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叶嘉莹：古典诗词让人心不死
八十大寿的时候，有人问叶嘉莹，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那八十呢？几年之后，她终于找到庄子的一句话作为答案：“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年逾85的叶嘉莹从身后书架中拿出一套尘封已久的DVD来，正色道：“现在我最大的愿望是谁能有勇气，拿这套录像去电视台播，就当做个实验，看看古典诗词还有多少人愿意听。”
录像内容是1987年她于国家教委礼堂做的“唐宋词系列讲座”，共计十讲，每讲两小时。视频全无各种声光电效果，镜头几乎从头到尾对准讲台，以最简单的方式留下最原始的记录。
“有人告诉我说，现在在电视上讲课，五分钟内没抓住大家的兴趣就失败了。我倒想反其道而行之。”她甚至拒绝添加片花、音乐等包装手段，执意要看看在这个“物质主义扑面而来的社会”，纯粹的传统文化能拿到多少眼球。
“古典诗词写的是古代诗人对其生活的经验和生命的反思，当我们的心灵通过诗词与古人交会，自己会有感动和兴发，从而可以感受到当下的存在。”教书六十余载，被问最多的问题是：现在学古典诗词还有什么用处？她往往如是回答，“古典诗词让人心不死。”
在这个与古典渐行渐远的时代，还有多少人能如她一般全身心投入其中？或许那套无人敢承诺实验的教学录像已给出了答案。
《论语》开蒙影响一生
小时候接触传统典籍，她见到《论语》里孔子说，朝闻道夕可死矣。“一个人懂得了道就好像死了也没什么遗憾了，这真是给我很大的冲击，究竟什么是道呢？”“孔子又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这还可以理解，但是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又是为什么呢？”
那时她正是上小学的年纪，家里人认为童年时期记忆力最好，应该多读些有久远价值的典籍，不必浪费时间去学校学习“大狗叫小狗跳”，于是请了曾在京沪任教的姨母给叶嘉莹和弟弟讲读古书。
开蒙读的正是《论语》，姨母的讲解要言不烦，并不重视文字方面的注释，叶嘉莹尚不能全然领会，只管努力背诵。“背下来就很奇怪了，在我的一生里，每当我碰到事情需要做决断的时候，脑子里就常常无形中跳出一些‘论语’来，就会受它的影响。”
至今，她仍然将《论语》归为对她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无论谈到教学还是自己的人生体悟，她都喜欢引用其中语句来阐发。“比如后来我刚教书时，家里状况窘困，得穿带补丁的衣服上课，但我不以为耻，因为孔子说，‘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来也与。’或者有人偶然态度不好，我又想到孔子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不管别人怎么对你，你总是按照正直的态度去对待就对了。”
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源于叶家的家学渊源。叶嘉莹出生于1924年，祖上是蒙古裔的满洲人，本姓叶赫那拉。清政府被推翻后，改汉姓为“叶”。叶嘉莹的祖父曾任过工部员外郎，伯父青年时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父亲毕业于北大英文系，母亲也曾在女子职业学校任教。
在这样的家庭长大，叶嘉莹自小就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她至今还记得三四岁时父亲就开始教她“认字号”——将汉字以毛笔正楷写在一寸见方的黄表纸上，又以朱笔画小圈在字的上下左右，以表示字的平上去入四声。
诗词和文言文的学习也在很早就开始了。在叶嘉莹印象中，每当北平大雪之时，父亲常吟唱“大雪满天地，胡为仗剑游，欲谈心里事，同上酒家楼”，这也引发了她读诗的兴趣。11岁时，她就开始学作诗，并遵嘱用文言文写信给时在上海的父亲报告学习情况。
初中之后，母亲送了一套《词学小丛书》给她，其中收录的纳兰性德的《饮水词》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又引起她对词的爱好，继而无师自通地填起词来。
1941年，叶嘉莹考入辅仁大学国文系。其时“七七事变”爆发已有四年，国民政府逐步南迁，北平几乎都在日本人的控制之中，学校教育尤受冲击。
“七七事变”爆发时，叶嘉莹尚在北平市立第二女中读书。暑假一过，“你就发现全变了，原来的校长、老师不见了，都换成新的人，英文课也减去一大半，改成日文课。”宣扬日中亲善的新课本还没编好，他们只好先用旧课本，开学第一天不讲课，就是拿着毛笔和墨盒，在老师监视下把旧课本的某某页撕掉，或者把某某页第几行涂掉。“历史和地理变动得最大，比如甲午之战不能按原来的讲了。”
当时的国立大学大都被敌伪统治，只有辅仁大学由于是天主教会主办的学校，不在其控制范围之内，仍有一部分不肯在敌伪学校任教的老师在校教书，这给叶嘉莹带来很大的吸引力。正是在这里，她遇到在诗词道路上对她影响最大的老师，顾随先生。
顾随亦对叶嘉莹关怀有加，鼓励她发表作品，又常在她的作业后和诗酬答。一次发表作品前，顾随问她是否有笔名或别号，叶嘉莹受先生讲课常引佛书为说的影响正读佛学典籍，偶见有鸟名唤作“迦陵”，因发音与自己名字相近便取为别号，沿用至今。如今叶嘉莹天津的寓所内仍悬有匾额，上面是顾随手书的“迦陵”二字。
最令她铭记在心的，乃是1945年夏大学毕业后，收到顾师来信，希望她“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
这给予叶嘉莹莫大的鼓励。此后无论她辗转到台北的数所大学任教，还是后来在美国、加拿大高校授课，及至上世纪70年代起返回大陆讲学，无不以顾随的诗词识见和对传统文化之钟爱为榜样，连其“跑野马”的讲课风格也沿袭下来。
“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
叶嘉莹常提及，自己一生中曾遭遇三次严重的打击，而艰难困苦之中，皆是靠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的坚韧担荷之态度支撑度过。
第一次是1941年，她刚刚考入辅仁大学，母亲因病不治离世。“叶已随风别故枝，我于凋落更何辞。窗前雨滴梧桐碎，独对寒灯哭母时。”时年17岁的叶嘉莹写下这样的诗句。
那时父亲在上海的中航公司任职，随国民政府往后方迁徙，北平家中她是长姊，还要照顾两个弟弟。彼时沦陷区物质条件艰苦，度日艰难。日后叶嘉莹读到《四世同堂》里老舍描述当时人们只能吃混合面填肚子，忍不住掩面而泣。
第二次打击是在南下台湾之后。1948年3月，叶嘉莹经人介绍嫁给了在国民党海军供职的赵锺荪。当年冬季夫妻二人来到台湾高雄附近的海军军区。次年8月生下第一个女儿，12月赵锺荪因“思想问题”被捕入狱。1950年6月，叶嘉莹与当时任教的中学里其他几位教师也一同被捕，虽不久后获释，但工作和宿舍都没了着落。
那时她带着不满周岁的女儿投奔亲友，白天四处奔走营救丈夫，晚上则要等亲戚全家入睡后在走廊上搭一个地铺休息。“陶渊明说‘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又说‘敝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但那时候我不仅没有一间可以栖身的‘敝庐’，就连一张可以安眠的‘床席’都没有。”
“这仍不算是最大的痛苦，最大的痛苦是当外子于三年后被释回时，他因久被囚禁而形成了动辄暴怒的性情。”那时的叶嘉莹常常梦见自己遍体鳞伤，陷入弥留之际，或者梦见去世多年的母亲来探望，要接她回家。最痛苦的时候，她甚至有过开煤气自杀的念头。
以前曾在北平辅仁大学任教的两位老师，当时在台湾大学任教，他们对叶嘉莹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介绍她进入台湾大学兼任大一国文教师，一年后转为专任。后来，她去兼任淡江及台湾辅仁大学的课程，每天都极为疲惫。加上当时染上气喘，瘦到不足90斤。
后来密歇根大学邀请她去美国教书，她带着两个女儿赴美，执教一年后又转入哈佛。在两年聘期之后返台，第二次准备赴美时，美国在台湾的领事不予办理签证，只好转赴加拿大，并留在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系教授古典诗歌。
孰料第三次打击倏然而至。
1976年3月，长女及女婿同时因车祸罹难，叶嘉莹闻此噩耗痛不欲生，写下多首《哭女诗》：“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
强打精神料理完女儿丧事，叶嘉莹一路流着泪飞回温哥华，随后将自己关在家中谁也不见。这段日子她只用诗歌来自我疗伤，使悲痛的感情得到一点纾缓。
直到1979年，叶嘉莹的心情才有所好转。其时大陆开始改革开放，她终于实现了回故园教书的愿望。
“每次在海外讲到杜甫‘每依北斗望京华’，我的泪水就止不住，不知道哪一年才能回我的老家。”在加拿大教学时，叶嘉莹深深为英文无法准确传递中文的意境而遗憾。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能被翻译成pick up the fence-side flowers ,and see southern mountains far away。“这是什么东西啊，里面多少意境都没了！”
“但是我在资本主义国家，一直回不去。”直到1972年中加建交，叶嘉莹才看到回大陆的希望。1974年，她获准回大陆探亲，见到了朝思暮想的故土和亲人，激动地写出2700多字的长诗《祖国行》。
“文革”结束后，她向中国政府提出回国教学的申请。终于在1979年于北京大学讲了第一堂课，实现了多年心愿。那时人人求知若渴，几十所大学相继邀约她作讲座，她从不推辞。“那时国内的大学老师只有几十块工资，我从国外回来一趟就要几千块，（这钱）不可能跟学校要啊，都是自费回来的。”
上世纪80年代末，叶嘉莹退休，将更多精力投注到大陆的讲学当中。1991年，她应南开大学邀请成立了一个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她出任所长。1996年，研究所开始招收研究生，她个人为研究所捐出退休金之半数，设立了“驼庵奖学金”和“永言学术基金”，“驼庵”是顾随的别号，“永言”则分别取自长女及女婿的名字。
“有朋友开玩笑说我‘好为人师’而‘不知老之将至’，其实我正是由于自知‘老之将至’，才如此急于把自己所得传给后来的年轻人。”
平素不问世事的她甚至还曾在1998年上书给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呼吁倡导幼儿少年学习诵读古典诗词，以提高国民素质。江泽民很快作出批示，并由教育部组织专家编辑出版了《古典诗词诵读精华》，供中学教学之用。
她也担心传统文化的传承，不知道在这个无比现实的社会里还有没有传薪之人。“不过有时候物极必反，如果有一天你发觉了那种唯利是图、实用主义、资本主义对于人类的败坏，也许它有回头的一天。”叶嘉莹说，“我不是一定要乐观，但我也不一定要悲观，我只是尽到我应尽的一份力量。”
八十高寿的时候，有人问叶嘉莹，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欲不逾矩，那八十呢？几年之后，她终于找到庄子的一句话作为答案：“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卞小蘅、孙陆芳、沈培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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