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全球南方工作室
编辑 | 赵澜清
审核 | 陈珏可
引言
➤同学：老师好！我们许多同学本科是外语专业背景，如今在区域国别学的交叉学科之下，具体的研究方向则是针对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时会产生学科定位和研究定位方面的困惑，对当前研究与传统地区或国家研究的区别存在疑问，请问您对此有怎样的看法和建议？
➤谢超：我觉得大家需要建立自己的学科认同与身份认同。当前区域国别研究首先提倡跨学科能力的培养。一些学者对“跨学科”的提法颇不以为然，毕竟一个人在某一领域穷其一生可能都不敢说是“学有所成”，我们这些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与学生又何以能够掌握多门学科呢？个人精力的有限性和学科知识的无穷无尽之间，始终存在一个内生的矛盾。我的建议是，大家一定要踏踏实地先学好一门主学科，然后再去做其他的学习。其中一个判断的标准是，在某一领域的研究路径与成果能够得到学科内部的认可。
当然我们讲交叉学科或是跨学科的时候，心里要有一根弦，我们既有传统的纵向学科分野（政治、经济、社会等），也有横向的区域国别学等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等交叉学科像个八爪鱼，触角伸向各个不同的、既有的传统专业。因此在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过程中，我们需要从传统学科里充分吸取养分。另外怎么吸取养分也是一个问题。人的精力时间是有限的。我们首先要确保自己在某一个学科里具备比较厚实的基础，在学有余力且具备研究兴趣的情况下再尝试拓展新的学科知识。这里我建议最好不要超过三个学科，以一个学科为主，再涉猎其他一到两个学科，在分配精力的情况下，可以实现在多学科同时打下较好知识基础的目标。
那么该如何区别跨学科的研究成果与传统的研究成果？可以用国际关系专业研究来举例。在涉入区域国别时，许多国际关系研究是由理论或方法驱动的，通过设立框架与假设，将区域国别作为辅助材料来展开论证。与此类似但稍有不同的是，区域国别研究还尤其强调实证检验部分的内容，体现研究者对当地国情和在地经验的熟练掌握，这些是理论和方法所不能提供的，但又能应用到实证部分，以详实的在地经验和证据去验证文章提出的假设。也就是说，区域国别研究学者要具备这种能力，区域国别研究专业的学生要接受这样的训练，让自己在特定学科方向上达到相应的学术水准。
➤同学：接着这个问题还想请教老师，对我们许多本科学习语言的同学来说，在做区域国别研究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轻理论”的现象。例如，我在研究巴基斯坦国族建构的过程中遇到了是否需要应用理论的问题。我们该怎么处理理论研究和实际问题研究的关系，以及我们可以怎么强化理论研究的部分？希望老师能作进一步的阐述。
➤谢超：确实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研究习惯。但我们首先要明确，关于国别国情的介绍和实际问题研究是有价值的。仅就巴基斯坦国族建构这个议题而言，在大部分人还不太了解这个议题及相关研究的情况下，如果能把细节构造充分，这种新知识的整理和呈现本身就是一种学术贡献。
就强化理论而言，我觉得在研究中直接去“套用”一个理论的效果可能不会太好。加强理论应用的能力，需要多看理论著作，以及要形成比较视野。例如研究巴基斯坦国族建构现象的同时可以尝试了解印度的国族建构过程，通过比较一下两者的异同，总结和评价不同国家的国族架构路径，这种“比较”的想法，其实就可以是理论的萌芽。因为，比较异同及研究这种异同产生的原因，就已经开始有机制研究的意味了。如果能通过这个比较的过程，得出一些规律性的启示，如果这些规律性的启示能在印巴之外的其他国家国族建构中也能找到类似案例，表明这些规律具备一定的拓展性，那么这个理论就呼之欲出了。所以，大家要多看、多实践、多有比较的视野。
➤同学：老师好！昨天（10月21日）中印在边境有关问题上达成协议，在实控线上脱离接触，并在巡逻问题上恢复到2020年之前的状态。您觉得，这一表态对印度国内和国外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号？您此前在研究洞朗对峙的时候，反思和批判过观众成本理论。您觉得印度对华冲突的降级会不会导致国内的观众惩罚？这一时间节点是在喀山金砖峰会之前，您觉得这种信号是否代表中印在稳定边境局势、促进经贸合作上有共同的愿景？这能否推进中印两国的领导人在峰会上达成会晤或者形成一些实质性的结果？
➤谢超：其实目前我们能获取的关于协议的具体信息是非常有限的，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去看这件事。首先我们来看苏杰生的讲话，他的表态是双方同意“恢复到2020年的状态”。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印方一直以来的诉求是“恢复到2020年5月之前的状态”，但苏杰生这次讲话说的是“恢复到2020年的状态”，并没有限定具体的月份，那么这里面的解释空间就很大了，因为2020年12月的状态也是“2020年的状态”，但因为加勒万冲突发生在2020年6月15日，因此5月跟12月的状态肯定是不一样的。这表明苏杰生在双方脱离接触的讲话已经在为自己预留解释空间，印方可以向其国内民众表示：我们坚持了自己的立场，我们的诉求得到对方的尊重，或者说对方做出让步之后，我们才达成协议，这样就不存在“提出的诉求没有得到响应、做出让步然后再受到国内观众惩罚”的这一过程。考虑到外交谈判的本质在于让步，以及中印在处理类似边界对峙问题的常规操作，一个合理的预估就是双方都会有让步，达成协议意味着都会给对方向国内解释预留空间，在合理范围不会去挑战彼此对国内民众的解释，相互之间是可能达成这样一个默契的。
其次，达成协议的背后，还是中印双方内部的因素在起决定性作用。中国和印度都处于求发展的状态，两个这么大体量并且经贸联系强的邻国，要发展就不能长期保持这种不正常的国家间关系。比如，中印人文交流已经受到巨大冲击，两国连直航航班都没有，印方持续限制中国的访印签证。莫迪政府在开始新任期对外释放的信号表明，印度正在反思与华冲突和对抗首先损害的是印度自己的利益，比如印度所谓取代中国供应链地位的政策，印度在融入全球供应链的时候，会发现中国本身就是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不可能把中国踢出去，否则也就不存在所谓的全球供应链。
所以，中印两国求发展、求安定的愿景，是促使双方保持克制、保持在边境问题上对话接触状态的重要因素。从2020年到现在，尽管双方都在极力坚持自己的主张和利益，但边境问题至少没有失去控制，而且双方也是坚持在双边框架下，通过外交谈判的方式尝试达成解决方案。我觉得这可能会成为日后中印处理分歧的一个模板——谈判会很艰苦，但是双方坚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的意愿一直都在，谈判本身或者说保持接触本身其实已经是一种姿态，表示我们双方不希望事态升级。所以求发展、求安定的这种心愿是双方共有的，推动了协议的达成。
同时，在喀山峰会之前这个时间节点双方能够达成协议，也为中印领导人在峰会期间的会面提供了现实基础【笔者注：在访谈结束的第二天中印确认在喀山峰会进行领导人会谈】。大家还记得在此前的多个多边国际场合，中印领导人没有正式会谈，有的可能只有短暂的握手，而没有实现会晤或者深入交换意见。现在达成脱离接触协议后，中印关系有了缓和的基础，双方领导人在某个多边场合实现会晤已经有了现实基础，双方更有可能利用喀山峰会的契机，就共同的问题进行商讨。
➤同学：近期，上合组织峰会在伊斯兰堡举行。会前，巴基斯坦政府与媒体曾表示想邀请莫迪亲自前往伊斯兰堡参加上合峰会，但莫迪最终拒绝，印度外长苏杰生参会。最近巴基斯坦对印展现出缓和的姿态，但印度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样一种姿态，仍然在联合国等场合指责巴基斯坦。请问您如何看待印巴关系的下一步发展，尤其是在两国综合实力差距越来越大的背景下？
➤谢超：首先，莫迪上台之后在对巴问题上采取了进攻性的政策，通过切断双方对话渠道，以及利用美国“拉印制华”的契机施压美国调整对巴政策，试图在国际社会孤立巴基斯坦。这段时间以来，巴基斯坦的内政外交是比较困难的。此外疫情以来，巴基斯坦受到的冲击较大，经济复苏的进程十分缓慢。这种情况下，巴基斯坦希望缓和跟印度关系的动力是比较足的。但是，在印人党执政的情况下，莫迪政府认为之前那套对巴进攻性政策有效，在短期内缺少调整对巴政策的动力。
第二，印巴实力差距越来越大，至少从实力对比上来讲，巴基斯坦能够对印度构成的威胁在下降。这种情况下，印度需要反思是否有必要保持印巴关系高度紧张的局面？巴基斯坦经济不稳，正导致国内极端派别的影响力上升，实际上这会对印巴关系以及地区秩序的稳定造成更大伤害，毕竟印巴两国毗邻而居，任何跨境极端组织都会危害两国边境地区稳定。印度长期保持对巴军事压力和经济压力，意味着印在对巴方向投入的资源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会挤占其在其他方向投入的战略力量，从而导致印度现行对巴政策的投入和效用比出现边际递减效应，从而倒逼莫迪政府调整政策。
当然莫迪政府目前似乎还没有找到调整对巴政策的动力。中印关系缓和的程度和步骤，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印度调整对巴政策的步骤和节奏。首先中印关系牵一发动全身，是一个关键。如果中印关系缓和，是能够为印巴之间的对话预留一定的空间。其次中印关系的关键又在美国，美国大选和对印政策调整，会给印度施加外部压力，有利于促进中印关系缓和的时间点更早到来。
➤同学：老师好！我比较关心的是印度之后在经贸和外交方面可能做出的政策调整。一方面，印度经济上的保护主义政策引起外国企业担忧，这会对印度引进中资企业以及两国间开展经济合作产生什么影响？另一方面，虽然印度和美国的合作以后会有一些调整，但是美日印澳四方合作已经有了一些固定的机制，这些小多边的机制以后会有怎样的演变？
➤谢超：可以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角度去看待印度的经济保护主义。在经贸领域，任何国家的经济民主主义思想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致力于保护本国产业。在这一方面，印度教民族主义跟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印度教民族主义发展了一整套经济发展的思想，试图创造印度自己的经济发展理论，这个理论相对于其他经济民族主义有一些比较独特的点。这也是我们说的特性和共性的研究——它存在共性的一面，也存在特殊的点。比如，它对国际经贸的认识更加质朴——如果与某个国家能够产生贸易顺差，那么就意味着印度跟这个国家做生意是挣钱的、是符合印度利益的；如果存在逆差，那么跟这个国家做生意就是赔钱的、是不符合印度利益的。这可以帮助理解莫迪政府以来，印度对外经贸关系形成的特点是“重顺差轻逆差”以及“重双边轻多边”。
前面已经讲了印度教民族主义“重顺差轻逆差”的逻辑，其实“重双边轻多边”也是“重顺差轻逆差”逻辑下的必然反应。莫迪政府坚持认为利用印度的市场规模、人口、经济潜力等，可以在双边贸易谈判中实现更有利于印度的协议。而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印度无法利用自身相对优势达成类似有利益自己的协议。需要指出的是，印度一直以来就存在经济上的本土保护主义思想，本土保护主义思想的出现与印度教民族主义关系不大。从政治制度层面来看，印度政治制度建立的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分权模式，使得地方政府有一定自主权，一定程度上会增强本土保护主义。
在上述情况下，印度教经济民族主义思想、本土保护主义思想以及印度对国际经贸关系的朴素认知等，对中印的经贸关系产生了很大影响。2020年以来，印度对中资企业进行了一系列的打压。现在回头看，印度对中国投资和企业进行的“一刀切”的打压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有利于中国的应对。印度“一刀切”的打压，减少了我们国内政策辩论的时间。若非印度如此决绝地打压中国企业以及切断中国投资，我们内部会就关于是否进入印度市场、进入到什么程度展开较长时间的辩论，有理由相信在这辩论达成一致结论之前，会有更多中国企业进入印度，这些进入印度的企业和投资会大幅提升印度经济和产业发展，并最终帮助印度进一步积累打压中国企业和投资的筹码。
在中印关系缓和的情况下，印度一定会有引进中资的想法。这一愿望最近在莫迪第三任期内已经表达得比较迫切了，例如表现在印度新财年的财政预算，以及印财长、首席经济顾问等的一些表态中。但是，中国企业过去几年在印度市场已经得到教训，进入印度市场会更加谨慎。无论是由于印度的保护主义，还是由于印度与中国的竞争，中国对于高新技术和战略性的产业及投资进入印度，目前是持比较审慎的态度。印度之前对中国企业和投资的几轮无差别打压，不仅减少了中国政策辩论的时间，同时也让中国有时间制定一个更完善的、对应的经贸政策。
关于第二个问题——印美小多边机制的演变。这种小多边机制的“议题结盟”态势是比较明显的，目前看来，这一机制不太可能发展为一个全面的防务同盟。在美日印澳机制中，印度一直在强调自身的战略自主诉求，对美战略疑虑也在上升。不管是美国邀请印度加入“北约+”，还是在“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方面加强合作，印度其实都是强调有条件配合，而且配合的标准很明确，那就是这种配合要符合印度利益，不符合印度利益就不积极响应。因此从QUAD机制的演变过程，能明显看出印美关系发展的限度。印美结盟既缺少现实利益基础，也没有意识形态层面、价值观层面的共同基础，这也是这段时间印美之间不和谐因素比较多的原因，比如美国涉入海外锡克人地位问题、曼尼普尔邦族群骚乱问题，以及与印度在孟加拉国局势上的激烈博弈等。
总之，在面对美国全球战略以及战略调整时，印度发现自己始终处于被动应对的态势，这加深了印度对美国的疑虑，也会阻碍其在小多边机制上提升与美国的合作水平。这并不是说会这些分歧会阻止印美合作，相反印美合作未来可能会更多 ，甚至程度也会更深，但是这种小多边机制无法使印美关系进一步发展乃至突破目前的限度。
➤同学们：感谢老师提出的建议以及耐心解答与分享！我们收获良多。
本期编辑：赵澜清
本期审核：陈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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