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周时代起，中原地域的社会已经处于相对安定的状态。北宋和平的政权交替与江南的顺利接收，没有引发新的社会动乱，全国统一为经济带来了恢复和繁荣。这是太祖朝和太宗朝政治设计和政治实施的基础。
在宋太祖朝，从中央到地方，政务几乎都是由后周以及江南诸国入宋的旧臣所把持。宋太宗朝开始扩大科举取士规模，每科都有数百人甚至上千人的及第进士、诸科以及特奏名走上仕途。
十几年下来，大宋王朝自己培养的官僚群体逐渐取代了前朝旧臣，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熟读儒家经典的他们忠于专制皇权，但并非全然唯唯诺诺；他们熟悉官僚制度，又能以王朝长治久安作为目标，有所作为。
更难得可贵的是，他们大多出自平民家庭，但却有学识、有德行、有操守、不营私、有抱负、有担当，无疑是中国传统社会最标准的精英。可以说，他们的出现象征着中国历史拉开了全新的官僚篇章，即士大夫政治的序幕。
而宋真宗朝的宰执们，如李沆、王旦、寇准、王钦若、丁谓皆是太祖、太宗朝进士。在这个时代，王朝草创期业已结束，各种制度初具规模，一代创业的君臣也渐渐凋零。在和平环境下成长的他们，将以不同于以往的观念和方式主导着大宋的命运。
真宗个性与“圣相”李沆
鉴于汉代从“黄老之学”到“霸王道杂之”的治国理念演变和唐代连续几位君主皆有崇道信佛的小癖好，宋真宗很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自幼便完全系统性接受正规儒家思想教育的皇帝。
赵恒从实习“帝王心术”的皇子、皇太子时期，到即位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一举一动皆小心翼翼遵循着“圣人教诲”，不敢逾越礼制半步。长时间逐渐养成的懦弱性格，使真宗的政治发言非常少，压抑着自己的喜怒哀乐。
当然，翻检真宗朝史册，我们也可以看到，作为君主，真宗不乏主见，也有盛气凌人之时，有些决策似乎也出自其手。但多数情况下，这位既无创业之功又是非长而立的新君，还是要对太傅和元老毕恭毕敬，接受和听从宰相们的意见。
至少在宋真朝初期，很多以皇帝名义颁布的诏书，体现的基本上就是以宰相吕蒙正、吕端、李沆为首的执政集团的意志。从文武官员的人事任免，到内政与外交政策的出台，无一不是宰执们的决定。
在这一时期，为了防止新皇帝的肆意妄为，李沆等士大夫以内忧外患和天灾等理由，不断强化帝王教育。特别是有着“圣相”美誉的李沆，由于曾经担任过太子师傅，对真宗“不喜诡随”，“执直无矫尽规纳诲，有犯无隐”。
李沆又名李文靖，33岁也就是太平兴国五年举进士甲科。从地方到中央，从礼部户部到门下尚书，可谓政治经验丰富。在日常生活中，李沆不愿意阿谀奉承别人，也不喜欢别人溜须拍马讨好自己。
李沆担任入相后，曾有位同事吹捧李沆的智慧和众望所归，未曾想这位十岁便通晓五经大义的神童，竟然真的去“三省吾身”，不快地反问到：“我真的有那么优秀吗？不过是机遇好罢了。”
李沆的这种为人处世的态度与方法，也对未来的真宗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使得他还未即位便已失去了其父辈那种创业君主的强权态势，变得谨小慎微，过于自律，而在即位后也难在大臣面前挺直腰身。
除了借用各种方式来教育、约束真宗之外，在许多情况下，李沆还直截了当地拒绝或驳回真宗的一些要求，时刻提醒赵恒作为一国储君以及作为未来“口含天宪”的皇帝必须“行不逾矩”的意义。
即使是赵恒即位后，李沆的行为依旧如初。曾有史料记载：“真宗尝夜遣使持手诏问，欲以某氏为贵妃如何。”而李沆则以强硬的态度“焚封妃之诏以格人主之私”，告诉真宗“不可用新进喜事之人”。
值得注意的是，李沆性格温厚、器度宏远，并不像后来的寇准那样咄咄逼人，且由于曾是潜邸旧僚、太子宾客，特殊的背景给了他足够的勇气直抒胸臆。而真宗即便是内心不甚愉快，也不会怒火冲天。
事实上，在李沆死去二十年后，真宗依然铭记着李沆关于人事任命与道德情操的指教，可见其君臣相谐。究其原因，还在于宋代皇帝的角色定位到宋真宗赵恒统治时期，进入到一个相当微妙的阶段。
是一如他的父辈皇帝太祖、太宗，主要以行政长官的面目出现，事无巨细无所不统，还是做一个象征性的君王，把行政长官的职事交付给宰辅大臣，抑或是居于两者之间，做一个半是象征性君主、半是行政长官的角色？
然而，这却并不是宋真宗凭自己的主观意志所能决定得了的。自做皇太子那天起，赵恒就一直充满着危机感。会不会有被太宗废黜的楚王元佐或其他兄弟被拥立篡位？或者借某一机会取而代之都使他惊惧不止。
当他坐稳了皇位后，那种时刻担心失去皇位的焦虑逐渐淡薄。这时师傅李沆又把另一种危机感不断向他灌输，即对社稷江山的危机感：“较之在血雨腥风中创业，或许在莺歌燕舞中守成更难”。
魏晋南北朝时期，世族大家是进入出将入相的门槛，即所谓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这种门阀制度及其观念的残余一直影响到唐代，经历五代混乱，社会急剧动荡，才较为彻底地荡涤、清除。
北宋初年“婚姻不问阀阅”的另一面，是由穷而达的平民不再因难跃“龙门”而顾影自怜。这个时代，已使士大夫们不满足于“独善其身”式的“修身齐家”，而是把视野投向“兼济天下”，欲舒展压抑已久的“治国平天下”之志，不再充当冷眼观世的局外人。
正是这样的责任感与事业心使得李沆作为臣子，敢于“犯颜直谏”，不再以地域集团或贵族政治的游戏规则，与皇帝周旋。与此同时宋真宗也想仿效唐太宗虚怀纳谏的姿态，以明君形象示人。
要知道在东宫时，赵恒光是《尚书》就听讲了七遍，《论语》和《孝经》也有四五遍之多。因此，传统经典的为君之道，等于在真宗头脑中设置了一圈政治伦理规范，使他只能继承父辈的值得称道的—面，即从谏如流。
于是，在皇太后去世治丧期间，真宗停止了一切政务的处理。李沆等大臣上奏，希望皇帝恢复听政。而真宗答复：“梓宫在殡，四方之事，各有司存，所请听政，朕情所未悉。”就是说，在真宗看来，是否听政并不重要，皇帝即使不在，正常运作的政务也几乎不受影响。
毕竟宰相才是“各有司存”的首脑，总揽国政。真宗这样的认识，为防止皇权转化为私权力，从而最大限度为政府的公权力所吸收提供了保障。副作用则是，从第一个下常继统的君主开始，新型的君臣关系得到定格。宋代宰辅专政，从这一时期起真正开始。
寇“忠愍”、“文贞”王旦和“瘿相”王钦若
对于真宗来说，在李沆死后，以契丹人侵为契机，素以“面折廷争”闻名的寇准登上相位，强使真宗亲征，缔结澶渊之盟，为北宋带来百余年的和平。问题是，寇准从本质上说，并不是一个政治家，更不适合做一个官僚集团的领袖。
因为在寇准身上，有着许多作为政治家所不应有的缺陷。他耿直任性，刚愎自用，心胸狭窄，又争强好胜，虚荣心强，并且还爱许愿，让人领情。此外，又嗜酒如命，在他身上见不到一点儒生的那种温文尔雅，敦柔忠厚。
辽兵南下，皇帝亲征，其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军事意义。这就是寇准之所以一再强迫真宗北进的原因。在赵恒渡过黄河后，寇准又进一步让真宗登上城楼，检阅诸军。是谓“六军心胆在陛下身上，今若登城，必擒贼矣。”
鉴于真宗等于是被寇准、高琼等人硬拉着过了黄河的事实，时人把寇准比作东晋淝水之战时临阵博弈的谢安。可东晋皇权之羸弱，世人皆知。“颇矜其功”的寇准权力与威望经澶渊之盟，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被朝野上下视为以独挽狂澜之姿再造社稷的大英雄。
在这种氛围之下，投鼠忌器，真宗即使有不满，也无可奈何，只能忍受，不好发作或有所动作。而寇准的政敌们，也不敢轻举妄动，以恐招致舆论谴责的灭顶之灾。然而，随着和平降临，对寇准大权独揽所蓄积的不满正一天一天地临近。
寇准的政敌们一直在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来打击寇准，景德二年（1005），有一个叫申宗吉的平头百姓不知受了谁的唆使，诬告寇准勾结真宗的兄弟安王元杰谋反。真宗即位本来就充满曲折，对这样的事情最为敏感，从此心怀芥蒂。寇准大为不安，一时却又无法辩白。
寇准那番“直有热血相泼耳”的慷慨热血，在赵恒脑海中愈加发酵为罔顾自身安危的忧惧。其结果是寇准出局，王旦登场。尽管王旦既没有李沆的帝师经历，也没有寇准作为前朝执政的资望，但他处理君臣关系相当高明。
王旦非常尊重软弱而心重的宋真宗，事无巨细都向真宗请示汇报。即使进谏也注意场合，悄悄进行以保全真宗的面子，这与李沆和寇准处理君臣关系的做法适成对照。换句话说，在王旦那里，真宗逐渐摆脱压抑，感受到了作为帝王的尊严。
对于奉祀天书和泰山封禅等一系列宗教活动，王旦虽不想搞这类劳民伤财的活动，可之于国家并无不妥。对于竭力想摆脱弱势地位的赵恒，抱有同情的王旦愿意顾全宋真宗的面子，达成其所愿。
这使得真宗对王旦“素重其德望，委任莫二”。有人曾向真宗举报王旦越权独断，没想到真宗给予其充分信任。“自东封后，朕谕以小事一面专行，卿等谨奉之。”并说“朕观古今之事，若君臣道合，上下同心，何忧不治？”
在这种信赖关系的基础上，王旦连续担任宰相长达十二年，加上此前担任参知政事，则长达十八年，这在宋朝开国以来前所未有。对真宗年间的北宋政局而言，日后获赠“文贞”谥号的王旦就是那块“压舱石”，当王旦去世，王钦若拜相，宋真朝后期乱局由此来临。
王钦若的上位来自于他成功地离间了寇准与真宗之间的君臣关系。正是在这位“瘿相”的挑拨下，宋真宗心中寇准以赌博心态，“罄皇帝所有为孤注而出之”的看法越来越坚定，最后罢免了寇准。
在真宗朝的宰相中，王钦若没有李沆的帝师背景，也没有王旦的正派，更没有寇准的强硬，因此，真宗对王钦若并不敬畏。他通过智慧和实干这样的正常途径交结真宗之后，“委曲迁就，以申上意”，处处顺从讨好真宗，可以说是以柔克刚。
澶渊之盟后，本来同朝野内外一样沉浸于胜利与和平的气氛之中的真宗，经王钦若以孤注之喻点破，感到屈辱至极，“自是常怏怏”。于是，王钦若就给真宗出了伪造天瑞和封禅泰山两个方案迎合宋真宗内心强调自身正统地位与树立威信的渴望。
但这样的大事，即使皇帝也不敢擅自决定。真宗先是从侍读学士杜衍那里，得到了河图洛书不过是圣人借以神道设教的理论印证，继而又以用珠宝贿赂的方式，在行政上取得了宰相王旦的默许。
澶渊之盟尽管给大宋王朝带来百余年的和平，但盟书互称皇帝也给宋人“天无二日”的一元天下观带来莫大的冲击。因此，宋真宗要通过一系列仪式活动，以汉民族特有的方式来强调天命“付于恒”，强调天命属于他赵恒的正统地位，强调大宋依然是天下共主。
从这个角度看，真宗的行动并不是皇权的暴走，而是得到广大士大夫层支持的皇帝与政府的共同行为。在参知政事王钦若的主持下，前后担任三司使、参知政事的丁谓调拨国家财政予以支援，轰轰烈烈地进行了奉祀天书和泰山封禅等一系列宗教活动。
在这些活动中，皇权可以说是被持有宗教狂热的王钦若和具有政治野心的丁谓所左右。所谓的“奸臣”左右和利用皇权的模式，之所以为时论和后世非难，是因为他们让皇权逸出了士大夫政治的常轨。
到“奸相”丁谓时代，赵恒不再有作为皇帝的一切烦恼，因为作为宋真宗的他被完全架空。丁谓利用因罹患中风而神志不清的真宗，将实质性的皇权向刘皇后那里转移，以保证自身的政治地位不因皇位更迭而旁落。
丁谓：奸相、才子与能吏
淳化三年（992），27岁的丁谓以进士并不年轻的年龄及第。但在他中举的前一年，不仅有幸得到了王禹偁和窦偁的赏识，还得到一个以文学自负的知州龚颖的器重。这些人的揄扬，在士大夫圈内形成一种舆论，直接帮助了丁谓在仕途上脱颖而出。
士大夫空前崛起的时代，皇帝对翰林院那些笔杆子，并不是仅仅当作御用工具来使用的，而是极为敬重和钦羡。宋太宗就亲口说过，“学士之职，清要贵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得为之”。
宋代翰林学士处于相当特殊的地位，他们不隶属于中央政府的任何一个部门，而只是一个隶属于皇帝个人的机要秘书班子。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但又与以执政集团所领导的政府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从制度规定上看，除了宰相拜罢是直接接受皇帝的指示之外，其余均须依照中书拟定的熟状来起草诏制。故翰林学士与皇帝和三省、枢密院均有公文往来，更在皇帝与宰相之间构成了一个三角形。
由于有皇帝和士大夫两方面的支持，成为知制诰乃至翰林学士后，很容易向政界的金字塔顶峰迈进，由精神领袖走向政治权威。丁谓封侯拜相走的就是这条路线，他改订的制词相当工整，更使其空降三司使，专判度支、户部与盐铁转运使事务。
值得注意的是，丁谓作为权相，只有短短的两年，但他担任三司使则长达七八年之久。即使是后来由三司使晋升为参知政事之后，也主要是兼领营造等事，还屡屡就财政和茶法等事发表意见。
就是说，丁谓的理财活动基本上贯穿了澶渊之盟后真宗朝的绝大部分时期。景德二年（1005）五月，丁谓上任伊始，就根据他在四川任转运使时的考察,建议在四川由于边地军粮储备充足，用积盐换取当地的丝帛。
九月，丁谓整理并呈上了《三司新编敕》十五卷，真宗下令雕板颁行。其时，丁谓就任权三司使仅三四个月。十月，他又下属一起编成了《景德农田敕》，“取户税条目及臣民所陈农田利害编为书”。
景德三年（1006）二月，经丁谓建议，知州和通判并兼管内劝农使或兼劝农事成为定制。进入大中祥符元年（1008）后，丁谓便开始全力应付真宗的降天书以及东封泰山、两祀汾阴和南谒亳州等活动，这也是丁谓为当世和后世所垢病的开始。
当然，丁谓作为三司使管理全国财政，不可能完全不顾事实，报喜不报忧。因为万一国家财政如果出大问题的话，承担责任的只能是三司使丁谓本人，而本来就不满真宗东封西祀的士大夫们，自然都会迁怒于丁谓。到那时，就连真宗也救不了丁谓。
对此心知肚明的丁谓，提前三四年就“蠲复诸路租赋”，并改革茶法，据说“大抵未改法日，官中岁亏茶本钱九千余贯，改法之后，岁所收利常不下二百余万贯，边防储蓄不阙，榷场无陈积”。
当时的士大夫自豪于自身在政治场中的叱咤风云，但对身处时代背景的认识却未见得非常清楚，至多只是一种朦胧的感觉。最要命的，还是真宗因病不能正常视事，皇权实际上已经开始向刘皇后转移。
而向“首相”向敏中病逝后，宋真宗朝的政治平衡被完全打破，靠近刘皇后的丁谓权势增长。面对这种严峻的政治形势，寇准感到已不能再指望病入膏肓的真宗了，决计寻找新的支持力量，将视线聚焦在年仅十来岁的皇太子身上，并得到赵恒的暗许。
这个赵恒和寇准的计划中，他们互相利用要“废章献，诛丁谓，立仁宗，尊真庙为太上皇”，可事情最后却败露于寇准自己的放浪形骸，醉酒泄密。宋真宗无法面对攻击寇准的人说出，这是他的计划，此时的丁谓在心理状态上可以说是肃清了所有的政敌。
其后，丁谓贬黜寇准、李迪，矫诏将王钦若排挤出朝局，剥夺政敌曹玮将军的兵权。乾兴元年（1022）二月，宋真宗驾崩，但丁谓的时代尚未结束，朝廷的一切都没有变化，只是皇权以“权处分军国事”的形式真正转移到垂帘听政的刘太后手中。
人在大敌当前时，大多会警惕性很高，而一旦没有了威胁，处于“一览众山小”的地位时则容易得意忘形，为所欲为。对于丁谓来说，从迎合真宗大兴土木到贬黜寇准，已经失尽了士大夫人心，只能勾结宦官巩固政治资源，在家中留宿女道士求神问卜。
1024年仁宗亲政，才给为期业已十年之久的丁谓时代画上终止符。他累贬崖州司户参军，后徙雷州、道州。九年后，也就是明道二年（1033），丁谓以秘书监致仕，死于光州。这位文采斐然、理财能力超群的“佞臣”走完了一生，也给宋真宗的朝野画上了休止符。
结语
纵观“士”的历史与精神，从来就不是附着在君主身上的皮毛。东周时期他们纵横捭阖，与君王平起平坐；在东汉儒学国教化的势头下，太学生的清议运动又显示了一抹亮色。不过，所谓“士”很快便淹没于乱世的混浊之中，门阀大家是“世族”，而非“士族”。
然而，往昔的辉煌还是给诸“士子”注入了文化基因。即使在“士”的力量得不到充分彰显的时代，“舍生取义”、“风萧萧兮易水寒”、“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之类的话语，依旧激励着士子们保持清醒的文化自觉与独立意识。
北宋士大夫作为臣子，无疑要根据礼制对君主恭敬有加。但这种恭敬也不是无条件，无原则的，而是有其特殊的价值序列。即天下兴亡、国家利益、社稷安危，一切都高于皇权。愚忠，“妄随人主意”，并不是美德，而是“媚道”。
为宋儒所阐扬的有名的八条目——“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我们看不到君主的存在。像李沆、寇准那样为“天地良心”和“生民利益”，咄咄逼人地“左右天子”才是大忠；而像丁谓、王钦若那样，一味迎合君主的，则是“大奸”。
而对于宋真宗来说，作为正常继统的第一位皇帝，又并非幼主，他有走上君主独裁道路的可能。并且，其父太宗的强权也在他的内心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但在内忧外患之下，保持皇位本身，维护自身的正统地位，要比握有实际的权力更为重要。
因此，真宗朝几乎所有的重大举措，都是君臣间公开商议或暗自策划的结果，绝非某一皇帝或权臣的意志。若置于派系斗争的背景之下观察，情况将更加复杂。而这亦将作为“祖宗成法”遗传到北宋中晚期，甚至南宋时代。
宋真宗朝的意义就在于，在士大夫政治形成的初期，李沆、寇准、王旦、王钦若、丁谓几个宰执的活动，无论忠奸美丑，都给士大夫政治打下了鲜明的印记，为后来明确的理论建设提供了最近的审视与解剖的活体。
降至仁宗朝，由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发轫的政治文化，最主要的参照系就是刚刚过去的真宗朝。可以这样说，没有宋真宗，也就不会产生“百事不会，只会做官家的宋仁宗。以后北宋的一切，都从这里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