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
游寿先生具有博学而笃志的学者风范。作为一名学养丰厚、博学融通、知行统一的学者，她将毕生的心血都倾注到她的学术研究中。她求真、求实的学术思想体现在考古学、书学、史学、古文字学等诸多领域，并将其融会贯通，使其成就斐然。
游寿先生是一位师承大师的书法名家。他的书风“寓巧于拙，秀而不媚，其金石气，源自胸襟，流于笔端，瘦硬如铁，温润如玉，无女子气，有丈夫才。” 素有“南有萧娴，北有游寿”即“南萧北游”之说。她继承并发扬了李瑞清、胡小石的书法理论、创作方法和教育思想，以丰富的学养为根基，形成了独特的人格风貌，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的书法家之一，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游先生的书论，见地深刻，影响颇远。她关于论瘦金书渊源的论断，几十年后，仍为学界所引证。在游寿先生的引领下，一大批书法理论工作者，进行了系统化的研究。
她也是当代中国通识金文和甲骨文的少数学者之一。抗战后期，游寿来到四川李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曾昭熵一起整理青铜、玉器、甲骨文物及金石拓片。那样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旧中国的一个研究金石碑版的学者能读到拓片，是一件求之不易的事情，她特别珍惜这次机会。为了全身心地投入这项研究工作，她辞掉了国立四川女子师范学院的教学工作，不但参与整个“善斋”青铜器的整理，还整理留在箱库中未面世的安阳出土的青铜器。在整理文物的日子里，认识了许多学术名人，如在国外学考古的李济先生；研究人类学的凌纯声和吴定良；专攻唐史及敦煌学的向达则；搞语言研究的李方仲；研究甲骨的董作宾等等，从他们那里，她学到了许多学术知识。尤其是听梁思永先生口述东北昂昂溪考古工作、细石器文物等内容，对她以后在东北从事考古工作有很大的启发。
正如游寿先生自己所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进入了学术的门槛。” 也正是这种执着于科学研究的孜孜以求的精神和一些学有成就的前辈与学长的帮助，成就了她学术上的第一个辉煌。这期间游寿著有《金文策命文辞赏赐仪物》、《汉魏隋唐金石文献论丛》、《书苑镂金》、《山茶花赋》、《山居志序》、《隋唐东邦史料考辑》、《隋唐东征史》、《隋唐与三韩问题》、《唐代墓志书体》、《伐绿萼梅赋》等大量文史书论，而且还整理金石甲骨秘本善本资料，收集了大量战时流入四川的金石拓片及文物。1945年，抗战胜利后，游寿先生又来到南京，在国立图书馆担任金石部主任，集中整理编辑了五千多件金石拓片，拓开了她对古文字研究的视野，提高了个人鉴赏水平。
后来，文革期间，周总理以忧切的心情问当时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先生，通识金文和甲骨文的学者有几位，王冶秋列举各家，其中就有游寿先生。当代中国书法家、原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沈鹏先生曾在《咏游寿诗四首》中的《寿长》诗中记叙此事“寿长所历识弥多，胸腹诗书星斗罗。奇字古文通者寥，遥知北国有姮娥。”
新中国成立后，游寿先生由南京大学调至山东师范学院。1957年，又主动申请支援边疆，执教于哈尔滨师范大学，先后在中文系、历史系主讲古文字学、中国古典文学、书法、考古学等多门课程。在北国的边陲，游寿先生默默地执著于她的研究、倾心于她的教育事业，把知识的火种代代传承，用满腔的热诚在祖国的北方书写最美最动情的诗篇！教书之余，她把主要精力投入到黑龙江的考古事业，三十余年中经常带领师生与省考古队、省博物馆等单位的同志合作到外地考察，足迹遍及白山黑水之间，为研究黑龙江的古人类活动找到了重要依据。
曾和游寿先生一起共事15年的历史系于莲英老师曾写下这样一段回忆：
一九五八年，我毕业留校，在资料室工作。经常看见一位身着黑布衣裤的老者，来去匆匆，很少与人说话，走起路来步子也很大，两臂悠起来，真有点男子气。后来才知道她就是游寿先生。
一九六〇年，我和胥孟声老师陪同游寿、周齐、苏渊雷、曹汉奇四位老教师到哈尔滨黄山考古。在太平桥下车后，再没有车了，我们只好徒步。在路上，我问游老师：“你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吗？你已经五十多岁了，又是位女同志，不回老家或在关内什么地方工作，偏偏来黑龙江，你在这里能受得了吗？”游老师说：“不是受不受得了的事，我是来工作的，要来黑龙江搞考古的。关内考古界有一种说法，东北没有古可考，怎么会呢？只不过开发晚些，显得落后些。大家都来做，会有发展的。从个人角度来说，要想有发展，就要来没有开发的地方，干自己愿意做的事，何必在关内争来争去？”
当我们到了黄山顶上时，她又说：“从这里的地形、地貌来看，一定有古人类生活在这里。”她又指着前面大冲沟的横断面，“我没说错吧？看到地层的变化，就可以知道它的过去。”看来，这位老者对地质学也有研究。过去我也听人说过，南方人眼睛“毒”，能看地下三尺，今天可让我遇上了。不是游老师眼睛“毒”，是她有学问、懂科学。
这次考古，正像这位老者说的，没有白来，收获很大。我们不仅采集到陶器片和石器，还发现了猛犸骨骼化石，在猛犸骨化石上有被割锯的痕迹，猛犸骨磨制的骨工具，对研究黑龙江地方史很有价值。
游寿先生把考古研究的视角对准了黑龙江大地的鲜卑魏文化。1963年，游寿先生发表了重要的论著《拓拔魏文化史稿》，一直致力于确立拓拔魏的发祥地研究，并最终揭开了北魏石室祝文之谜。这还要从1979年的一次黑龙江省考古学术讨论会上说起……
1979年2月，在黑龙江省考古学术评论会上，游先生看到从呼伦贝尔盟来的米文平同志，便非常关心地问他：“呼伦贝尔大兴安岭一带发没发现石室？这个石室可是《北史》上提到过的。”《北史·乌洛侯国传》有这样一段记载：“太平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魏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灵，人多祈请。太武遣中书侍郎李敞告祭焉，刊祝文于石之壁而还。”石室代表了北魏祖先鲜卑人的发祥地，鲜卑人入主中原建立北魏王朝之后，对祖先最初活动的地方已经渺渺茫茫，不知所踪，所以当乌洛侯国使臣提到石室是先帝旧墟，能显灵，当地人还经常去祈祷时，太武帝拓跋焘立刻派李敞前往祭祀，并刻下颇有史料价值的祝文。
但这个石室究竟什么样？在什么地方？祝文还有没有？一直是个谜。有一本《方舆沿革》甚至说它在尼布楚城西，尼布楚城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境内，难道鲜卑人祖先是从西伯利亚来的？乌洛侯国生活在嫩江流域，他们怎么会千里迢迢跑到西伯利亚去发现石室呢？游先生朝思暮想，总想解开这个谜。由于年龄和身体条件的限制，虽然她不能亲自去考察，但一遇到大兴安岭来的同志，便认真同他们探讨。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游先生的启发和指导下，米文平等同志从1979年9月到1980年7月，先后四次到大兴安岭实地考察，他们克服重重困难，不放过任何一个蛛丝马迹，终于在一个叫嘎仙洞的石壁上发现了祝文。这个被厚厚的苔藓掩盖了1500多年，字迹已经模糊不清的石室祝文终于重见天日，1982年鄂伦春自治旗文管会特意邀请游先生前往参观，游先生不顾爬山越岭的辛劳，在石室与米文平同志合影留念，并撰文祝贺，共同分享这一重大发现的快乐。
这是新中国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因为他以无可辩驳的铁的事实证明了今天的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一带就是北魏祖先的发祥地。不仅如此，石刻祝文的发现还把黑龙江书法史的实物材料往前提到了北魏时期。这一发现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游寿先生的另一个重要的考古成就，就是她通过考古认定自己的故乡福建省浦霞县赤岸村为千年古村，确定了赤岸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历史地位。
1976年游先生在《文物》杂志上读到史树青的一篇文章《日本国收藏的唐代一行等人的画像》，其中有一句话引起她的注意，这句话就是“（日本第十七次遣唐使）七月六日自日本肥田国田浦出发，八月十日抵中国福州长溪县赤岸镇海口。”她想，自己的家乡霞浦县古代就叫长溪县，现在与海相邻的赤岸村莫非就是当年的重镇？有没有出土文物来证明它呢？据史书记载，日本第十七次遣唐使来朝，海上遇险，他们的船是漂泊到赤岸的，船上有一个和尚叫空海（774—835），他历尽磨难才争取到去长安求法的机会，学成回国后首创佛教真言宗，并根据汉字草书发明了日本字母平假名，成为日本古代杰出的文化名人。如果他真是从这里登陆的，那么赤岸对研究空海的生平事迹太重要了。带着这些疑问，1981年春节，游先生利用回家探亲的机会，大年初一不顾休息，特意邀请县里的有关领导同志到赤岸村进行考察。他们首先在路边发现了一个和办公桌一般大小的石槽，上面堆满了柴禾，她扒开柴禾一看，石槽两边刻着字，游先生凭着多年的考古经验和对古代字体的丰富知识，一眼便知这是唐代善男信女捐赠给大庙洗菜用的遗物。她非常珍惜这一发现，当即向村民刨根问底，反复求证，旁边一个小孩儿见这位老太太对这件平日无人过问的石槽感兴趣，也凑上前来说：“我们还有一件东西你要不要看？”游先生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马上随小孩儿来到一个房基前，原来这里有一块作地基用的破石碑，碑上模糊地刻着“绍兴”字样，这是南宋绍兴年间井栏上的遗物。古人有个习惯，挖完井后，便在石栏上刻下年号留作纪念。根据当地县志记载这里曾经有个古井，只是井栏上的石刻不知下落，“绍兴”石碑的发现正好解决了县志上的疑案。一天当中发现了两件古代遗物，游先生真是喜出望外，于是又和当地群众顺藤摸瓜，乘胜追击，几天的工夫果然又找出了许多青瓷陶片、石刀、石匾等。根据这些出土文物和赤岸村的地形地貌，游先生充分肯定地说：“赤岸是唐宋时代福宁湾重镇看来无疑。”“日本国空海和尚随遣唐使途中遇难，漂到赤岸以南海口登陆是有根据的。” 游先生的论证不仅为国内史学家所重视，也引起日本友人的极大关注。为了表彰游先生的贡献，空海研究会一致推选她为名誉会长，她自己也非常兴奋，高兴地说：“真想不到八十之年，还能为家乡重新接一根中日友好的线。”
这一段段回忆，让我们更真切地看到了一位跋涉在白山黑水之间的老人，用她的执著与信念构筑了中国现代学者追求真理，传递薪火的铮铮铁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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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摘自2006年纪念游寿先生百年诞辰主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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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张云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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