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不妨说是王铁崖先生国际法学术生涯中的一个巅峰时期，内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亲手创建和主持了中国国际法研究与教学的重镇——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
七十年代末，从二十年困顿生活中走出来的王铁崖先生，很快以一代宗师的使命感肩负起发展中国国际法学的历史重任，以年轻人一样的热情和进取精神，全身心投入到国际法事业的振兴当中。1979年，他和魏敏教授一起在《人民日报》撰文，呼吁国家在新时期重视国际法的教学研究；同年在北大法律系创办了中国高校的第一个国际法专业。1980年，他组织、推动成立了中国国际法学会，成为改革开放时期第一个全国性法学学术团体。1981年，他主编出版了新中国第一本《国际法》教科书，在此后至少二十年全国国际法教学中被奉为圭臬；1982年，他创办、主编了《中国国际法年刊》，摘取了法学界第一部学术年刊的美誉。一时间，国际法学如同一列开足马力的火车在中国学界风驰电掣地奔跑起来。不过这些仅仅是王先生运筹帷幄中的一部分，他的目标还远不止于此。他认为要提高中国国际法学的整体水平，必须推动和组织国际法各个领域的研究，必须加强同国外学界的交流合作，必须加紧国际法人才的培养，必须设立一批有影响力的研究机构。王先生身体力行，从北大开始做起。1981年他首先在北大法律系成立了国际法研究室，随后，又力主在此基础上扩建为研究所。他奋笔上书，多方奔走，终于在1983年5月，推动教育部正式批准成立北京大学国际法研究所。王铁崖先生亲自担任所长。
北大国际法研究所是中国第一个国际法研究机构，聚集了当时国内为数甚少的一批国际法学者，其研究领域涉及国际法的各个方面，包括国际法的基本理论与发展动向、国际法与中国的关系、海洋法专题研究、人权问题的基础研究与专题研究、联合国与国际组织法、国际人道法、国际环境法、欧盟法，以及国际法的资料编纂等等。研究所的成立，为北大的国际法研究、教学、对外交流提供了良好条件和舞台，促使北大的国际法学科在其后的十多年里获得重大发展，忝列为国家重点学科。
研究所成立之初可说是白手起家，一无所有。创办伊始，百事待兴，当务之急是筹措经费，荟集图书，添置设备。王先生首先同国家教育部交涉，取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资助，订购了一大批基础性的外文图书资料，购置了必要的现代化办公设备，一个初具规模的资料室由此建立起来。其后，王先生又利用其广泛的个人联系，从国外学术机构和友人处募集了一批批宝贵的捐赠图书。其中包括全套的《美国国际法学报》、《加拿大国际法年刊》和英国的《国际法与比较法季刊》。海牙国际法学院通过荷兰驻华使馆赠送了一整套《海牙国际法演讲集》，德国马普国际法研究所所长伯恩哈特寄赠了一套《国际法百科全书》。联合国秘书处法律部高级官员陈琨、李世光、王凯琳多年来坚持给所里寄赠联合国资料。这批资料在八十年代显得尤为珍贵，真如雪中送炭，不但北大师生、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学者也都由此受惠。陈琨、李世光及王先生的其他友人和学生还分别尽其所能，提供了数额不等的赠款。这一批批赠书、一笔笔赠款，渗透着王先生的募集之劳和创业艰辛。十多年里研究所的活动经营几乎都是由这些赠款支撑，研究所的大部分图书，也都是经王先生之手募集而来。
大力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是王先生创办国际法研究所后倾力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开八十年代初国内学术界之先风。可以说，北大法律系的对外学术交流最早是从国际法开始的。学术交流的活跃，不但在北大法律系形成了良好学风，开阔了师生的视野，建立起与国内外同行的长久联系，而且使北大国际法研究所成为中外学术交流的一个窗口，在国内外建立起良好声誉。
王先生通过各种渠道，邀请了国际上一批知名的国际法学者、专家来北大访问和讲学。这里应该首先提到的是加拿大著名国际法学家麦克唐纳教授。他是八十年代初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先生亲自向中国方面推荐的，是第一个来北大访问、演讲的外国国际法教授，由此也同王先生结下了终身友谊。他先后三次到访北大，并在加拿大接纳、培养了一批批经王先生推荐的中国国际法学者，其中包括白桂梅、孟庆南、刘高龙、高之国、李兆杰等人。他对中国学生的慈爱和照顾，在中加学界传为佳话。十多年里麦克唐纳教授尽其所能，始终支持国际法研究所和王铁崖先生的事业，担任北大国际法所顾问委员会并列主席。由于他的杰出贡献，经王先生提名，北京大学授予麦克唐纳名誉教授的称号，这是第一个在中国获此殊荣的外国法学教授。
国际法研究所的头十年，经王先生邀请来北大访问或讲学的外国著名国际法学者，还包括加拿大的麦克温尼、柏恩迈特；美国的沙赫特、亨金、瓦茨、福克斯等；法国的巴斯蒂、杜布依、巴顿涅特；英国的克劳佛等；德国的伯恩哈特、沃尔弗劳姆等；瑞士的卡弗立茨、奥佛贝克；澳大利亚的钦金；韩国的朴椿浩；日本的高林秀雄、小田滋、简井若水、大沼保昭等；斯里兰卡的平托等等。国际法院的两任院长辛格博士、鲁达先生及副院长拉赫斯先生也都被邀来北大发表演讲或出席座谈。这些享誉世界的国际法名家前后多达数十人，一时间，北大国际法研究所真可谓高朋满座、宾客如云。这些名家都以接受王铁崖先生的邀请、登上北大讲坛为荣，他们为北大、也为中国同行带来了国际法学的最新成果与最新动态；而王先生也籍此方式为北大国际法研究所培植土壤，输送营养，催其成长。
王先生还以北大国际法所为基地，开创性举办了一系列国际法研讨会、讲习班和报告会，籍以在中国传播国际法。研究所成立当年，他就组织、主持了全国范围的国际法教材讲习班，邀请国内专家学者就国际法的各个分支领域作专题报告。邀请外交部条法司官员来北大作国际法讲座的传统也是当时从王先生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1987年，在王先生主持下，研究所协助中国国际法学会于北京大学举办了海牙国际法研究院海外（中国）讲习班，应邀前来讲学并出席研究所座谈会的著名国际法学者，包括拉赫斯法官、杜布依教授、巴顿涅特教授、诺斯院长等，在中国国际法学界刮起了一股“讲习班旋风”。1988年，王先生在国家教委支持下，发起召开“太平洋地区与国际法”会议，安排北大国际法研究所主办了第一次会议。1992年，国际法学界的一次盛会——“国际法教学与研究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12个国家的20多名外国学者专家应邀出席。王先生以中国国际法学会会长身份主持会议，北大国际法研究所的全体成员从头至尾参加了会议，其中有4名学者在会上发言。1993年经王先生牵头，北大国际法所与加拿大渥太华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签订了为期三年的合作研究项目。1996年双方联合在北京大学召开了“人权与发展国际研讨会”，着重就发展权问题进行了有成效的讨论，出席的中加学者有40余人。这是在中国境内第一次公开举办的人权问题国际研讨会，引起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并为后来北大法律系的人权研究打下了基础。1997年和1998年，北大国际法所先后同国际红十字会及瑞典沃伦伯格人权与人道法研究所合作，在中国开创性地举办了国际人道法研讨会。其时王先生已在海牙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就任法官。他邀请并陪同该法庭的庭长、检察长和书记官长同台出席1998年的北京会议，大大推动了国际人道法在中国的传播。
为了广泛吸纳国际同行的支持与指导，王先生在1994年发起成立了北大国际法研究所国际顾问委员会，邀请了国际法研究院院士、国际法院法官等一批著名学者专家担任顾问，并亲自任该委员会的并列主席。
研究所的成立同时也推动了北大国际法学者走出国门，开展对外交流，藉以吸收学术养分，发出中国声音。他们多次出席国外学术会议，游学于国外大学或学术机构。研究所赵理海教授频繁出访美国、欧洲开会讲学，邵津教授多次出席联合国系统国际组织会议，一批批研究生则被推荐送往欧美国家攻读学位或进修。王先生本人更是率先垂范、不遗余力，可说是那一时期中国国际法学界对外交往的第一人。他自1983年后出席了国际法研究院的历届年会，1990年被海牙国际法学院聘为客座教授，讲授“国际法与中国：历史与当代”一课，成为第一个被邀到海牙国际法学院讲学的中国教授。1995年，王先生以82岁高龄出席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纪念联合国成立五十周年大会。王先生不但以客座教授身份先后出访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洛杉机分校、纽约大学讲学，而且还到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多伦多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等法学院并发表演讲。这些访问增进了中外国际法学界的交流与了解，扩大了北大国际法所的影响，王先生本人也受到国际法学界的高度评价与称誉。1983年他当选为国际法研究院院士、世界艺术与科学院院士，1993年当选为国际常设仲裁法庭仲裁员，1997年当选为联合国前南国际刑事法庭法官。此外，他还受聘为加拿大国际法理事会咨询理事，美国亚洲学会国际理事会理事。
国际法研究所自成立之日起，就和北大法律系（法学院）融为一体，协同开展国际法教学研究。王铁崖先生重视教学，关爱学生，器重人才，他连同赵理海、魏敏、邵津、梁西、程鹏、程道德、刘培华等老一辈先生一起，组成了当时全国最耀眼的教学阵容。他们各有专长，优势互补，共同担负起法律系的国际法课程和研究生培养。王先生亲自主持了79级国际法专业本科的教学，培养了一批国际法高才生，所谓“黄埔一期”的戏说即由此而来。王先生多年坚持为本科生授课，直到85岁高龄赴海牙前南法庭就任前夕（1998年），还曾为本科学生做过一次讲座。在王先生和魏敏教授主持下，北大国际法课程设置之丰富、讲授训练之严谨，对外交流之广泛，为全国同行所称羡。自七十年代末至今，北大国际法共培养了300余名本科生（1994起全国停招），近300名硕士生和近100名博士生。这些毕业生以专业基础扎实、外语水平高、综合能力强而享誉社会，支撑着近三十年中国国际法学的大厦。他们不但早在外事部门与教学研究机构崭露头角，担负重要职责，相当一批也已成为国内外著名律师事务所和大公司的中坚力量。他们都以就读于北大、受训于国际法所为荣，早期的毕业生更以直接就教于王铁崖先生为荣。中国国际法学界的几代学人都尊王先生为导师，以继承光大王先生的事业为己任，行进在振兴中国国际法学的崎岖道路上。
这一时期，北大的国际法研究成果也是收获颇丰、精彩纷呈。王铁崖先生为主编、北大国际法同仁为基本成员，先后编著的两本全国统编教材《国际法》，独领中国国际法教材风骚数十年，曾分别获得国家教委和司法部的特等奖和一等奖。在国际法基本理论、海洋法、人权法、国际组织法、人道主义法等领域，一批有全国性影响的论著从北大国际法涌现出来。赵理海教授1984年发表了专著《海洋法》，被称为中国最早的海洋法著作；1987年他主编了《当代海洋法的理论与实践》一书；1990年又出版了《国际法基本理论》，率先探讨国际法的重大理论问题。其他成员也笔耕不辍，各有贡献：魏敏教授主编了《海洋法》（1987年），邵津教授发表了几篇有关海洋法的有影响力的论文。研究所成员集体翻译出版了《国际公法（和平法）和国际组织手册》（1989年），程道德教授主编了《近代中国外交与国际法》（1992年），龚刃韧教授发表了《现代日本司法透视》（1991年）、《国家豁免问题的比较研究》（1994年），饶戈平教授主编了《国际组织法》（1996年），白桂梅、龚刃韧、李鸣等教授编著出版了《国际法上的人权》（1997年），如此等等，成果斐然。
这一时期的科研成果中，王铁崖先生本人的论著尤为丰厚、突出。除了主编《国际法》教科书外，他连续发表了数篇有全国性影响的学术论文，引领了当时的国际法研究方向。他和研究所成员一起，从1982年开始先后编辑出版了《国际法资料选编》、《联合国基本文件集》、《战争法文献集》、《国际法资料续编》四部文献性工具书，开学界之先风。1983年他积数十年之功，编辑出版了辞书《英法汉国际法词汇》。1988年出版了他的旧译、美国学者凯尔森的名著《国际法原理》。1994年主编出版了《中华法学大辞典·国际法卷》。1995年和他人合作翻译、出版了《奥本海国际法》第9版，这是王铁崖先生在40年内第三次翻译这本世界上最负盛名的国际法教科书。《奥本海国际法》第7版和第8版的中译本分别在1950年代和1970年代由王先生与陈体强教授等人完成。这三版教科书的翻译出版对国际法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1999年，耄耋之年的王先生写作出版了《国际法引论》，这是他规划中的三大卷国际法专著的第一部。人们透过这部著作，看到了一位国际法大家的学术造诣，看到一位世纪老人对国际法学的毕生追求。
设立国际法资料中心也是王铁崖先生孜孜以求的一个夙愿，不论在他担任所长期间还是退休以后，始终尽心尽力地从世界各处募集图书，希望有助于解决中国国际法学者研究资料缺乏的问题。他曾在研究所设立了一个资料室，经营了十多年，但终究觉得藏书太少、空间太小，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1997年后，他从陈琨、李世光处募集到两批珍贵的私人藏书，设想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向社会开放的国际法资料中心。该中心原本设在北大国际法研究所用房内，后因缺乏足够的藏书、阅览空间，只得把整箱整箱的图书资料堆放地上，实不忍睹。王先生曾经多次向校方申请扩大用房，但终究未能如愿解决，乃提议同清华大学法学院合作，建立北大清华联合国际法资料中心，由清华提供用房，两校共同管理、共同使用。可惜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办成，以致成为王先生晚年的一大憾事。
北大国际法研究所是王铁崖先生晚年事业的一大寄托，倾注了自己满腔的心血和智慧。他如同呵护一个心爱的孩子，对研究所的整体发展以至每一项活动都关怀备至、亲力亲为。王先生自1989年正式退休、辞去国际法研究所所长职务，但丝毫没有因此松懈自己对研究所的责任，而是继续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扶植、指导研究所的发展，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为了扩大研究所在国内外的影响，他提议聘请联合国前副秘书长毕季龙、联合国高级法律官员李世光先后担任第二任、第三任所长职务。协助王先生工作多年的饶戈平于九十年代后期出任第四任所长，现任所长李鸣则出自王先生倾心培养的79级国际法班，人们欣喜地看到王先生的后继者接起了薪火相传的火炬。
国际法之于王先生犹如他的第二生命，终身厮守，终身眷顾。作为北大国际法研究所的创始人，王先生始终对她充满了深情厚爱。即使在他远离祖国的岁月里，即使在他久卧病榻的日子里，也时时记挂着研究所的建设和发展。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一同他谈起研究所的工作，王先生就目光炯炯，神采飞扬，俨然不像一位老人，更不像一个病人。在他人生旅程最后的二十个月里，终日躺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不得不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无法讲话。即便在这漫长的痛苦时刻，老人家也念念不忘国际法，念念不忘国际法研究所。他多次艰难地拿起笔，在纸上一笔一画写出自己的嘱托和期望，殷殷寄望于他的北大同仁能够珍惜这块阵地，坚持办好北大的国际法学科，推动国际法在中国的传播，为中国在国际学术界争得一席之地。时至今日，老人家那些歪歪斜斜的笔画，仿佛依然力透纸背，字字千钧，穿越时间空间，长久地回荡在我们身边。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