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南岛语系及南岛文化的分布范围是很清楚的：东到复活节岛，西至马达加斯加，北到台湾，南达新西兰。目前学界也普遍认同南岛人起源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而向外扩散。
根据近年来太平洋地区发掘的考古学材料，南岛语族的移民浪潮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发生在距今8000-6000年前。得益于地球末次冰消期后的水动型和地动型海平面变化，南岛先民其实完全可以通过陆地步行到今东南亚地区。
这一部分南岛先民，被称为原始南岛民族（Proto-Austronesians）、前南岛民族（Pre-Austronesians），或早期南岛民族（Early Austronesians）。遗传人类学学者以线粒体DNA研究，对这个假说提供诸多证据。
随着全球变暖与冰消期海平面回升，第一波南岛先民的栖居地逐渐被海水淹没，被迫后撤到滨海高地。如今在海峡两岸发现的大坌坑、壳丘头、富国墩等史前文化遗存，都具有海岛环境特征，皆是“原南岛文化”向不同方向后撤而形成的不同分支。
第二阶段开始于6000年前，居住在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的先民为获取“渔盐之利、舟楫之便”，便驾舟出海、逐浪而徙。他们第一站抵达台湾岛，之后继续向东、向南迁徙，将文明的火种撒向广袤的南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
大约5000年前，当时的台湾土著民南下扩散到吕宋一带。大约500年后，扬帆远航到婆罗洲、印尼东部。接下来以菲律宾群岛为中心，南岛人乘风破浪，向东迁徙到马里亚纳群岛，关岛、塞班岛一带；往西漂流到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等地。
第三阶段，也就是3200年前，南岛人扩散到中太平洋美拉尼西亚区域的加洛林群岛一带。同时期，占领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和婆罗洲的南岛人，凭借印度洋季风环流转头前往马达加斯加。
其后，南岛人取道哈尔马赫拉岛，到达了新几内亚。公元300年，也就是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岛人到达所谓的“波利尼西亚”，并最终形成拉皮塔文化（Lapita）。今天在新西兰的毛利族，是最晚的移民，约在公元800年。
在此期间，闽越国，这个在公元前334年中国东南丘陵地带缔造的强大邦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一方面接受不断南下的中原移民及其文化，另一方面又深深影响着生活在东南亚地区南岛语族的日常生活。
双体与边架艇独木舟、三角蟹形风帆与御风技术与“裸掌观星”方法，都是在这一阶段南岛渔民在海陆文化交流与知识碰撞过程中，结合本地自然地理环境，不断摸索出来的一套航海天文体系。
有了识别航向、辨别方位的方法，南岛人开始往越来越远的海域进行探索，谱写人类航海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篇章。距今2800-800年前，南岛人的第四阶段移民浪潮开启，目标是更为深远的波利尼西亚东部。
公元8世纪中叶，一支南岛人自马克萨斯群岛北上，成为夏威夷群岛的第一批人类；另一支南岛人横渡南太平洋，抵达南美安第斯山脉西麓，单远洋航行距离远超北欧维京海盗发现北美。
唐代之前的远洋船舶，多依托于海岸线的走势曲折航行，但南岛人的壮举无疑开启了离岸直航时代。这些经验知识不断累积，校正着原来粗糙的水浮式指南针，并促使人类创新出更为便携和稳定的磁性导航工具。
北宋时期，中国人在磁针式指南针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安装在带有支点和轴承装置内的磁针既能够保证自由旋转，又在罗盘盘面上刻有详细方位，这大大提高了导航的准确性和实用性。
伴随着指南针普遍应用于航海，以及造船技术进一步发展，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人类文明联系更加紧密。13世纪不仅是蒙古人的辉煌时代，也是南岛人航海技术臻于极致的阶段，南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群岛此时与美洲已有深度交流。
在此期间，烟草、甘薯、菠萝、辣椒、葫芦、玉米等美洲作物就已传入当地。很多美洲作物，比如甘薯还在当时成为南岛人的主食。这说明，早在欧洲人所谓的“地理大发现”之前，太平洋两岸就已经跨越大洋，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商业与文化互动。
南宋以后，随着海外贸易的日益繁荣，远洋船舶数量剧增，中国文献中，如古籍《岭外代答》，时常会出现船舶遭遇恶劣天气，误入南太平洋诸群岛的记载。当时的广东人出海要么要么下南洋，前往中南半岛和印尼；要么北上过台湾海峡，到达的日本、琉球。
除此之外，则还有一条路线，即直接“东流，入如无际，所谓东大洋也……有长砂（岛礁）石塘（珊瑚）数万里，尾闾所泄，沦入九幽，昔尝有舶舟为大西风所引，至于东大洋，尾闾之声，震凶无地。”
众多美洲作物便已传入南太平洋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群岛，甚至东亚一带。同时，中国等地的棉花、香蕉、椰子等作物亦已传入中南美洲。也正是该时期，花生、玉米、南瓜等美洲作物才首次见诸中国文献。
与之对应的是，波利尼西亚群岛的许多原住民还传说其祖先很久以前来自华南沿海。有些人甚至还口口相传着晋江、平潭等地名的发音，生物遗传学、形态学和基因测试等手段也能佐证中国东南沿海与太平洋岛国土著之间的亲缘性。
近代欧洲国家邂逅南太平洋地带的历史，要追溯到15世纪中叶。欧洲人关于“未知南方大陆”（Terra Australis Incognita） 的传说，一直萦绕在他们心头，并在航海时代来临后不断驱使人们前往太平洋进行探索。
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人皆在前赴后继的环球航行中途径南岛人的栖息地，著名探险家麦哲伦本人就是在与菲律宾群岛的原住民的冲突中丧命。欧洲白人的到来，终究打破了西太平洋闭合社会系统的宁静。
七年战争后，英法两国均派遣探险船队深入太平洋。岛民们对基督徒的到来抱持疑惧的态度，继而以数百艘独木舟严阵以待，紧随其后的是盗窃和乱石抛射行为。欧洲人则回之以滑膛枪和大炮的火力，最终酿成了一场屠杀。
在物质层面，手无寸铁的南岛人显然不是坚船利炮的对手。在精神层面，抛却语言上的隔阂，虔诚的西方传教士们竭力向西太平洋土著灌输冗长艰深的基督教思想，以及伦理道德，不过收效甚微。
波利尼西亚地区的南岛人思维尚处于朴素而直接的状态，他们所崇拜的“玛那”（Mana），是一种无所不在的超自然力抑或魔力，可以附体在重要人物身上，给予其地位和力量。其他信仰，亦和自然界的现象或“原力”密切相关。
西南太平洋风光旖旎、民心淳朴，他们又普遍身体健康，较为长寿，只食用很少的肉食，也不沾染烟酒。按照法国探险家布干维尔的说法，他在岛上的每一天都能发现“友善、安宁、无忧无虑的快乐和幸福”的情景。
尽管岛民内部存在等级、特权和压迫，尽管岛屿之间也会产生流血冲突，但就其烈度和强度而言，和欧亚大陆或者说美洲大陆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根本不值得一提。像出草、食人这些骇人听闻的风俗习惯，其意义仅在人类学层面成立，而非政治与经济领域。
在一个“人们只要张开嘴就能在瀑布中一饮为快”、“岛民和巫医及信奉的诸神之间关系较为宽松”、“虽然原始但足够富足”的社会中，欧洲教会却要以职业神父控制的集权国家的活动方式来生搬硬套，难免适得其反。
什么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什么唯名论与唯实论对立，无不让“民智未开”的聆听者们云里雾里、不知所措。他们不明白这些白人搞这么多的神仙做什么？此外，来自文明社会的诸多条令和规章也无异于削足适履。
一个有名的事例足以反映这种文明间的巨大差异：一位土阿莫土群岛的传教士曾孜孜不倦地教诲当地土人，男女之间应以结婚的方式确立双方之间的合法夫妻关系，并在教堂举行仪式；同时，婚后不应有婚外性行为。
之后，当地土著果然都会到教堂举行婚礼仪式，再展开性行为。然而，令所谓“文明人士”啼笑皆非的是，他们每次前来，都是截然不同的男女组合。A昨天和B牵手，今天则要和C在一起，后天又领着D要求结婚。
如果不是欧洲人有着西太平洋南岛人从未见过的铁器，如铁钉、铁锛、斧头等制成品，他们根本不会欢迎这些打着“探索未知、文明发掘和科学研究”活动外来者，原始的激情和习性造成的流血事件时有发生。
1772年，法国航海家迪弗雷纳在新西兰海岸被毛利人杀死；1779年，库克在他的第三次环球航行途中由于激怒了今夏威夷群岛 （波利尼西亚北端） 的土著，被围攻后遇难，引发欧洲的一片哗然。
传教士中纵然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崇高理想，甘愿不远万里来到未开化的地区传道授业。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些美好愿景与其说是善意的“拯救”，毋宁说是强人所难。随库克完成第一次环球航行的博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他曾指出，与太平洋人接触时，应将其行为置于他们本身的自然和社会背景下理解，而非以欧洲的标准来参照。这并不是为愚昧和落后辩护，只是欧洲人的种族主义观念，并不比太平洋土著的“野蛮”行径高尚到哪里去。
太平洋诸岛遭遇殖民化的一个重要事实是，众多岛民被欧洲人绑架，成为免费劳动力，被迫承担繁重的工作和杂役。如果遇到天花、鼠疫等流行性疾病，岛民被抓走之后，生还的几率不到0.4%。
当时斐济、南美种植园和澳大利亚地区的农场皆出现劳动力短缺，亟需补充。除了数十万从南亚、东亚、非洲地区运来的劳工以外，欧洲地主还会直接雇佣军队，前往复活节岛、所罗门群岛等地抓捕土著人。
19世纪20年代，法国探险家迪蒙·德于维尔（Dumont d’Urville）将西太平洋“文化疆域”径直划分为波利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三块。很明显，西方人对南岛语族的殖民掠夺才刚刚开始。
19世纪中叶，欧美资金和人员大规模流向太平洋，鲸、鱼类、木材、金属等资源被毫无节制地开发。其中，尤以檀香木的开采最为粗暴和残忍，对西太平洋自然和社会环境构成双重危害。
欧美国家最初在印尼、新几内亚岛采伐檀香木，待这些地方木材资源接近枯竭后，又转而在周边海岛搜寻。夏威夷、斐济、马克萨斯群岛、新赫布里底群岛等地相继成为檀香木大规模采伐的产地。
欧美船主通常以一些铁制品或货币，与当地酋长或首领建立起较好的关系，然而伺机开采或采购檀香木，获取暴利。在此过程中，土著居民被屠杀，或受诱骗、胁迫，以及被商人和酋长联合贩卖成奴的情况屡见不鲜。
在汤加、夏威夷等组织规模相对较大一点的岛国，其统治者完全沦为殖民商人敛财的工具。有时候，他们会和外国商人、部分传教士一起参与到了人口买卖、贩运工作中，进而巩固自身的特权与利益。
而连年的砍伐使得檀香木的产地岛屿一片狼藉，生态环境面临崩溃。夏威夷的檀香木资源因过度开采，在1820年之后开始迅速减少；新赫布里底群岛的树木经过30多年的开采，在1860年左右已所剩无几。
波利尼西亚人或许从未想过，自己会以这种方式融入“文明社会”——如果他们能理解了这个词语。西方人带来的酒精和病菌，导致土著居民平均身体素质的急剧下降，染上了各种前所未见的疾病。
即使是在今天，有数据显示，波利尼西亚族人的心脏病死亡率也要相比于白人高出平均水平44%，癌症死亡率则高出39%，而糖尿病死亡率更是高出196%。殖民主义已深深改变了南岛人的经济环境、生活方式和身体健康。
除此之外，南岛土著还要在文化层面满足西方殖民者变态、畸形、扭曲、低俗的社会心理。波利尼西亚人区别于欧洲的风俗习惯和衣饰搭件，统统被赋予落后、懒散、堕落、未开化、不文明的标签。
19世纪每一届世界博览会，都有西太平洋土著像一头野兽或者一件物品供白人赏玩。他们被扒掉外衣，关在笼子里。有的还会用铁链拴上，或者用木枷铐住，丝毫没有一分人的尊严与权利可言。
知识精英阶层的种族主义情结更加虚伪，马林诺夫斯基这位现代人类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在其著作《西太平洋航海者》一书里，大谈特谈民族志方法如何力求客观，怎么保持价值中立，但私下的日记中他却对特罗布里恩岛民充斥着鄙夷和歧视。
1891年的大溪地岛，由于法国殖民者的介入已然是贫穷横行、疾病肆虐的地狱。可即便如此，高更仍运用明亮、平面且不真实的颜色，把这里描绘成一个前现代主义休闲之地，一个远离大都会巴黎、迷人的伊甸园。
如果说，南岛少女的裸体成全了高更的创作激情，那么，西方所谓“野兽派”与表现主义艺术就是在罔顾波利尼西亚人苦难建立起来的“毒之花”。土著人的身体被贡献出来，土著人的观念遭到无情玩弄。
19世纪、20世纪之交，太平洋岛屿在世人的印象成为旅游胜地的代名词。然而更为讽刺而无奈的是，这些岛屿的开发依然是由欧美的旅游从业者和旅行社来主导，土著毫无话语权；根。
根据房龙的观察，他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在船上兜售明信片”，或者根据要求进行表演，然后再“拿到一些小钱”，“讨一支香烟就去睡觉”。但明显的是，他们参与的舞蹈、“村落的节日”等民俗表演，完全和以往的生活大相径庭。
岛民们并没有按他们原有的轨迹继续生活下去，而是在“扮演”西方社会眼中的自己。法国作家维克多·谢阁兰曾在《高更的最后风景》一书中，以土著人的口吻描述了他们对个人及民族命运的思考，也无不反映了西方人对于太平洋传教和殖民活动的反思。其中写道：
“……我们没有抗拒，我们兴高采烈地接受你们带来的一切……我们将你们海员的恶习和传教士的美德——你们所谓的美德——一并接收，其实这些美德和恶习一样致命。我们很快便不再思索如何实践自己民族的美德，美德只存在于我们的话语和手势中。我们生活在一个文化大熔炉里，但总算是听你们的话，皈依基督教了。”
20世纪20年代，相对主义思潮兴起。在文化人类学视角下，波利尼西亚人不再被动地承担着“他者”角色。但这并意味着波利尼西亚人就此摆脱了种族歧视，或赢得了西方学者的尊重。恰恰相反，他们要在更深一个层次满足人类学专家们的理论建构。
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博厄斯高徒——鲁思·本尼迪克特及其著作《菊与刀》。她认为，现代人类学的一个显著性标志，就在于超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局限，对一切白人以外的“他者”不分轻重厚薄地研究。
毕竟，一个人如何看待世界，很大程度上是社会文化的剪裁编排，而这一切都得之于个体所生活的社群传统，与种族、性别、智力高低无关。一个人的生计、婚配、征战及敬神等各色行为，亦是按照其所真正隶属的文化模式，发展起来的无意识。
本尼迪克特看到，西方文明只是凭借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经济，以及欧陆连年高强度、高烈度战乱、动荡中锻造出来的暴戾与贪婪，而在近代世界民族之林当中“脱颖而出”。
而这根本不足以使白种人以“文明人”自居，或将他们自己的文化准则等价于人类文明的普遍性。如果按照文化相对主义观点，所谓“现代化”与“西方化”之间的一致性，只是一种历史的偶然。
在相对具体的人类学研究领域，本尼迪克特则理所当然地套用相对主义宗师尼采分析古希腊悲剧时使用的一组概念——“阿波罗”和“狄奥尼索斯”对照组解构线性历史观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控制下的旧人类学范式，进而赋予土著民以“崇高”价值。
恰巧西太平洋的宗教秩序（Areoi）中，有着“一位男性太阳神与世间最美丽的女人维奥拉马蒂（Vairaumati）结为伴侣，进而创立出一个新种族”的神话传说。这与尼采的酒神-日神哲学观不谋而合。
早在1934年，本尼迪克特便出版了《文化模式》一书，将美拉尼西亚的多布人，与新墨西哥的普韦布洛人和美洲西北海岸的已经消失了的克瓦基特尔人相比较。她甚至用了全书3/5的篇幅逐一“挖掘”三种异文化的日神性与酒神性。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本尼迪克特在接过美军的日本国民性项目之后，径直将这套日神-酒神逻辑挪到日本人身上，并论述其明暗面。没有任何人觉得不妥，毕竟在白人眼中，日本也只是太平洋西缘的一个较大的岛国，都是欠缺调教的黄皮猴子。
问题并不在于博厄斯、本尼迪克特等人对19世纪人类学范式的颠覆是否正确，或者说用“日神-酒神”框架解读异族是否合理，而是该结论实在欠缺经验材料支撑。《菊与刀》只是作者从未直接接触过日本人，只是根据二手文献和访谈资料写就的。
暂且不论演绎法和归纳法，何者更接近现实人类社会的运行逻辑，一个不可磨灭的事实是，日本人也好，多布人也罢，他们都在抽象理论的建构中“消失”了。白人的确有在反思西方中心论，但仍然是自大和自私的。
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之后著名的社会学家杜赞奇、詹姆斯·斯科特身上，以及新清史学派的观点中。这并不是文化相对隔离产生的陌生感造成的，而单纯是“结论先行”、“先画靶，再射箭”的结果。
其背后是西方白人从未真正赋予他们的研究对象，如日本人、南岛语族、中国人以及其他“东方”民族以主体性地位。他们对原住民的内疚感，并不是出于内心深处对澳洲土著尊严和权利的确认，而是对自身“文明优越论”的怀疑。
二战后，联合国成立，但西太平洋原住民的境遇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反而因为边缘位置而备受欺凌。1950年代，美国人连续在乌蒂里克环礁、朗格拉普环礁、比基尼环礁附近试验氢弹，大量放射性物质沉降、笼罩于整个马绍尔共和国的领土之上。
20世纪60年代，法国在位于南太平洋的海外属地——法属波利尼西亚——进行了为期30年、核爆试验次数高达近200次的核试验。其中1966年到1974年间进行的40多次核试验，更是露天完成的。
也正是通过波利尼西亚人，美国医生和军队高层第一次有条件接触大批辐射感染者。他们恶心、呕吐、头痛、发烧、眼睛干涩发痒、肢体肿胀、烧灼感严重，牙龈流血不止；白细胞和红细胞皆数值偏低，且在不断减少；甲状腺中各种放射性化学元素居高不下，其他腺体、造血器官、肾脏和肝脏也都同样受到影响。
美法两国政府把相关数据和取证材料雪藏数十年，不仅仅是为例提防苏联，也是为了避免波利尼西亚人为了保护自身权益而在联合国起诉美国和法国政府。在强权面前，波利尼西亚人犹如参与人体辐射实验的小白鼠。
那些不受核辐射威胁的西太平洋原住民境遇也没有好到哪去，关岛人和琉球人一样在临界状态中生活。他们面对着比核污染更严峻的挑战，那就是美军基地对当地社会的种种欺凌。关岛人对于美国而言，只是“国民”，而非与其他50州拥有同等权利的“公民”。
当上个世纪80年代，人们还对美国输出“民主化”转型充满幻想的时候；当有些中国人还在呼唤美国式法治，并把它想象为透明、平等理念的时候。关岛人却在现实中深刻地体味到这种“民主”制度的虚假内涵，并真实地承受着这种“法制”的蹂躏。
在过去的千余年当中，南岛语族无疑是勇敢而伟大的航海家。尽管南太平洋的岛屿星罗棋布，彼此之间相隔甚远，但他们仍可以用手掌、木头和石块在浩瀚无垠的海洋航行数千公里，且丝毫不脱离既定目标。
如果非要以中国为本位，考察南岛语族的历史地位，那么可以说，他们就是中国上古先民凿空“东大洋”的使者。西太平洋诸岛是中国与美洲的“中转站”，人类历史的大航海时代绝不是由近代西方殖民者领衔。
近代以来，欧洲白人大举进入西太平洋地区。在线性史观之下，西方技术、文化和理念或许是“先进”的，但对波利尼西亚人来说却不一定是适合的。他们被强行架上了“工业化”、“现代化”的轨道，脱离了古代虽然原始却极为富足的生活。
在格格不入的“现代”环境中，他们被动适应着资本主义“赐予”的社会发展方式——一种异化的方式。伴随着人口、资源和思想的掳掠，他们原有的民族特质和文化几乎荡然无存，正如“没有一个医生能够治好一个灵魂已经死亡的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