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观察| 从孙杨到哈马,中国的舆论场变了

文摘   体育   2024-08-28 16:28   北京  


时隔1680天,孙杨以游泳运动员的身份重新回到公众视野。


孙杨在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中正式复出。图片自网络


四年时间,弹指一挥。事实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我们回顾过往四年,记忆大概率是匆匆且苍白的。


但对运动员而言,四年又足够漫长——那可是一整个奥运周期。


所以孙杨以冠军之姿回归,又说出是“热爱“让他坚持重返赛场时,亿万观众似乎看到了“热爱可抵岁月漫长”的具象化表现。


熟悉的男子400米自由泳,熟悉的第一个触摸池壁,熟悉的单手挥拳庆祝,熟悉的混采区哭泣,一切熟悉得好似时间凝固,从未改变。


孙杨在赛后接受媒体采访时掩面而泣。图片自网络


要不是3分49秒58的夺冠成绩比个人最好成绩慢了将近10秒,人们真的会忘记:他已经33岁,是全场“最年长”的运动员、他经历了4年禁赛、禁赛期间他没有教练指导甚至不能在国际泳联备案的正规场地训练、他不断出现在直播间中给“家人”们带来“福利”以筹措训练经费……等等一系列事实。


无论哪一条,对一名游泳运动员而言,几乎都意味着运动生涯的终结。更何况,4年前那场轰动体坛的国际体育仲裁法庭(CAS)仲裁中,表现不佳的孙杨和他的团队不仅接受了禁赛的结果,也接受了公众的审视与审判。


我们无意探讨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的程序正义性和西方国家在兴奋剂检测领域惯用的双标伎俩。但毋庸置疑,彼时彼刻,国内绝大多数的媒体和公众都接受了一个天王巨星黯然退场的局面,并且内心深觉这并不光彩。


四年后,舆论场翻转了。


从预赛开始,包括新华社、人民日报在内的主流媒体便纷纷关注孙杨表现,到了决赛,央视体育及央视频更是临场决定对当晚的决赛进行现场直播。


官媒的态度影响了部分尤其是对四年前庭审始末不甚了解的公众,但某种意义上,官媒的姿态也被公众与四年前截然相反的态度所影响。


孙杨参加的全国夏季游泳锦标赛第一个比赛日,预赛门票仅为30元,但由于孙杨的加成,预赛门票二级市场被炒到了700元;孙杨顺利挺近决赛后,原价200元的套票被炒到了千元以上,还一票难求。


在咪咕,预约等待看孙杨王者归来的观众人数超过了100万人。


而在合肥体育中心内外,写满了“伟大”“传奇”的手幅、标语随处可见,场面不亚于一线“爱豆”的见面会。


四年,中国的舆论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有一种声音说,孙杨的“翻红”除了自己的努力外,是地缘政治愈发复杂、中美利益冲突愈发显现的结果。经历了巴黎奥运会上西方媒体对中国游泳运动员的污名化攻击和世界反兴奋剂组织控诉美国在反兴奋剂工作上不守规矩后,中国体育迷达成了正名、回击和平反的共识。因此,潘展乐、“紫薯脸”和孙杨的翻红都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能印证这一观点的还有另一位曾经体坛天王的翻红。


巴黎奥运期间,刘翔和姆巴佩为小红书拍摄的TVC成功刷屏,魔性的对话实现了病毒式洗脑营销。


姆巴佩与刘翔在巴黎合影。图片自网络


事实上,在小红书之前,刘翔先后就与伊利、霸王茶姬、京东秒送等品牌合作,发布了多条情怀拉满的“回忆杀“视频。20年前的奥运冠军商业能力完全不输现役顶流。


即便在伦敦奥运会遗憾退赛后,公众对于刘翔的评价已完全有别于北京奥运会,趋于理性和客观。但过去十余年,考虑到舆论的波动与复杂,站在商业角度,品牌方从未如此一致地青睐刘翔。


十余年过去,刘翔没变,但舆论环境变了。爱国主义成为今日国内舆论生态的主流,作为打破欧美垄断优势项目的中国运动员最杰出代表,刘翔的翻红是民族复兴使命感和爱国主义情怀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


有人在这样的舆论场翻红,就一定有人“变黑“。


曾经网友们的“朋友”谷爱凌最近发了视频回应一系列质疑。视频里,她说:“5年来代表中国参加41次世界大赛,为中国获得39枚奖牌,为国家队介绍3个主教练,为国家队捐赠自由式滑雪板,为中国和女性在世界发声,黑子为国家做了什么?”


谷爱凌回怼黑粉的视频截图。图片自网络


这个行文方式和刘翔粉丝们当年抒情的“参加了48次世界大赛,36次冠军,6次亚军,3次季军,有些人却只记得他退赛2次“的文案极像。但结果却截然相反。


两年前,谷爱凌吃个韭菜盒子都能霸屏热搜,是无数网友的“好朋友“;两年过去,谷爱凌从“青蛙公主”变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两面派“”卖金牌的“。


如果您从2年前北京冬奥会前后就关注谷爱凌,那可能不难发现,她的发言、她的价值体系、她的逻辑自洽其实都没变,她还是那个在国籍问题上圆滑,在价值观上追求普世价值和政治正确的谷爱凌,一个典型西方精英教育结出的优秀成果。


但还是那句话,舆论场变了。一切都不一样了。


国内舆论场的爱国主义“运动”从破除对西方主流声音、权威声音的迷信开始。


当然这种反权威化、去中心化逐步出现了扩大化,渐渐衍生出“凡是权威,肯定不对”的架势。


上周末哈尔滨马拉松半程组比赛起跑出现了异常,便出现了很有意思的声音。最初,事件起因并不明晰时,有人猜测是发令裁判提前鸣枪导致。舆论场将裁判视为弱势个体,发出了不少这样的声音:这能归咎于个人吗?赛前不通气、不联调吗?整个组织的原因非要拉出一个人背锅,最后不会说这名裁判是“临时工”吧?


图片自网络


随着原因渐渐明朗,发现是哈尔滨马拉松警察跑团赛中赛,阻拦起跑的大概率是当地警察跑团相关负责人时,舆论场又把该负责人判定为了权力掌握者。舆论声音是:“不是科级以上都不敢站出去拦”,以及“何止科级?看这个架势起码是副处以上”。


同样是个体,身份的不同导致舆论环境天差地别。


事实上,过去几年间路跑赛事办赛的舆论环境也发生了极大变化。


几年前,媒体和公众还在围绕赛道设置、补给安排、比赛策略讨论一场马拉松比赛,哈马这样的故事和尿红墙、雾霾跑、先导车领错路一样是比赛的插曲、笑谈;但今天,由于我国马拉松特殊的办赛环境,比赛当日,它几乎成为了举办城市权力的核心——一切公共利益都要为马拉松让路——因此,路跑赛事不可避免地在舆论漩涡中被判定为绝对强者而受到公众严苛的审判。


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在今日,路跑赛事多大的好事都不出门,多小的坏事一定一夜爆火。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公众是更理性的、更愿意分析与判断的、更有鲜明的态度和立场的,换言之,是更有自信的。


但另一方面,公众也是更容易被别有用心者摸到最敏感的那根神经,变得更加敏感的。


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只有一字之别。自信和自负也只有一字之别。


不出意外,未来一个月,会有无数自媒体大肆渲染中秋和国庆的调休政策,去“挑逗”社畜们最敏感的神经。谁吐槽得狠,谁骂得尽兴,谁就可以获得最大的流量。


但其实,从2008年修订《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以来,我国一直是11天的法定假日,中秋一直只有1天,国庆也一直只有3天,甚至调休办法也是从2008年就沿用到现在的。


16年了,法律没变过,假期没变过,可舆论变了。


是时代变了。


谁拗得过时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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