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为何投奔林彪?因为这三个原因,让他不得不重新选择

文摘   历史   2024-11-19 18:11   云南  


自古文人从政,大多都是“依附式”的存在,扮演的都是附庸角色,尤其是手拿着笔杆子从政的文人,更是逃不过这个宿命。

正  文


陈伯达凭借着手中一支笔,从一个书生一度跃升为新中国第四号人物,在他仕途高光的时候,几乎掌握着全国舆论的喉舌,那时候的“两报一刊”上面,每天都能看到“陈伯达”这个名字。
1967年,这一年,真正让陈伯达感受到了危机。这一年,《红旗》杂志社内部出现了巨大变动。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这三人是《红旗》杂志社的“三面红旗”,三人一开始是陈伯达的得力下属,虽说后来他们倾向于江,但在名义上还是陈伯达的下属,也和陈伯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陈伯达因为身兼数职,《红旗》杂志社的日常工作,都是交给“王关戚”三人来维持。
1967年8月26号晚上,王力和关锋被强制“请假检讨”,隔离在钓鱼台2号楼;随后又转送去了西山别墅,交由卫戍区负责看管。次年1月,王力、关锋被转去了秦城监狱,随同二人一起进监狱的,还有戚本禹。
这三人被送去监狱后,陈伯达心里很是不安,他平常就很少去杂志社,此时即使去杂志社,也是无端的发一些火气。
因为“王关戚”三人的离去,《红旗》杂志社的正常工作陷入了停滞状态,甚至于连着好几期都没有出杂志,这自然让陈伯达受到了批评,而他转头把心中的火气,又撒在了杂志社。
此时的陈伯达,多次受到伟人的批评,又一直被江青排挤、针对,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选择了林帅,和他结盟。而对方有“黄吴李邱”四大得力干将,却没有一个得力的笔杆子;由此,陈伯达的到来,就弥补了这个空缺,不仅成了得力的笔杆子,还是一名军师。
也正是他这一错误的选择,最终为自己悲剧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陈伯达这次是铁了心和林站在一起,他成为了林的“亲密战友”,投桃报李,对方也把陈伯达看作是“相”,而另外四个人就是“将”,“一相四将”一起拱卫着林这一面“红旗”。

1970年,陈伯达的仕途也于这一年终结,这一年的8月,庐山上的“一相四将”积极出谋划策,在继承人这个问题上,为他们的“红旗”展开了一场全面的进攻。
可惜,后来还是兵败庐山,随着一篇《我的一点意见》文章的出炉,也正式宣告了陈伯达仕途的终结。
在庐山上的这场争斗,作团队里面的“军师”、“理论家”,也作为团队里最后一个加入进来的人,陈伯达表现得尤为积极,十分醒目。就在他们认为胜利在即的时候,最后还是兵败庐山。
陈伯达以为自己这一次还能涉险过关,但这次实在是玩得过火了,伟人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不能批评林,那样震动太大了,全国的思想一下子是转不过来弯的。他也清楚陈伯达此刻是依附林,两人不能一锅端,只能分而击之,以批陈来进行敲打。
从庐山下来后,陈伯达就被禁足在北京的家里,那时候的他,住在北京米粮库胡同里,这是一座十分宽敞的四合院,十分的安静。
对于自己的处境,陈伯达是这么描述的:
“从此,禁闭在自己家里......有迹象表明,是要逮捕送监了我感到绝望.....”
此刻已经失去庇护的陈伯达,早已成了浪涛中沉沉浮浮的小舟,时刻都会倾覆。“江、康”一伙自然不会放过这么一个好机会,这是让陈伯达彻底无法翻身的一个好机会。
1970年10月18号,陈伯达家里原本的警卫员都被调走了,取而代之的是8341部队。这一天,也正式对他实行了就地监禁。1981年1月25号,他被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18年,其刑期就是从1970年10月18号这一天开始计算的。

1988年10月17号,陈伯达生病住院,他的刑满仪式也是在医院里简单举行的,刚好18年。
1971年9月13号凌晨,陈伯达被塞进了一辆小汽车,朝着北京郊外的秦城监狱行驶而去。
凭借“依附”起家的陈伯达,因为这3个原因,给自己做了错误的选择:
1、受到伟人的多次批评,逐渐失去了信任。
2、受到排挤,孤立无援。
3、林帅有了四大干将,缺少一个笔杆子“军师”。
而找到了新的“依附”,资历浅的他又不得不积极的冲锋在前,最终撞得头破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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