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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老叶说医，作者 | 叶正松
医生姓匡，是一名妇科医生。
匡医生为5名妇科患者，完善了相关辅助检查后，实施了宫颈纳囊摘除手术，并联合使用了抗菌药物，包括头孢曲松钠、替硝唑、克林霉素、庆大霉素、甲硝唑等药物中的2种。
不知何故，几天后，这几名妇科患者，集体到当地卫健委投诉了匡医生。
随后，市卫健委组织了妇科及药学专家，对5名患者诊疗情况进行了认定，结论是5人均未达宫颈纳囊摘除术的手术指征，血常规等化验结果中的感染指数也未达联用抗菌药物的指征，不符合诊疗常规，属过度诊疗，过度用药。
据此，市卫健委对匡医生作出警告、罚款15000元、暂停6个月医师执业活动的行政处罚。
匡医生不服，不执行。
市卫健委遂向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请求法院对匡医生强制缴纳罚款人民币30000元（罚款15000元、加处罚款15000元，合计30000元）。法院作出行政裁定，准予执行市卫健委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我早就说过，一名医生的医疗技术，倘若得不到体现和价值认可，那么必然就会通过其他的手段去寻求杠杆，去利益勾兑。
目前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成本，主要包括物化成本和医务人员的劳务成本两部分，这两部分的补偿机制都存在严重不足。财政拨款占医院收入的比重偏低，医院绝大部分医疗服务成本主要都是依靠临床收入和药品利润补偿，甚至扩大再生产的相当部分资金也靠医院自行筹集，也就是说患者承担着医院发展建设的很大部分责任。医院物化成本补偿不足，劳务性收费标准明显过低，依靠财政拨款根本就无法保证医务人员工资的发放，更别奢谈奖金了。有的医院甚至考核奖和绩效工资都难以兑现。因为医院是差额拨款单位，在福利待遇方面，凭心而论，不敢和公务员同日而语，就是和同为事业单位的教师相比，那也是“冶”和“治”的距离，差别不是一点两点。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说，中国医生，是整个医疗体制利益链里面付出最多，回报最少，最受委屈的群体。说句实话，过度医疗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有一定的复杂性，说清楚不容易。讨论过度医疗这一问题的主体，只能是专业的医生，外行人，别说过度医疗了，就是连怎么样才算是“适度医疗”或恐都不清楚。即便是专业医生，也是一千个读者一千个哈姆雷特。过度医疗成因复杂，医院、医生、政府、患方都承担着一定的责任。想要避免过度医疗，我们还需共同努力。但是过度医疗这个锅，真的不能让医生去背，他们背不动。这一点，大家可以不妨看看下面这段我和陆巍主任的对话视频。我个人觉得，对医生“过度医疗”惩戒，如其费力动用司法资源强制执行，倒不如从根本上建立起与医生付出相匹配的薪酬分配制度，他们腰包鼓起来，腰板才能直起来，也才能从源头上解决这一“不合理处方、过度医疗”问题。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医生才不会失去自己的职业操守，拿自己的职业前途悬崖跑马。正所谓，大禹治水，堵不如疏。所以，不仅要加强对医生的监管，也要建立起客观公正的薪酬分配制度，还要建立起风险保障制度，不能让高付出的人，面临低收入和高风险。打击医生“不合理用药、过度医疗”可以，但也要保护好良医。让他们寻求不得不通过灰色收入进行对自己付出的补偿，能够阳光化、合法化，我想这种“疏”，一定比“堵”更有效。但不管怎样，我们都应该看到国家已经对“不合理用药、过度医疗”撕开了裂口，我们除了接受，就是要看到头上悬的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过度医疗问题治理，以前是光打雷不下雨，喊了不少年。但是自从2022年3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施行，过度医疗打击，真正在法律层面落地。一是第19条：“医师应当坚持安全有效、经济合理的用药原则，遵循药品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临床诊疗指南和药品说明书等合理用药”的规定，防止过度用药；二是在第23条第2项，增加了“遵循临床诊疗指南”、“遵守医学伦理规范”的规定；三是在第31条，增加了“不得对患者实施不必要的检查、治疗”。从安全有效、经济合理用药的角度防止过度用药。所以，老叶奉劝各位同仁，在日常临床诊疗中，一定要建立起合理用药的防火墙和底线意识，是今后每位医生的基本功。各位同仁，一定要提高认识站位，作出的每一次诊疗、开具的每一张处方，都一定要注意合规性。否则，受害的不仅是患者，更是医生。因为在“过度医疗、不合理用药“等等污名之下，医生比患者更受其害。当人们谈到医生的时候，很多人大多想到的就是“乱开检查、乱开药、乱收住院”之类的“为医不仁”行为。医生长期这样的一种人设，必然会给患者一种错觉：医生是靠乱开药和滥检查、过度治疗求生存，而非依靠医疗技术以发展。还是那句话，无论医院也好，还是医生也罢，赚钱都只是手段，决不应该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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