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西有“千年秦商，始于泾河”之说，关中泾三高流传着“泾阳的财东遍地吼，乐善好施家家有，东刘西孟社树姚，不如王桥一撮毛”，明清时期陕西关中在四川雅安及康定，著名的商号就有400多家，刘家也算得上其中的佼佼者 。
石桥川刘刘家与兴隆川刘庄子一脉相承，乃属川刘庄子的分支，石桥川刘刘家先祖刘兴义，明孝宗（弘治年间）1504年南下四川经商，历尽艰辛，经42年打拼最终于明嘉靖25年，也就是（1546）年在四川雅安创办了“义兴茶庄”，从事经营边茶销售，随后又创办分号“天业”，“恒泰”从事藏茶加工，在雅安做得风生水起，据康定文献记载，四川康定折多河以南一条陕西街，集中着80余家贩茶的陕商字号，号称“泾阳帮”的陕西茶商，主要集中在雅安的“三元街”，其中泾阳石桥川刘的刘兴义，以经营茶叶和药材为主，刘家在雅安创办的“义兴茶庄”其规模在雅安及康定名列前茅，每年办茶引11600张，一张茶引购茶100斤，另加附茶14斤，刘家主营陕甘茶叶贸易，在经营茶叶贸易中发了财，留一部分扩大生意，另一部分赢利流归泾阳老家。
刘家在陕西茶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与陕西茶商的共同奋斗中，抱团取暖，搭伙求财，清光绪年间社树姚家后辈姚文清，娶刘家刘纫秋为妻，两家生意联手，相互帮扶，其姚文清主持的“天增号”将旗下的茯砖茶商号推向了顶峰，创造了丰富的营商经验，一业为主，兼营别样，在明代边茶贸易实行易货贸易，除了官茶部分是茶马交易外，由商人“货卖”的部分则是茶与西部土特产品的交换，这便决定了茶叶经营上的多样化，茶商在选择交易产品时，往往根据市场需求就交换什么，不拘泥一个固定模式，在明代的边茶贸易领域，单纯经营茶叶的商人并不多，往往是一业为主，兼营多样，充分表现了陕商在沟通农牧，促成中西部地区经济联系中的“西商特点”，如西北边茶贸易在陕西是茶，盐交换，茶店既向西北客商批发茶叶，又同时收购西北客商驮来的食盐，皮毛，药材。这次西北茶商将茶叶运到边地后，除倒换外，又以茶交换西北番族的其他畜牧产品。
实行茶马交易后，又是茶与藏区的金砂，麝香，贝母，皮货交换，后羊毛畅销，又收购羊毛，康定羊毛每年上市70万斤左右，全部由“义兴茶庄”一家购买，因此《泾阳商业志》指出该县石桥富商刘家专营，茶，药材商号多设在四川一带，这种“一业为主，兼营别样”的做法使生意经营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灵活性，并可赚取多重利润，分散经营风险，坐收综合效益之利，这不能不说是陕商人一种机智的选择。
注重信息，随行就市，掌握了市场信息，对市场供求心中有数，这方面陕商也富有一定的经验，如西北边茶，每当一批西北茶客到来，或紫阳区闻知甘肃等地茶叶短缺，茶客将来之际，市场茶价随之大涨，“茶滚子”小商贩，茶行茶栈主等东奔西走，积极储备茶叶寻找货源，若逢来紫阳的西北客较多时，市场价格可比平时高出五六倍，西北茶商走后价格随之下跌，有个别茶商还抓住茶叶系季节性产品特点，每年春季新茶上市之初，常有小商贩背负着数十斤新茶赶赴销场，以求高价出售，收取货发利市的经营实效，后来才发现“汉川茶少而值高，湖茶多而值下”并且湖茶味苦，湖茶酥酪为宜，而湖茶比陕川茶更适应西部市场需要，“亦利番也”的实际出发，转向大量贩运湖南安化所产湖茶到西北边地，表现出很高的买活性，并因之而促成了明末清初安化茯茶在陕西的急剧兴起。
西南边茶亦是如此，最初定价为：每中马一匹绿茶1800斤，实为换茶太多，认为这不符合，“贱其所有，贵其所无”的市场供求规律，遂要求“验马之高下，以茶给之”，上等马一匹与茶120斤，中等马70斤，驹马50斤，虽是官府定价，却也曲折地反映了按市场规律办事的精神，进入商办茶后，更是直接供求变化，随行市运作 ，“或见番客云集，茶新易买，方请增引”，一旦官府课税过重，无利可图时“复将茶株尽掘”，搞得官府无所适从，只得“无税无引抚茶商，令民卖茶选茶”。
刘兴义在经营茶叶贸易中发了财，开始置地，建房，大兴土木，桥川位于泾河以北，汉白渠以南土地肥沃，四季分明，水利条件好，地价低廉，最适农耕，刘家便以商养农，以农补商，农商互补，逐置地一倾，伙计遍及周边乡镇，筑土夯实城墙，修筑城楼，东楼子，西楼子，宫观庙宇四座，古塔及阁楼，琼楼玉宇，气势不凡，东西楼子是仿长安城城门楼子修建，楼高五层，各层均有防守窗口，墙基由石条垒砌，外墙青砖砌筑，土坯填心，土坯坚硬结实，飞檐挑斗，一斗二升，屋面青一色琉璃瓦，五脊六兽，四个挑角各有风铃，偶有微风，飞檐四角便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犹似大漠驼铃，令人浮想联翩“风吹玲声响，飞燕绕城鸣”晨钟暮鼓，梵音袅袅，鸡鸣狗吠，牛马相闻，古堡呈现出一派安详愉悦的盛景，众伙计见刘家家道殷实，地旷人稀，缺少劳动力，打工衣食有靠，城防安全，便把此地当成自己的安乐窝，辟难所而久居，刘家最早分十门子，敞开襟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后因外姓人不断加入，才形成了一个大的村堡。
刘家的生意遍及甘蒙，川藏，雅安，康定，长江沿线，以雅安为总号，各地均有分号，生意达到鼎盛时自己都无暇顾及，各分号都有大柜二柜管理，放手予权，任其发挥，这无疑也给他们提供了贪污的机会，有两处大拒贪挪拒上银子，私下给自已开钱庄，以谋私利，转资将银子运回老家，均被土匪拦路劫杀，利欲熏心，害己丢财，命丧黄泉，无意之财不可得。
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二月，泾阳发生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回乱，迅速席卷西北，回民所到之处，烧杀掠抢，寸草不留，县城及周边城堡均被攻破，房屋被焚烧殆尽，钱粮均被抢光，男丁妇孺惨遭毒手，在这场回乱浩劫中，刘家也难逃噩运，刘家人登上西楼子，迫于顽抗还击才逃过一劫，城破人亡，屋塌房毁，哭天喊地，残垣断壁，惨不忍睹，实乃难以言表，幸存的只有西楼子也是千疮百孔，风雨飘摇，川刘人自强不息，灾后重建，无材料盖房，就挖地窟而居，很快又恢复常态。
到清光绪年间刘兴义第十三代世孙，老大刘臻，老二刘徵穃，老三刘锷生，老四刘晓相，老三刘锷生（三少）乳名刘湖北，因在湖北而生，在家主农事，川地生意由，刘臻，刘徵穃，刘晓相管理，均负责各分号生意，三少刘锷生从小素有爱国之心，决定弃农从戎，将农事交于族人，于1924年6月16日，报考在广州东郊黄埔建立的陆军军官学校，时年16岁，学期一年制，和陕籍同学赵寿山期满返陕，1925年投奔冯玉祥部，击败围困西安的刘镇华，随后和赵寿山加入了，仍扛着“靖国军”大旗的杨虎城部队，这支部队后来发展成为十七路军。
他从排长干起，少将副旅长，副师长，副军长，更成为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经过西安解围，双十二事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十七路军被缩编成三十八军，下辖十七师和一七七师，赵寿山任十七师师长，他任军法处处长，监督部队纪律，军姿军容，士兵及军官的不法行为，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随军参加了娘子关战役，守卫中条山战役，带领陕西楞娃浴血奋战，弹尽粮绝，与日寇白刃肉搏，打出了军威，只因寡不敌众而惨败，日本飞机轰炸阵地时，一士兵为保护他爬在他身上被炸死，他也被震晕而不省人事，等醒来已是死尸遍地，无一幸存者，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脱掉军装换上便衣，无望地返回了久违的故乡，他也被列入中条山烈士名单。
后赵寿山听说他人还健在便请他出山，被他婉言谢绝，死里逃生的他对仕途绝望，解甲归田，重整旗鼓，修复西楼子，倾心农事，不觉已到了而立之年，经人介绍与王桥东街赵家巷子，三姑娘赵群英结为伉俪，移嫁刘家改名赵玉茹，家父赵康荣在四川康定也为茶商，系“聚诚茶庄”大掌柜，因连年战乱茶道不敞，民不聊生，生意逐渐衰败，积劳成疾，终客死他乡，三个闺女分别是赵群窈，赵琼碧，赵群英，三朵金华，生在天府，长在康定，得益于巴蜀之灵气，个个生的“天生丽质难自弃，六宫粉黛无颜色”出落的落落大方，雍容而雅，谈吐不俗，三姐妹随众人扶柩返陕，棺椁上放一公鸡，唤魂归位，荣归故里。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三朵金华回到王桥正值婚配年龄，登门提亲者络绎不绝，过去大户人家讲究门当户对，最终大女儿赵琼碧嫁给瓜子老一李均华为三姨太，二女儿赵群英嫁给三少刘锷生，三女儿赵群窈嫁给双槐赵述财，三少结婚那天场面宏大，鸣锣开道，唢呐吹奏，鞭炮烟花齐鸣，整个迎亲车队笼罩在烟雾之中，良驹香车披红挂彩，招摇过市，从村里排到村外，送亲的队伍足足有几里路长，堂屋也是张灯结彩，绅士绅五，达官显贵，争相道贺，大摆筵席，全村招待，彰显着主人的奢华与富有。
解放后刘家因地多被定为地主，土地被收回集体所有，分田到户，财产没收，将其全家赶下楼子，他欲盖刘家大院六椽厅的木枓砖瓦也被归公，拆掉的西楼子，用其材料盖了个面粉厂，桥川大户从此一落千丈，被收没的财产在村南展览，有楠木家具，元青花瓷器，金银玉器，虎皮大衣，豹皮褥子，狐皮围领，水貂帽子，宫廷宫灯，名人字画，应有尽有，令人目不遐迩，流连忘返，因身份地位低下，子女前途无望，俯首躬耕，以求苟活，庆幸的刘锷生故世于运动之前，享年六十五岁，而家庭没受多大冲击，雅安，康定的生意也因战乱影响而倒闭，解放后财产充公兄弟三人欲返桥川，怕受管制，恐给家里添乱，最终定居西安，中断往来，政策开放后，刘家后辈奋发自强，学艺兴家，日子由衰变盛，均步入小康生活。
时过境迁，刘家的辉煌已经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历史大家族，一个庄园堪比故宫，生活极其奢华的家族，最终都免不了衰亡的命运，这里有战乱带来的打击，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后世子孙，安于享乐，不思进取，面对资本主义的渗透，没有及时的转型发展，最终消逝在悠悠的岁月里。如今躺在渭北乡间的那精美石雕砖刻，残存的院落，摇摇欲坠，向人们诉说着它曾经的辉煌与无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