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武州山南麓、武州川北岸的云冈石窟，是佛教东传中国后第一座由皇家开凿兴造的大型石窟寺。石窟依山开凿，规模恢弘，气势雄伟，东西绵延约1公里，现存主要洞窟45个、大小造像5.9万余尊，最大者高达17米，最小者仅几厘米，是公元5世纪中国佛教石窟艺术成就的杰出代表。
云冈石窟以石刻闻名天下。《魏书·释老志》中有“雕饰奇伟，冠于一世”的赞誉。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描绘云冈石窟时写道：
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
1934年，著名文学家冰心游云冈后写日记赞叹：
“万亿化身，罗列满山，鬼斧神工，骇人心目。一如来，一世界，一翼、一蹄，一花、一叶，各具精严，写不胜写，画不胜画。”
从公元398年道武帝定都平城（今大同），到公元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近百年的北魏平城时代，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民族大交流、大融合时期。作为北方政治、宗教、文化中心，平城集中了全国各地的优秀工匠，汲取、融合各种艺术风格，开凿出规模宏大的云冈石窟。1500多年来，这部刻在石头上的无声艺术杰作，向后人展示了北魏豪迈辉煌、开放多元的雕塑艺术魅力和文化魅力。
▲云冈石窟早期大佛。（总台央视记者康晓宇拍摄）
中期石窟开凿于孝文帝执政时期，是云冈石窟雕凿的鼎盛阶段，主要有第1、2窟，第5、6窟，第7、8窟，第9、10窟，第11、12、13窟以及未完工的第3窟。这一时期，北魏国力强盛，加快了佛教石窟艺术中国化的进程，产生了富丽堂皇的太和风格。它所呈现的内容繁复、雕饰精美的艺术特点大异于早期石窟，雕刻造型追求工整华丽，从洞窟形制到雕刻内容、风格均有明显的汉化特征。
▲第5、6窟是工程浩大、雕饰华丽的典型洞窟。窟前四层木质楼阁为清顺治八年（1651年）所建。（总台央视记者李辉、杨波拍摄）
晚期石窟主要分布在第20窟以西，约有200余座中小型洞窟。494年，北魏迁都洛阳，云冈石窟大规模的开凿活动随之停止，但凿窟造像之风在社会中下阶层蔓延起来，贵族、中下层官吏以及邑人信众充分利用平城旧有的技艺，在云冈开凿了大量的中小型洞窟。晚期窟室规模虽小，但人物形象清瘦俊美，比例适中，是我国北方石窟艺术的代表和“秀骨清像”的开端。
▲第12窟俗称“音乐窟”，是一座曲声祥和、神佛共舞的洞窟。该洞窟的雕刻，表现了北魏时期的宗教、宫廷、世俗音乐及舞蹈艺术的活动场景，在这里，伎乐弹奏天籁之音，飞天演绎绝美舞蹈。（图片来源：云冈研究院）
走进云冈石窟鼎鼎有名的“音乐窟”——五华洞，好似翻开了一部辉煌的世界音乐史。中原传统乐舞、鲜卑族乐舞、西域乐舞、西凉乐舞及高丽乐舞荟萃一堂，争奇斗艳；琴、筝、笙、琵琶、齐鼓、排箫、横笛、觱篥、箜篌、法螺、细腰鼓、义嘴笛等数十种乐器欢奏齐鸣，宛如一曲宏大交响。北魏各民族能工巧匠以开放包容的胸怀，使不同的文化艺术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融会贯通，由此形成了石窟艺术的 “云冈模式”，对敦煌石窟和龙门石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中国营造学社成员考察云冈石窟后认为，云冈石窟乃西域印度佛教艺术大规模传入中国的实证：
“飞天手中所挽花圈，皆希腊所自来……顶棚上大莲花及其四周飞绕之飞天，亦为北印中印本有。又如半八角拱龛以不等边四角形为周饰，为犍陀罗所常见，而浮雕塔顶之相轮，则纯粹印式之窣堵坡也。”
但梁思成认为，观其结果，这些外来文化在建筑上并未动摇中国的基础结构，“（西方母题）做了汉族艺术天才的引火索”。
千年云冈，无声记录了北魏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文化交相辉映的历史，成为一部刻在石头上的北魏史。新时代，云冈石窟这一古老文化遗产在党和国家的重视下，重新绽放出灿烂的时代光芒。
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大同云冈石窟考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他强调，云冈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云冈石窟，不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意义。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要深入挖掘云冈石窟蕴含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内涵，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为云冈石窟的保护、发展指明了方向。
20世纪，日本学者编写的16卷本《云冈石窟》曾被公认是云冈学研究的最高水平。2019年，云冈石窟研究院出版20卷本《云冈石窟全集》，“云冈在中国，研究在日本”的境况成为历史。如今，山西大学、大同大学专门设立云冈学研究院，并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敦煌研究院、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北京大学等机构进一步合作，开展北魏民族学、云冈图像学等领域的研究。2021年，云冈研究院成立，云冈学建设蹄疾步稳。
▲第11窟内东壁上部保存有云冈石窟中时间最早、文字最多的《太和七年造像题记》，全文336字，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供图
来源：国家民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