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眠者网络
在这些创作中,重要的并不是床,而是以床为支点展开的对生活与困境的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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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种床”展览现场
2024年,弘美术馆,温州
全文图片鸣谢艺术家及弘美术馆
十一种床
弘美术馆,温州
6月2日至12月2日
继以徐震个展开馆的九个月后,弘美术馆开幕了它的第二场展览“十一种床”。长长的参展名单中,仅有四位是轻易可被当代艺术系统辨识的“职业艺术家”。不难想象这份名单将如何制造业内观众的分野:因陌生而兴趣寥寥,或因了解内情而心领神会——这是这家以“社会(科)学”为自我定位的美术馆的试练,毕竟将熟悉的经验陌生化是对生活展开社科分析的必经之途,展览也不例外。
但假使考虑不熟悉“当代艺术”的温州本地观众,这里亟待被陌生化的经验就并非当代艺术,而是其他。弘美术馆地处温州市区的一座五星级酒店大厦内,面对这样一个高度排他的商业空间,如何松解人们习得的与之发生关系的方式,并处理一家“社科型”美术馆所预设的公共性与这套方式之间的张力,是“十一种床”提出的问题。展览以“床”为题眼,呼应酒店的基础功能和最小构成单元,却也有意规避某种过于直白的一一对应关系:虽不乏用到实体的“床”,但十二组作品(而非十一组)在多重的意义维度上挖掘着这一日常物品所可能蕴藏的异样经验。展厅入口,阿科利用展厅空间的甬道结构,以近似剧场置景的方式搭起了一节春运车厢:两个编织袋,四把座椅,一截假腿从后排座椅下伸出,模拟春运苦旅中的人们,也提醒着观众有时“床”不过就是座椅下的不到一平米。而观众只有踏上这节车厢,跨过这些“床位”,才能进入展厅。紧接着视野变得开阔,李燎在两块投影幕布圈出的空旷地面中央铺上了一张单人草席,引导观众在贴近地面的高度躺下(通常也是无家可归者的“床”的高度),跟随他的行为影像一起思考:睡眠,被默认属于私密空间的人类最松弛状态下的行为,实则仰赖着何种社会规范和伦理共识?以及在此约束之下,何以为床?通过把睡眠带到街头,把“床”的经济成本降到近乎为零——二者皆站在高级酒店所承诺体验的对立面——李燎在打开关于“床”的社会性想象的同时,亦为展览本身指出了一套颇具概括性的价值坐标,即那些灵活、边缘、极端之物,却也同时存于日常和附近。寺苗秀琴《东村新妇》
2024年,装置,综合材料,尺寸不限
同阿科的春运车厢一样,展览中有几件作品均关于曾经与创作者发生过具身关联的某一张“床”:李怒在武汉封控期间于工作室自我隔离并自我监控六晚七天的那张床;寺苗秀琴从阿嬷即将被焚毁的遗物中救回,后同老家的妇女们一起将其转变为布偶戏台的那张床;广东黄因获口袋罪身陷囹圄期间伴他度过漫长日夜的那张床;潘赫漫游城际、寄身他乡时,用几把塑料高脚凳拼成的那张“床”。显而易见,在这些创作中,重要的并不是床,而是以床为支点展开的对生活与困境的讲述,它们像短篇小说一样精炼具体。而“床”凭借着它神秘的文学特质,它与身体、梦境和死亡的天然关联,它作为一个人所能退守的最小行动范围所具备的空间—权利属性,无疑放大了这些本就紧贴时代症候的个体讲述的感召力。从而,“他人”的生活并不让人觉得与己无关,反而勾起“同属一片天”的命运牵动之感。
李怒《限制级悲伤》(前)
2020年,单人钢丝床、铁、沥青,195 × 74 × 205 厘米
2020年,行为表演记录影像
“十一种床”展览现场
2024年,弘美术馆,温州展览中另外几件由团体/长期项目构成的创作则像是拿过了接力棒,把“床”所可能具备的公共性与再生性激进地提取,并将之推向一系列自发的实践——为书籍、知识和议题的流动和寄居而成立的“折叠的房间”;以集体创作为基本方法的“44月报”;为朋友而开设,依托社群存在的“本广大画廊”。知晓背景的观众可能会迅速察觉,这些本质上去作品化并有意祛除创作主体的项目无意为本次展览贡献更多,只是在各自原本的轨道上行动着。此时,“床”化为一个抽象的能指,指向那些构建出别样社会生产关系的网络——它们既为困境中的个体带去慰藉,也对弥散于原子化个体之间的结构性榨取施以反击,至少理论上如此。“十一种床”展览现场,温州,2024年
全文图片鸣谢艺术家及弘美术馆
相比之下,“第一芬兰松馆”给出了一套更为可触可感的方案。该团体长期围绕芬兰松这一环保、易得的材料共同劳动和交流,从“给身边人做一些床”的朴素愿望出发,最终在展览中呈现了劳动的过程和成果。这些床形态各异,每一张都表露着对“身边人”需求的关切。我带走了一张供观众自由拿取的图纸,其形式语言似是挪用了宜家家具安装步骤图,图上的文字标注了此床在标准化生产之外所做的特殊设计,角落是这款床的命名“DIY NON-STANDARD AND OVERSIZED BED FOR MY TALL SON”(为我的高个儿子DIY的非标准化特大号床)。这张床是否真的能够被使用另当别论,但透过一种看似无厘头的认真,“第一芬兰松馆”让人意识到或许身体才是床的尺度,而在高级酒店这样一个以昂贵价格贩售关切的空间里,用为他人“动手做”来传递包容和关切,可谓四两拨千斤。“十一种床”展览现场,温州,2024年
全文图片鸣谢艺术家及弘美术馆
除了上述和其他一些在主题相关性上显得神秘莫测的作品以外,“十一种床”还有着以完全去作品化的方式参展的“第二单元”艺术家。虽然内容尚不明确,他们将在展期内陆续从外地来到温州,发起城市行走、演出、工作坊等等,在与观众的互动中不断生成新的现场。这一做法直接延续自策展人彭雪莹曾在广州的机构工作中发起的城市漫游项目[1],也折射出她在策展语境下的行动主义倾向:更关注创作的社会价值而非审美价值,在地情节而非普遍前提,更强调“关系”而非“个人”,“过程”而非“结果”。然而,值得警惕的是,过去几年里,这些倾向几乎汇成了用于概括(泛)广州创作群体的一种模糊又刻板化的标签,以至于每当特定创作者/团体同时出现,就唤起这个标签连带的种种预设,即某种被标记为草根和反体制的展览气质——“这个展览很广州”——哪怕其实有的参展者并不来自广州,大部分作品想言说的另有其事。不可否认,标签有着难以替代的策略价值,但假如我们相信行动的意义超越展示,那么回看此次展览和机构试图借其践行的自身使命,我们也不得不审慎指出其尚待解决的问题:如何避免方法论的搬运,从而避免在地性降格为一种展示,避免认同堕入自我类型化的陷阱?[1] 见2023年3月2日公众号“扉美术馆FEI Arts”发布的文章《离开美术馆后,我们如何行动?》。
✦ 撰文|王紫薇
本文收录于《艺术世界 ArtReview》2024秋季刊,即将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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