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胜国将军回忆新四军丹阳独立支队的战斗历程
文摘
2024-11-26 21:03
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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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胜国将军
新四军丹阳独立支队
林胜国
丹阳独立支队是在丹南延陵镇一支二三十人的自卫武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从新四军进入该地区之后，这支自卫武装愿意接受我军领导，要求我军派人帮助训练。我们就将自卫队改为区常备队。开始是王赤同志在常备队帮助工作，后来一支队司令部派张云龙参谋去帮助训练。一九三八年九月初，我与张华兴同志接替张云龙同志的工作。我去的时候，这支部队已有一百多人。在去丹阳独立支队前，陈毅同志和刘炎同志找我谈过一次话。那是一个晚上，刘炎主任的警卫员来找我，说陈司令来了。我心里想，可能又要派我什么差事了，便急忙赶去。陈司令笑着对我说：“请你来没别的，要派你出去带兵打仗！”“首长不要开玩笑，”我回答说，“我是保卫干部，只能做做机关工作，哪能带兵打仗。”刘主任说：“我们研究了，要你去丹阳延陵地区工作，那里有个区大队，有一百多人，他们要求我们派领导干部去，二团派不出人来，张云龙同志要回司令部，只好派你去。具体地说，就是要去争取、教育、改造那个部队。任务很重要。”陈司令接着说：“/延陵那个地区也很重要，是我军东进苏、常、太，北渡长江的必经之地，是茅山和各抗日根据地来往联系的交通要道，如果那里敌人筑下据点，就把我军东进与北上的通道卡断了。现在冷欣他们也派人在那里活动。所以，你去后，在军事上要学会打仗，更重要的还要学会宣传党的政策，在政治上与敌伪顽作斗争。目前地方党的组织尚未建立起来，吴仲超同志以新四军服务团的名义，也到那里筹建地方党的组织，你可与他联系，地方上的事情要多请示他。你去搞武装，同时也是支持他。当前党的工作任务，主要是高举抗日旗帜，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广泛宣传抗日救国，发展进步势力，发展群众抗日组织，发展地方抗日武装。”刘主任插话说：“你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地方武装搞好，要做好政治教育工作，以我军的传统作风去影响和改造他们，把他们争取到抗日方面来。要注意发展党的基层组织，团结和依靠基层骨干分子。现在地方基层政权，都还掌握在国民党分子或封建势力手中。我们对这些人要具体分析，一般是采取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另外，还要在配合地方党组织宣传发动群众的条件下，动员群众参军，放手扩大部队。”最后，陈司令问我还有什么困难，我说：“我一个人去耍独角戏不行，要求多派几个干部去。再说，以什么名义去工作呢？”“目前就以你科长（当时我是一支队政治部保卫科长）的名义，代表新四军到那里帮助工作。如果你们的工作做得好，到适当的时候，我们再下命令，什么名义到那时再说。”陈毅同志这样回答我。刘主任接着说：“现在政治部是派不出人了，你也是知道的。”我们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第二天，特务营调来一个副指导员,叫张华兴，湖南浏阳人。我还带了一个勤务员，叫陈新，湖南平江人，后到军部学习，可能在皖南事变中牺牲了。我们三人一起去延陵工作。延陵区大队，原是自卫武装，维持当地治安，是不离开本地区的。因为这个地区比较重要，所以敌、伪、顽都派人来，都想争取他们。我军进入该地区后，经过卫岗大捷，火烧新丰车站，进攻句容县城，第一次打下延陵、珥陵，威望大大提高。因此，延陵自卫队要求我们派人帮助他们，并把这支武装由自卫队改为常备队。经过我们几个月的工作，部队扩大为三个大队，五六百人，一九三九年二月改编为新四军丹阳独立支队。原区大队编制一百三十五人。但实际不到一百人，有三四十人的空额。这些空额薪饷都被队长们私分了，这种情况在旧军队里好像是合法的。大队长是区长贡友三兼任的。贡友三是柳茹镇人，大地主，地方士绅，国民党员，六十多岁，老奸巨猾。他名义上接受我们指挥领导，因为我军在这地区行动，他不敢公开反共，但暗中支持国民党。我们知道他暗中与敌、伪、顽都有来往，为了团结抗日，还是利用他的名义，来争取改造这支队伍。由于贡友三坚持与人民为敌，所以最后被我们镇压了。副大队长张忠义，九里镇北面大吕正人，是个小地主。这个人不大过问政治，也不懂军事，马大哈。我同他在一起时，一发现敌人，他就穿上便衣先走了。所以他在部队里没有威信。有一个姓孙的军事教官，浙江人，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此人不久就被我们赶跑了。分队长和一部分班排长，都是旧军人，是国民党军队溃败时流散下来的。这些人虽然与我们思想作风不同，但大都还有一些民族正义感，又有一定的军事知识，是我们当时要争取、改造的主要对象。士兵都是本地人，大都为贫雇农。当时各分队人员都不充实，我们到了以后，就要求把人员充实起来，还要不断地扩大部队，并以战斗的姿态对部队进行教育训练。我与张华兴分了工，他管军事教育，我负责全盘工作并兼管政治教育。政治教育，主要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也讲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部分；讲国内形势、国内战争时期的战斗故事；讲资本家、地主压迫剥削工人、农民的事；讲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我们结合当时部队发生的问题，不准打人骂人，废除打骂制度，讲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队员们最有兴趣听我们讲这些问题。我们还上文化课，教唱歌，当时唱的是《大刀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游击队之歌》、《新四军军歌》等。我与张华兴同志还分工对不同对象进行谈心活动和交朋友的工作，培养一些积极分子作为骨干。其中阶级成分比较好的、政治觉悟比较高的，我们就个别发展为党员。各分队很快就成立了党的小组。对有思想问题或犯有错误的人员，我们也进行耐心的启发教育。经过几个月的紧张工作，部队的政治教育、军事训练、文化生活都活跃起来了，组织纪律性也加强了，一些制度也逐步建立。我们与士兵们同吃、同住，多次带领他们和敌人作战，对全体指战员教育很大。特别是一些由旧军人出身的班排干部，很受感动，因而敬佩我们。这样，我们在部队中就站稳了脚跟，迈开了争取、改造这支队伍的第一步。随着我们工作的深入开展，士兵的觉悟不断提高，在政治上要求平等，反对军阀主义；在经济上要求民主，要求将伙食费、办公费与杂支费帐目公开。这样一来，过去吃空额的队长们（包括军需会计）害怕了。我们又马上做思想工作，诚恳地向他们指出：过去的不再计较，只要今后改正就行了。这就稳定了干部的情绪，大家也没有什么好说的。由于废除了旧军队的一套制度，带来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作风，部队的面貌焕然一新，军民关系也更加密切了。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要争取、改造这样一支地方武装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与敌、伪、顽进行了各种或明或暗的斗争。延陵地区，除了敌伪军经常来“扫荡”，汉奸到处活动外，国民党三战区也派来特务部队“忠义救国军”。国民党还派了一批政客任地方的政府官员，他们打着国民党是正统的招牌，阻挠我们的减租减息政策，禁止群众支持和参加新四军，专门来搞“磨擦”。原延陵区大队也有三战区的公开代表，他要把新四军派来的代表赶出去，说我们是来赤化区大队的。但是这些国民党的人最没用，就是怕死，不能带兵打仗，敌人一来，就穿上便衣跑掉了。所以他没有把区大队拉过去。在部队内部，三战区派来的人说延陵区大队应由国民党指挥，不准新四军插手过问。大队长贡友三暗中支持国民党，同时还与敌、伪有联系，他也是反对区大队归新四军领导的；班排干部虽大多向着我们，但也有少数旧军人保持中立态度。我们将这些情况报告了一支队司令部与政治部，同时也反映给吴仲超同志，要求地方党委增派干部来帮助工作。地方党委派来方克强、杨焕章等同志，加强了我们的力量。为了夺取斗争的胜利，我们进一步学习了毛主席关于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思想，研究了又团结又斗争的具体部署。在使用斗争策略方面，陈毅同志是我们的好榜样。记得我们刚到茅山地区时，他联系党的历史讲过一段很深刻的话。他说：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过两个主义，一个是“磕头主义”，一个是“杀头主义”。“磕头主义”就是右倾，是陈独秀，向敌人投降；“杀头主义”就是“左”倾，王明一伙，打倒一切。当时，我还年轻，有些话还理解不深，但在实际斗争中才进一步体会到党的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我们对部队中不同的人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对国民党派来的代表，在团结抗日的前提下，据理力争，在政治上将他孤立起来。对贡友三是又斗争又联合，只要他名义上接受抗日，并以区政府的名义解决部队的供应问题，我们就对他采取团结的政策。对于旧军人出身的班排干部，则积极启发教育他们，讲明团结抗日的道理；同时也诚恳地告诉他们，这里是我军活动地区，他们都有家小在当地，投靠国民党是没有前途的。经过我们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之后，广大战士和基层干部，都愿意接受新四军的领导和听从新四军的指挥。而且，大家后来一致认为，要把国民党人驱逐出去。一九三九年元月，我们召开了一次军人大会，进行了民主讨论，让大家自己来决定跟谁走。结果，国民党的代表被士兵们赶跑了。这次斗争的胜利，首先是因为我们高举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宣传了党的政策，执行了党的政策。其次是我们运用了我军政治工作的经验，实行了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我们派去的干部能与士兵们实行“三同”（即同吃，同住，同打仗），以实际行动，教育和团结了全体同志。第三是我们发展了党员，很快就成立了党的小组和支部，团结了一部分骨干分子，使中间派同情共产党，使顽固的国民党反动分子更加孤立。这时，地方党委吴仲超等同志，在地方民主人士中做了很多工作，经过共同协商，取得地方上层人士的同意，决定把延陵区大队扩大为地方抗日武装。我们把大会的结果和吴仲超同志与地方协商的意见，报告了一支队司令部与政治部。一九三九年春，延陵区大队扩编为新四军丹阳独立支队。第一大队队长张华兴，湖南浏阳人；指导员杨焕章，丹阳人。第二大队队长邱士文，江西铜鼓人（原在镇江军分区任副司令，已病故）；指导员记不起来了。第三大队队长张建中，常州人，知识青年，在军部训练过，后被顽军杀害；指导员周志坚，常州人，也在军部学习过，后来开小差了。特务队队长姓王，绰号“猴子”，安徽人，旧军人出身，我们部队过江后，他留在丹阳牺牲了。全支队三个大队，一个特务队，形式上是一个团的编制，但实际上只有五百多人。一大队以原延陵区大队为基础，四个分队，一百五十多人，是主力。二大队由常州保九旅过来的一个连为基础组成，三个分队，一百二十余人。三大队也是三个分队，张建中带来的一百多人，加上一些新兵，计一百六十多人。特务队是两个排，一个通讯排，一个警卫排，再加一个侦察班十多人。原来我们只有一个通讯班和一个侦察班，后来王队长回安徽家乡扩招了几十个新兵，组成了一个九十多人的特务队。全支队五百五十余人，轻机枪七挺。独立支队是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在敌、伪、顽、我犬牙交错的情况下，各种战斗越来越频繁：有敌伪军对我地区发动的所谓“扫荡”，有顽军对我们进行的“磨擦”与破坏活动，也有我军主动对敌发起的破袭战，如破坏铁路、公路，割断电线，攻克据点等。现就印象较深的几次战斗作一点回忆。一九三九年元月二日，丹阳、金坛、镇江的敌军一千多人，向延陵、柳茹一带分进合击，进行“扫荡”。我们独立支队住在柳茹镇，发现敌人进攻之后，部队随即转移到柳茹以西的余巷、前望庄一带埋伏。上午八时，敌人进入我射击有效地带，遭到我们的迎头痛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打死敌人五名（其中伪军三人），打伤敌人六名（其中伪军三人）。我方仅轻伤二人。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八日，农历除夕之夜，我部配合二团一营攻克延陵镇据点。当时一营营长是段焕竞同志，我们事先进行了仔细的侦察和严密的部署。战斗于晚上十二时开始，经过三小时激战，全歼敌柴田部队川野中队一小队和伪军一百余人，活捉鬼子一名。一九三九年三月六日，丹阳、镇江、金坛之敌三千多人，分路向延陵地区合击。这是上次延陵歼灭战以后，敌人对我们的一次报复行动。当时二团已转移到外县作战，我独立支队分散以大队为单位行动，同时又组织几个精干的小分队，选择好地形、或隔河给各路敌军以杀伤。这次反“扫荡”，打死打伤敌人十余名。敌人扑了一个空，以失败而告终。在敌伪军进攻的同时，顽军对我们的进攻和破坏也很猖狂。区长贡友三，自从敌人占领延陵后，就暗中投靠敌伪军，又接受顽方的领导。当时我们经过地方党委吴仲超同志的同意准备镇压他，几次派人去捉他都没有捉到。后来他又派人主动与我方联系，说明他自己的情况。陈毅同志说：以少杀人为妙。为了团结对敌，我们又与他合作了一个时期。国民党镇江县长庄梅芳，带着一百多人的武装，也经常到丹阳边界地区搞破坏。另外，国民党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保九旅等，也常在丹阳边界地区活动。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三日，我独立支队配合新六团一个连，在丹阳与镇江交界处的丁家庄一带，将庄梅芳部基本歼灭。这次战斗，除六团缴获的外，我们缴获步枪五十余支，轻机枪两挺，还有许多子弹和其他军用物资。一九三九年五月九日，我们到丹阳访仙桥一带活动，并挺进到常州西北地区。五月十一日晚十时，我部队在常州城以西十多里的地方，遭遇国民党保九旅一个营，当即展开战斗，消灭该顽军一个连，活捉连长一名，缴获步枪六十余支、轻机枪两挺、子弹四千余发，其他军用物资也缴获不少。一九三九年一月至五月，我们粉碎敌人的大小“扫荡”六次，主动进攻敌人（包括攻克据点与破袭战）七八次，与顽军作战多次。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八日，我独立支队配合老二团、新六团，在丹阳九里镇、贺甲村战斗中歼敌一百八十余人。这一仗打的都是鬼子兵。日本鬼子有一种武士道精神，要活捉一个鬼子兵也很不容易。我们的部队还是红军时代那种猛打猛冲的作风，因此，伤亡也不少。在当时情况下，一仗消灭这么多日本兵，确实是一个大的胜利，也是江南战场上一次很有影响的战斗。贺甲村战斗，首先是我们独立支队打起来的。当时我们住在九里镇以北的大路村，敌人开始只有四十余人，是由延陵回宝埝去的。上午八时左右，我们一发现敌人，就将部队布置好，敌人一进入射程之内，我们主力就从大路村的正面出击，另一个大队从村子的西侧拦截敌人。同时，立即将敌情通知新六团刘玉林营长，要求他们支援。他们的部队住在前望庄和余巷村。战斗打响后，敌人抢占了牲口山制高点。因为我们是突然袭击，敌被我杀伤十余人。这时敌人走不掉，也无法把我们打退。正在敌我双方对峙的时候，新六团出现在敌人后面，从九里镇东面向敌人猛攻，敌又死伤二十余人。新六团缴获轻机枪一挺。剩下的少数敌人因东、北、西三面被围，便逃向贺甲村，准备顽抗待援。正在我独立支队与新六团快要将残敌全歼的时候，从宝埝来了一百多增援的敌人。恰巧老二团又由南面增援我们来了。二团来了之后，战斗就由王必成同志指挥，并以二团为主攻。这样就把敌人包围在贺甲村。下午二时，二团一营首先突入贺甲村，经过激战，歼灭敌人五六十人，余敌退守在一个祠堂里进行双抗。这时宝埝又增援敌人三四十名，这是敌人的第二次增援。双方又形成僵持状态。黄昏，我们再次发动总攻，聚歼残敌于贺甲村的打谷场上，进行白刃格斗，至深夜基本扫清敌人。战斗一结束，六团与二团随即转移，我独立支队打扫战场。除二、六团缴获的外，我独立支队还缴获步枪十余支、机枪一挺，其它军用物资多件。我方新六团三营营长刘玉林同志与数十名英勇的战士壮烈牺牲。一九三九年五月至十一月，我们部队与敌、伪、顽军作战二十余次。在贺甲村歼敌战斗后的第三天，南京、镇江、丹阳、宝埝之敌伪军四千多人又对我们进行一次大“扫荡”，时间持续三四天之久。敌人要进行报复性“扫荡”，这是在我们意料之中的。我们将部队分散，以大队、特务队和短枪班等五个单位活动，在反“扫荡”战斗中与敌人接火九次之多。仅短枪队就与敌人打了五仗，包括主动进攻敌人、破坏铁路公路、割断电线等袭击活动。战斗越来越频繁，敌人的兵力也增加了。在南京、镇江、芜湖地区，敌人由原来的三个联队增加到两个多师团。在茅山地区，敌人的据点也由原来的二十多个增加到一百五六十个，大小据点形成梅花桩式。这些据点在镇江、句容、金坛、丹阳中间，形成一个大的封锁线和包围圈，经常以分进合击对我们进行“扫荡”，企图消灭我新四军。我们在党的领导下，正确运用了毛主席制定的游击战争中的战略战术，紧紧依靠当地人民群众，机动灵活地进行游击战，有时分散穿插转移，有时集中兵力乘虚袭击敌之薄弱点，不断取得反“扫荡”的胜利，我们的部队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丹阳独立支队，从原来延陵区的地方自卫武装，经过我们党派去的一批干部，进行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把它争取改造过来，成为茅山地区一支比较有战斗力的抗日部队，在严重而又复杂的斗争情况下，先后与敌、伪、顽军作战四十次，虽然只有短短一年半的时间，但对于开展丹阳地区工作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九四0年初，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从溶共、防共，进至反共、灭共。在茅山地区，顽军几个团的兵力进入溧武路北，向我不断进攻，新四军被迫自卫，在西塔山与花山，首次取得反顽战斗的胜利。一九四0年六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陈司令、粟副司令率领江南新四军主力北渡长江，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那时苏北反共专家——韩德勤，为了配合江南顽军，不断向我渡江北上抗日的新四军进攻，并将我挺进纵队围困在江都的郭村一带。当时在郭村我挺纵只有司令部、教导队、一团和四团的一个营，而顽军动用了十到二十个团，兵力十分悬殊，情况极其紧急。反共的将军们得意地喊出：“要把苏北新四军赶到长江去喝水！”在这种情况下，我丹阳独立支队奉江南指挥部命令，随江南主力北渡长江，支援郭村战斗，并参加后来的黄桥决战。我们过江后编为新六团第三营。至此，丹阳独立支队就结束了。（选自《江苏革命史料（1983年第6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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