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抽烟,不像话 | 刘文绍·早茶夜读

文摘   文化   2024-09-06 02:00   天津  

 

第1536夜


1953年7月,在北京东郊通惠河边,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正式开工兴建。



底稿 刘文绍(生于1933年)    相关口述、文字整理、编辑 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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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棉一厂

建国初期,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历经三反,五反,打虎,肃反,整风,大鸣大放,反右,贯彻八大路线、总路线,用阶级斗争为纲指导思想搞运动,调动人民的革命干劲。北京新建纺织厂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年轻工人和由青岛、上海调来的技术工人干部,在政治运动中主要是学习,厂内受冲击的人不多。

我在北京国棉一厂时,动力科有位检修工人叫南溟深,小组学习发言时,他表达了对币制改革(旧币换新币)的不满,又因家里新生儿发烧有病,请医务室医生去家看病,医生让他把孩子抱过去看,南说孩子没满月不能往外抱,南为了孩子拉扯大夫,医务室上报厂保卫科。事态进一步扩大,保卫科往深处查南,去家查看搜到家中留有旧刊物,有一本国民党时期的宣传手册,于是将南带走审问,南出言不逊,综合起来即为,有言论、有行动、有材料,经报市里审批,把南定为坏分子,送去天津东郊盐场改造。1962年摘帽,想回一棉厂,厂子不收,留在盐场当正式工人,他的家属一直在一厂。

 1954年9月,拥有五万纱锭、一千多台织布机的国营北京第一棉纺织厂正式开工生产。

1960年进入困难时期,生活用品供应紧张,粮、油、肉、蛋凭票购买,一个月肉半斤、油二两,粮食定量市民28斤,职工28~30斤,男工32斤。我的定量30斤吃不饱,妻子成儒仙在京棉二厂省下窝头送给我吃。热量不够,下班乘车去王府井百货大楼买高级水果糖,十元一斤(平价糖一元零二分),揣在口袋里,饿了就吃糖。这样保住自己没闹过浮肿,没得过肝大,但两三年后,我的槽牙受腐蚀,从30多岁就开始坏牙,但我不后悔,有几位同事从那时起患肝大,后转成肝硬变肝癌,五十多岁就离世的人不少。

 厂里的女纺织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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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毛厂

1962年,一棉暂时停产,我被借调到第二毛纺织厂(简称“二毛”),后留下任动力科副科长,主管锅炉和给排水工程,先后完成了四台锅炉安装,开凿深井、引运河水,及时满足生产需要。

1964年,北京纺织局接受纺织部委托,援助东非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建纺织印染联合厂,从京棉印各厂抽人组建援外办公室,内设防治、印染、机电、供销各组,我被委任为机电组组长。我们的任务第一步是做好国内准备工作,根据纺织部设计院的图纸到主机生产厂订货,计划于1966年下半年出国安装,年底投产。1966年中,一切准备就绪,设备已发运港口、我们也已经领了护照,“文革”开始了。二棉造反派把刚从大庆学经验回厂的骨干分子和当权派冯迈伦等二十多人列成一排在办公楼前多次批斗。1967年初,援外办公室解散,人员各回各厂,我回到二毛。

 北京二毛纺织集团大门

1967年初回厂时,厂内已形成两大派,多数派叫“东方红”,造反派叫“307”,互打派仗,斗争激烈时多数派被打散跑到东郊各厂搞串联造成大车间停产。我是中层当权派,刚回厂看不清,不能表态亮观点,但看到停产局面急在心里,怕进一步发生停水停电事故,配电室、水泵房值班工人都是多数派,我就给他们做心理建设,稳定他们千万不要拉闸,日夜巡回,白天检查深井、水塔水位,到生活区买吃的,锅炉已经停烧无人值班,于是我夜晚就地在锅炉房休息,这样守了三个星期,其中一个白天曾我抽身回东郊家报了个口信然后立即回厂。停产一个月到1967年9月军代表进厂号召大联合抓革命促生产,才开了车。

1968年,搞清理阶级队伍,我受到冲击,厂房东墙和路边都有墨刷的大标语:把混进党内阶级异己分子刘文绍揪出来。总支书记梁联威找我谈话,让我把家庭出身由职员改为地主兼资本家,按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示,往上查三代。我后来在大会上为此做了检查。被刷标语和家庭出身的改变仿佛使我戴上了个紧箍咒,不爱多说话,不参与派系活动,在军代表的带领下一心扑在工作上,在锅炉改造和排水处理上做出成绩。

 1962年8月,第二毛纺织厂计划任务书制定完成,全厂工人总数达3000人。

文革对我的冲击不涉及武斗,但对别的同事就没那么轻松了。副厂长张振江因在亮相时坚持站在多数派一方,而多次被造反派阳建民等揪斗,说他是走资派,致使脖颈、腰椎多处受伤,到八十年代发展到胸部麻木、呼吸困难,动手术用德国进口设备把脊椎切开,处理椎管狭窄压迫神经问题,手术成功,恢复了自由呼吸,但两年过后突然瘫痪在床,不久离世,年仅六十出头。

小邓是修机间钳工,时年20岁,父母因文革离异,小邓依靠母亲,家住德内大街,母亲是泰国华侨临时回国探望,结果遭到劫难,小邓被造反派指为里通外国的坏分子。小邓双手被铅丝捆住,手腕靠着树干用绳子捆住,被皮带抽得大声喊叫,围观群众无一敢上前劝阻。我从修机门外路边经过想帮忙劝说,被同行者一把拉开,不敢再看。高潮过后,小邓事情平息下来,有次放假回家我与小邓一同乘45路公交车,我问他为何当时没有跟母亲离开,小邓回答道,我已经是成年人,有工作,有户口,我是中国人,不愿离开中国。这番言辞令人感到悲伤。

 二毛纺织集团工作环境

1962年至1980年,我的工资相当于17级干部,文革期间有人写我的大字报:“刘文绍,你挣那么多钱,你不抽烟,你都干什么去了!”我看到后,赶紧把烟抽上了。

在二毛时,我经常熬夜画图,为了提神,抽烟也成了一种习惯。

没有瘾,几年后就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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