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维︱夏莲居晚年事迹

文摘   2024-09-04 21:59   北京  
编者按:最近有一些跟夏溥斋(夏莲居)相关的资料流出拍卖。南京琴人韩飞推荐了这篇文章可以对照阅读。这里转载分享给各位琴友。

       另外我惊叹于对同一个人,同一件事,历史文字记述确大相径庭。相隔不足百年的事情,而今已经很难寻得真相。这里可以参照另外一篇文章:林宇雄:夏莲居闻琴音救管平湖



夏莲居像

    



“猿啸青萝”琴

    

    


黄正明交待材料


夏莲居有《题潞琴》诗:“潞藩三百今余几,飞鸟群中孤凤凰。”潞王琴当然不及猿啸青萝琴名贵,不过从诗中可见,此琴亦是渠园先生斋中珍爱之物。肯将其送给能琴的人,亦不能算不慷慨。

    黄正明比夏莲居小十六岁,终生从事教育,原为北京大翔凤小学校长。四十年代即追随夏莲居学fo学琴。1955年开始借住在夏家。夏莲居组织的种种佛事活动,她都是主要的推动者和参与者。来求夏莲居学fo、学古琴的初学者,都由黄正明接待。

     黄女士身世颇为凄凉。她是满洲旗人,年幼即父母双亡。结婚不到一年,丈夫又因肺结核去世,其后就一直守寡,真正的孤苦伶仃。接触佛教后,她在其中寻找到了精神寄托。她崇拜夏莲居,视其为导师,父亲。除了唯一的心传弟子黄念祖,夏莲居最得意的女弟子就是黄正明,常人前人后夸她有慧根。

     作为一个女性,她在不同时间、多次书写的交待材料中所作的回忆相当细腻,这让我们得以窥见一口山东话的大居士夏莲居的诸多言行。比如:“他对毛xx一直表现不尊敬,不重视。在他的住室内,从来没有悬挂过毛xx像,没有毛xx的著作,更说不上读和研究,从来没有宣传过。”

“什么东西都是外国的好。在见到处理旧货摊上的旧钢铝锅,他都抢着买,用起来赞不绝口说好。”

“在大跃进时,对炼钢方面,他认为做得过火,白浪费人力物力。在农业生产上试行密植时,不可能生长的好。报纸上报道,有的地方丰收的成果上,可以坐上人,他说这是虚假骗人的事。”

    这样的见识,绝非当时一般昏头涨脑的知识分子可及。

    当然,这并不妨碍夏溥斋在自己的诗文集里唱赞歌。如“解放后1952年我第一次参加代表会,看见大礼堂里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九个字,当时激动得眼泪都要出来了”,“在解放后,更觉得在政治社会上,只有这一条路,一心拥护社会主义。我当时的诗中曾有两句,是‘徘徊瞻顾总无聊,只有当前路一条’,可以证明我的心理”……

    大概这就是在一份检举信里,中国书店一店员形容夏老先生“为人滑溜”的原因吧。

     再说回黄正明。一名单身女性借住在夏莲居家,易被人嚼舌头,黄正明当然得交代两人的关系。七十岁的她检讨道:“为了同夏莲居学习,就经常同他到各文艺商店或是去故宫看历代的文物字画,并在返回路上,有时同他吃小馆子或者看电影、看剧等活动来满足自己的爱好和享乐。”“从1955年来到夏莲居家养病,犯下的错误更大了,悔恨自己不知检点,同夏莲居共桌吃饭。他的老爱人,双目失明,不在一起吃。在这情况下,自己就应当有个分寸,要避免嫌疑才对,而却粗心大意,留下很不好的影响,这完全是我的错误,只有老老实实的向人民悔过。”

     她又说:“在经济方面,彼此都划的很清楚,我入他们的伙食,每月付给十元伙食费。我借住他家的房子,在1962年我退休时,向他提出每月按一间房五元付给房租,是合理的办法。但他不接受。因为我在锣鼓巷储蓄所,用夏一翁的名字存了一个付房租存折,于是向我大发脾气。说是给他找麻烦,说是等于骂他。因此就把这件事作罢了。以后就在其他方面补报人情。他卖出扁担厂房子时,曾给过我四十元,也给了曲善堂和张康侯,他说因为你们都同我看过房子,就应当有这份的享受。还有一次出售了一部佛教续藏经,因为在慈德小学存放着给以保管着,也应当给以酬劳费,非给我四十元。我不能接受,但是因为他的脾气,是不敢回驳,我只暂为存留。还有一次,他买汉古铜盆,少了一个脚,卖不上高价,过了一个时期我打扫卫生从墙角扫出来了,古盆出售后,送给我二十元。这是没有理由要的,前后共一百元,我就捐在他印制他所作的‘念佛诗抄’一书中的印刷费了。同时我自己另外加上一百元。”

    从黄正明的叙述来看,夏莲居并不小气。

    最有画面感的一幕是:1957年全民灭四害打麻雀,当时整个北京城锣鼓喧天,哄赶麻雀,想把麻雀累死。人们抬着成框的死鸟从街上走过,一墙之隔的帽儿胡同68号院里,大居士夏莲居却正指挥全家主仆,轮流敲击院里那口刻着金刚经的铜钟,为死去的麻雀超度亡灵。

     夏莲居解放后被吸收为东城区政协委员,主要靠收房租、卖古董过日子。在他撰写的个人简历里,主要社会关系填的是梁漱溟、陈铭枢和李济深(梁漱溟是多年好友,梁漱溟日记里曾记请夏莲居为他诵咒,他也为夏的《集本大经解》题签)。

     黄正明和其他几位弟子之所以被要求交待和夏莲居的关系,其由来还要回溯到解放初。1953年1月,尚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日伪时期高官江亢虎(伪国府委员)、邹泉荪(伪北京商会会长)分别检举夏溥斋是汉奸、特务。江亢虎说夏莲居“由日寇佛教徒峰籏良充(驻华北军事机关特务,在东北教书多年)特务头子,给予他二十万元的开办费,在北京嵩祝寺组织佛教同愿会,扩展以佛教为掩护的特务势力,打入人民心脏。曾由日寇捧他做伪华北政委会的委员长没有成功,但他手下的一批特务信徒,都散布在各伪组织里,所以他与日寇始终是勾结得很密,专门做反共的活动和卖国的勾当,如2360监犯潘毓桂说‘他在1924年间曾写信给徐树铮说可用共产党嫌疑来打倒冯玉祥’……”(按:峰籏良充在鲁迅日记里亦数次出现)

江亢虎检举表

上海市公安局检举材料转移单

     上海市x安局将这份检举材料列为重点,立刻转给北京市x安局,并申明:“此种检举材料来自犯人,本局无法肯定其真伪,为使对犯人的奖惩正确有效,务请惠予配合,将该材料效果情况及时函覆本局(劳改处)为荷。”如果检举有效,大概算几位犯人的立功表现。

     北京市公安机关随即对夏莲居展开了调查,焦点是他在日伪时期担任北京佛教同愿会理事长一事。

     日本佛学家道端良秀在《日中佛教友好二千年史》中说:“同愿会是以北京的佛教居士为中心的佛教团体,昭和13(1938)年12月30日在北京广济寺组织成立。成立仪式有中国、日本的军、官、民300余人参加。”“同愿会的组成人员是:会长安钦活佛、副会长王揖唐、名誉会长印光法师、王克敏、靳云鹏、周学熙。理事长夏莲居、副理事长现明法师、全朗法师。评议长江朝宗、副评议长余晋和、汤芗铭。常务理事周叔迦等5人;……全是政界、实业界、高僧、博学之士等等头面人物,阵容堂皇。”“其事业有法会、翻译经论、出版佛教书刊、调查各地佛教情况、调查保护佛教古迹、文物、古书等。”其实,参加成立大会并致辞的日方代表,除了文章开头提到的外务省参事官堀内,还有一位重要人物,即力主增加驻华兵力,并起草《对华宣战声明》的北支派遣军总司令杉山元。后来检举夏莲居的邹泉荪此时亦在现场。他当时在同愿会中担任评议委员,并且在次年曾代表同愿会访日。

     同愿会发行有会刊《同愿学报》。《学报》上刊登了夏莲居在成立大会上的致辞:“在很久以前,王揖唐居士、靳翼青居士、和野崎先生,就属以弘扬fo法的工作,约我参加。彼此研究考虑、经过数月之久,我总不敢追随,因为自己知道学业修为,精力时间,种种都不够,所以屡经审慎,不敢自任。后来因为安钦上师以大悲心,答应担任会长,内政部总长王揖唐居士,又答应担任副会长,又有许多在家出家诸位大德善知识参加指导,莲居才不敢辞,在最近几天,才定发起本会,这是本会成立的经过。”

《同愿学报》第一期





油印本《鲁东賸稿》

康生批注本《鲁东賸稿》
     
      1965年12月14日夜,夏莲居在念佛声中安然寿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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