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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者，性孤诡，心机深，外文艺雅士，内阴谋肆虐。喜弄权术，斡旋于风波之中。少时作画，心怀丹青，年长篡势，掌控生杀。临终恐惧自缠，口称清白，何以辨心？身后尘归，骨灰移出，名与实两分，余一纸污痕，千秋罪责，难脱其身。
康生的生命中充满了复杂的角色转换。早年，他曾醉心于书画，颇有造诣，自号“鲁赤水”，甚至与齐白石相提并论。但这个文艺面孔背后的，是一个对权力极度渴望、擅长操控的政治人物。延安时期，他主掌社会部，发起了“抢救失足者”运动，许多有志青年因此受害。康生的铁腕手段，不仅伤害了他人，也为自己埋下了深远的隐患。
十年浩劫开始后，康生再次站在了风暴的中心。他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制造了一批冤假错案，许多革命干部被诬陷、迫害。这种对权力的滥用，不仅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创伤，也让康生的名声彻底被钉在了耻辱柱上。即便他临终时反复强调自己“没有叛变”，也无法为自己洗清这些沉重的历史罪责。
凌云的回忆，更为我们揭示了康生在权力场中的多面性。作为曾经的康生秘书，凌云见证了康生的权力风采与阴暗手段。康生在山东的土地改革期间，凌云是他的重要助手，但两人之间的关系却因家庭纷争而渐行渐远。在十年浩劫中，凌云受到了康生的迫害，但最终，在“四人帮”被粉碎后，凌云不仅幸存，还成为了国安部的第一任部长。
康生临终前反复强调的一件事，就是他在1930年被捕时“没有叛变”。当时，他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被捕入狱。根据康生自己的说法，他在狱中未暴露身份，后经组织营救获释。然而，另一位曾在革命队伍中的人物——卢福坦，却声称康生曾经叛变。卢福坦后来被康生安排处决，这使得康生是否叛变成了一个永远无解的谜团。
康生临终的执念，或许正是来自这个历史污点。他患上了一种“恐惧症”，需要有人时刻陪伴，房间里必须不停地放电影，似乎这样才能减轻内心的恐惧感。对于康生来说，这种精神上的崩溃，或许是他对自己一生行为的隐秘反思。
1975年12月16日，康生病逝，终年77岁。然而，五年后，他的党籍被开除，悼词被撤回，骨灰也从八宝山移出。一个曾经权倾一时的人物，最终落得如此下场，显然并非偶然。历史不会轻易原谅那些滥用权力、迫害无辜的人。康生的结局，或许是对他一生最好的注解。
他的临终自白、晚年的恐惧，似乎在告诉后人：即便掌控一切，终有一天会面对内心的审判。而这场审判，才是一个人真正的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