家推测为用于天文观测的观象台遗迹。靳垣临介绍，陶寺先民利用柱子间的缝隙，研究太阳的光影，从而将一年分为二十个节令，这就是二十四节气的前身。陶寺遗址出土的圭尺首次公开亮相。专家推测这根黑、绿、红三色的漆木杆为天文历法观测仪器。圭尺和立表组合使用。圭表不仅可以确定农时节令，还能测量土地，确定“地中”。通过精准管理时间与空间，服务王权与社会，是陶寺这一早期国家的科技与制度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标志着中华文明对时空掌控与管理的肇端。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共识意义上的“地中”观念，亦被后世历代王朝继承完善。“对陶寺印象特别深的是礼制和天文。”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曹兵武认为，陶寺已形成了全面的天文体系。陶寺遗址出土了以龙盘为代表的陶礼器群。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早期的“中国龙”是什么模样？一件红白两色的彩绘龙盘给出了答案。“陶寺遗址共出土了4件龙盘，其中M2001出土的龙盘原件正在展出。”靳垣临介绍，龙盘中彩绘的龙是鳄鱼、蛇、鱼等多种动物的结合体。陶寺龙纹也为探索中华民族龙图腾的起源提供了线索。在文明形成中，文字的出现蕴藏着构建精神世界的力量。朱书扁壶在展厅中颇受关注。这件朱书扁壶上用红色颜料写有两个字，其中一个酷似甲骨文和金文中的“文”字，另一个则被专家释读为“邑”“昜”等。朱书扁壶对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1958年，陶寺遗址被发现，1978年被正式发掘，之后的46年来，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探寻文明根脉。陶寺遗址考古发现城墙、大型建筑基址、手工业作坊区和墓葬区等，先后出土包含彩绘陶器、玉器等在内的各类文物5500余件。随着陶寺考古研究被纳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重大项目，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陶寺内城取得一系列重要发现。其中，内城1号建筑基址面积达6500平方米，被判断为类似后世都城中“宫城”性质。在内外城之间，大型墓葬集中分布，墓中往往随葬大量文物，且出现鼍鼓、土鼓、石磬等固定组合、固定数量、固定位置的现象，反映“礼乐制度”很可能初步形成；许多小型墓葬没有任何随葬品，说明当时不同群体之间社会地位差异显著，阶级分化严重。“这些发现生动表明，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进入新的重要阶段，陶寺早、中期聚落已经初步具备早期国家特征。”国家文物局考古司相关负责人说。陶寺遗址体现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对探讨中华文明起源及国家形成有着重要意义。“陶寺文明是中华文明由多元迈向一体过程的关键之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教授张海说。来源： 中国文化报
制作：李晶晶
编辑/初审：萨其拉
复审：霍冰峰
终审：李剑锋
声明：转载请注明来源于《苏尼特右旗微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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